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上涨在即,CPI何去何从——从非瘟历史经验谈起

来源: 宏评债论
平安观点 3月猪价淡季抬头,推动CPI重返2%时代,引发市场关注。本篇报告结合非洲猪瘟的国际经验和...

平安观点

3月猪价淡季抬头,推动CPI重返2%时代,引发市场关注。本篇报告结合非洲猪瘟的国际经验和国内生猪产业的特征,对未来猪价和对CPI影响进行分析。

>>非洲猪瘟防治存在较大现实难度

从各国斗争非洲猪瘟的经验来看,非瘟的威力不容小觑。从传入到根除非瘟,西班牙用时35年,从实施净化措施到根除,西班牙也花了10年时间。从传入到根除,巴西耗时7年时间之久。而俄罗斯从2007年开始至今未能成功净化。国际经验显示,严禁泔水喂猪、严格消毒的饲养环境、从业者的积极配合、限制转运是防控非洲猪瘟蔓延的关键。然而我国国内生猪产业存在的以下问题将使得我国防控非洲猪瘟的难度明显加大:①各省产销错配,转运需求很大,②小规模农户占比很高,从而饲养与净化水平可能难以达标。

>>猪价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加速攀升

夏季是非瘟疫情的高发时间。俄罗斯经验显示,5、6、7、8月均是非瘟疫情的高发月份;欧盟、拉脱维亚、波兰的疫情则均是从5月开始加速,7月达到高发顶峰。所以根据经验,从5月开始,我国疫情有逐步重新变得严峻的可能。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猪周期上涨、下跌阶段的时长在15个月至31个月之间;最近的一轮猪价下跌阶段从2016年5月开始,距离2018年5月这个相对低点已有24个月,距离2019年2月这个相对低点则有大约33个月,如此从时间上看,新一轮猪周期的上涨可以说已经蓄势待发。另外从历史经验上看,生猪养殖利润开始持续进入负区间之后的一年左右,猪价的拐点开始出现;而本轮周期从2018年3月开始出现持续亏损,这也同样预示着猪价拐点的出现。

需求端对猪价的拉动力同样不可忽视。2007-08年、2010-11年、2015-16年这三轮猪价的快速上涨均处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明显向上周期(部分时间甚至处于经济过热阶段。考虑到当前社融增速已企稳回升,接下来宏观经济的短期回暖很可能也会对猪价带来助推。除此之外,年内的季节性旺季也即将来临:从猪肉价格历年的季节性规律可以看出,5月之后,猪肉将逐步进入需求旺季,这也很可能成为接下来猪价开始趋势上升的重要触发因素。

>>单月CPI有冲至3%附近的可能,全年CPI水平预计在2.5%左右

如果假设非瘟等因素将刺激单一月份CPI项下的猪肉分项最高冲至50%左右,那么这最高会对单月CPI在3月基础上进一步带来大约1个百分点的推动。但是,今年油价可能存有一定向下压力,即使在油价保持当前水平不变的假设下,高基数也会使得油价同比增速出现逐月下行,预计最高可以为CPI带来0.2-0.3个百分点的向下对冲效应。

所以,在猪价大涨、油价部分对冲的假设下,个别月份CPI增速存有冲至3%附近的可能(四季度的压力可能相对较大),全年CPI水平预计将升至2.5%左右。如果CPI只是短暂地站上3%以上,应该不会对货币政策带来明显掣肘;但如果疫情持续,价格上涨难以短期缓解,CPI则将会对货政带来一定约束。

目录

正文

去年非洲猪瘟正式登陆中国之后,猪价的走势和可能对CPI产生的影响便备受市场关注。本篇报告首先对非洲猪瘟在其他国家的演进情况和相关国际经验进行了基本介绍,而后反观我国国内生猪产业的现阶段特征,我们认为未来国内在非瘟防治上存有不小的现实难度。与此同时,结合非洲猪瘟的季节性规律、国内猪周期的作用、国内需求端的拉动三个方面因素来看,我们认为未来两个月,猪价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快速上涨。报告的最后,我们对“猪通胀”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今年猪、油之间形成对冲的概率仍然相对较大,全年CPI水平可能将在2.5%左右,并不会对货币政策带来较大掣肘。

