中国正掀起一场“死亡税率”大激辩
2016-12-22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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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严九元,来源于微信号“智谷趋势”(zgtrend),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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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国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一场舆论激战。

“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图11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而“死亡税率”也遭到了来自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显然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21、22日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图22

图33

“死亡税率”到底存在不存在?税负重不重,由谁说了算?在这场激战中,一方征税者,另一方是被征税者;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一方是相关部门,另一方是商界和学界。

类似争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却有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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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企业家纷纷吐槽税负。

最近,有两位全国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炮轰中国的高税负。

一位是福建的曹德旺

曹

另一位是浙江的宗庆后

宗

12月13日,在出席某活动时,这位娃哈哈的掌舵人发表演讲,批评高税收:

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各方面成本比较低,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最近我们一天到晚说降低税费改革,我们最近也汇总了一下,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费还增加了,特别是环保经费增加太多。

如果政府没有钱,出台政策就向企业收税,如果企业被榨干死掉了,还能向谁收呢?

22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李炜光说:“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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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早先的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李炜光分析认为:

那么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

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

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只是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图44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

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纵观各方言论,可以发现存在三大焦点

(1)“死亡税率”成不成立?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21日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李炜光对此回应称,看企业税负重不重,关键要看企业的税负占利润比例,这才是要害,否则就是在玩“数字游戏”:

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2)“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不是存在?

21日,环球时报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

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在刘所长看来,一国企业税负高不高,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标准。不过,李炜光反驳称: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

一方企图用相对论消解“税负过重”的诘问,一方用企业家的真实感受来呈现最直接的证据。

税~

(3)“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

22日,国税总局转发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题为《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文中称,

“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不过,营改增减少企业负担的说法却遭到了来自企业家的反对,宗庆后此前在演讲中就直言不讳:

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无独有偶,李炜光的调查也显示一样的结论: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

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论战中的三大分歧,显示的是现实中的三大断裂

“‘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断裂。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强势的征税方与弱势的纳税方的断裂。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学术研究与数字游戏之间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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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

当曹德旺近期现身,回应外界对他的议论时,他说:

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

评判投资环境,没有什么比企业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李炜光警告,“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

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我的学生跟我争,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我认为还是挤出效应。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

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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