二、非洲猪瘟防治的国际经验

非洲猪瘟(Africanswinefevervirus,ASFV)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猪的一种以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急性接触性传染病。非洲猪瘟病毒目前共有24个基因型,不过除基因Ⅰ型和基因Ⅱ型之外,其他基因型均未出非洲大陆。

基因Ⅰ型非洲猪瘟在1957年和1960年被引入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家航空公司将未煮熟的猪肉料理航空餐当成泔水送到了里斯本郊外的养猪场),非洲猪瘟在伊比利亚半岛扎根之后,又进一步蔓延至其他欧洲国家(法国、比利时等)、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经过整整30多年大刀阔斧的整治之后,基因Ⅰ型非洲猪瘟才基本绝迹,目前除撒丁岛外和非洲本土外,其余地区均成功净化该病毒。

不过,十多年后,非洲猪瘟便再度席卷而来。2007年,地处黑海东部、俄罗斯南部的小国格鲁吉亚宣布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基因Ⅱ型)。由于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民族问题复杂,政令难以统一,非洲猪瘟便在这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区迅速爆发扩大。同年,非洲猪瘟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俄罗斯境内,之后的数年里,非洲猪瘟以俄罗斯为基地向东西两侧扩散:向西一侧,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纷纷宣布非洲猪瘟疫情,向东一侧,非洲猪瘟进一步侵入蒙古、中国。从2007年至今已经度过了十多年的时间,然而基因Ⅱ型非洲猪瘟不仅没能得到有效控制(至今俄罗斯仍然受到疫情困扰),还进一步进入了新的“温床”:2018年8月,我国辽宁沈阳发现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基因Ⅱ型非瘟病毒正式从俄罗斯传入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

从各国斗争非洲猪瘟的国际经验来看,非瘟的威力着实不容小觑。从传入到根除非瘟病毒,西班牙用时35年,从实施净化措施到根除,西班牙也花了10年时间之久;巴西传入非瘟病毒时间稍晚,但从传入到根除同样长达7年时间之久,从实施净化措施到根除也耗费了4年时间。而对于新一轮的基因Ⅱ型非洲猪瘟病毒,俄罗斯则至今未能成功净化,且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蔓延扩大,进一步威胁着周边国家。

国际经验显示,严禁泔水喂猪、严格消毒的饲养环境、从业者的积极配合、限制转运是防控非洲猪瘟蔓延的基本通识。而能否在现实情况中成功地根除非瘟,则取决于上述措施的执行程度,这背后考验的是国内区域结构上的生猪供需环境、农户养殖场可以提供的客观的净化能力和从业者主观的配合程度(能否做到摒弃私利,积极上报等)。目前来看,我国国内生猪产业存有:①各省产销错配,导致很大的转运需求,②小规模农户占比很高,导致饲养与净化水平可能难以达标的特征,这将使得我国防控非洲猪瘟的难度明显加大。

二、我国在非瘟防治上存有客观难度

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非洲猪瘟的传播途径:“动物及动物产品移动或接触”这一传播途径占比高达38%,“喂饲泔水”占比高达35%,“其他接触途径”占比23%,“不详”占比4%。从我国目前已发生的情况来看,在已查明疫源的96起家猪疫情中,传播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生猪及其产品跨区域调运,占全部疫情约16.67%;二是泔水喂猪,占全部疫情约43.75%;三是人员与车辆等机械未经彻底消毒净化,带毒传播,占全部疫情约39.58%。

可见,生猪及相关制品的移动、高标准的饲养及净化环境是控制非洲猪瘟传播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防控都存在着较高的客观现实难度

1.国内各省产销错配,转运需求很大

我国生猪产业存在产销错配的特征。从2017年的情况来看,四川、河南、湖南、山东、湖北这5个省份即提供了我国猪肉产量的近4成。结合统计局公布的居民猪肉消费数据,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河北是排名靠前的猪肉调出大省,而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天津是猪肉调入省,特别是广东省,其一省的猪肉消费量即已占全国消费的12%左右。产销错配的格局导致我国存有较强的生猪、猪肉相关制品的转运需求,这会对我国的非瘟防控带来明显压力。

近几年我国出台的生猪产能规划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产销错配格局。2016年我国农业部发布《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发展区、适度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和原来的养猪大省差异并不大,但在考虑到南方水网保护的情况下,规划将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广东8省划入了约束发展区,而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省份均是原本的养猪大省(特别是湖北和湖南)。对冲之下,规划将东北4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和云南、贵州2省列入潜力增长区,以期满足京津沪和其他地区的供应需求。

可见,在环保和资源约束的考虑之下,近几年农业部对国内生猪产能的规划存有“南猪北养”的特征,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国内产销分离的格局,不利于疫情的防控。除此之外,新设立的潜力增长区(东北4省和云贵2省)的相关养殖场还可能存有因养猪经验较短,从而疫情防控能力稍差的弊病。

2.国内散养户产能占比很高,饲养与净化水平可能难以达标

更加专业化的大型养殖场显然在病毒的净化、防控上更具优势。数据显示,在俄罗斯的非瘟疫情中,有63%的案例发生在小型庭院式养殖场中,相比之下,中小型商业猪场和规模化商业猪场发生疫情占比仅分别为18%和16%。目前国内的疫情也同样多发于小规模养殖户,出栏规模大于5000头的大型养殖场的疫情发生数相对较少。

我国生猪产业以散养户为主,防疫水平可能难以快速达到高标准,这为未来的防疫工作可能带来一些隐忧。中国畜牧业年鉴数据显示,虽然小饲养场所提供的生猪产能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截止2016年,生猪年出栏数低于50头的散养场所提供的产能占比仍然过半,也即散户仍是我国生猪养殖的最主要提供者;相比之下,我国年出栏数超过500头的大中型饲养场产能占比不超过30%,年出栏数超过1万头的大型规模场产能占比不超过10%。

三、猪价可能将在未来两个月开始加快攀升

1.夏季是非洲猪瘟传播的温床

夏季和冬季是非洲猪瘟传播的温床,这是因为:首先,在严寒天气下,猪群抵抗力容易下降,非瘟病毒(对低温耐受力较强)容易趁虚而入;夏季寄生虫、老鼠、蚊蝇泛滥,同样也有助于病毒的传播蔓延。

今年冬季,我国非瘟疫情明显加剧,1、2月份生猪存栏量环比相应出现大幅下滑;进入3月后,非瘟疫情发生数环比下滑,蔓延的势头边际收敛。不过借鉴国际上的历史经验,未来两个月我国非瘟形势可能会重新加剧:从俄罗斯的经验上看,5、6、7、8月均是非瘟疫情的高发月份;欧盟、拉脱维亚、波兰的疫情则均是从5月开始加速,7月达到高发的顶峰。所以,根据非瘟疫情发酵的季节性规律,从5月开始,我国国内的非瘟疫情有逐步重新变得严峻的可能

2.来自猪周期的推动

除了非洲猪瘟的因素之外,今年将进入新一轮猪周期的上涨阶段是接下来猪价看涨的另一层重要原因。猪周期的形成源于“猪价上涨——养殖户扩产、产能增加——猪价下跌——养殖户补栏不足、产能收缩——猪价再度上涨”的蛛网模型逻辑;由于母猪育肥成为能繁母猪(8个月)+母猪妊娠产仔猪(4个月)+仔猪育肥(6个月)一共需要大约18个月的时间,所以通常一轮完整的猪周期耗时大约3年的时间。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猪周期上涨、下跌阶段的时长在15个月至31个月之间;最近的一轮猪价下跌阶段从2016年5月开始,距离2018年5月这个相对低点已有24个月,距离2019年2月这个相对低点则有大约33个月,如此从时间上看,新一轮猪周期的上涨阶段可以说已经蓄势待发。

判断新一轮上涨周期拐点的另一个角度是生猪养殖利润。如果猪价持续下跌使得养殖户深度亏损,那么这不仅会影响养殖户的主观补栏意愿,还会影响养殖户的客观补栏能力(现金流)。从历史经验上看,养殖利润开始持续进入负区间之后的一年左右,猪价的拐点开始出现(上一轮周期从2014年1月开始持续亏损,猪价的拐点出现在2015年1月);本轮周期从2018年3月开始出现持续亏损,如此来看,同样可以说新一轮猪价的上涨周期蓄势待发(事实上,今年3月猪价走势已经有明显转升的迹象)。

猪周期研究、非洲猪瘟的影响的立足点和关注焦点均是生猪产能,所以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这种产能数据走势是观察研究的重点。去年农业农村部对这两个指标的样本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数据的实用性应该也有所提升。数据显示,近几个月,我国生猪产能出现了加速去化,生猪存栏同比增速出现迅速下滑,1、2、3月生猪存栏同比增速分别低至-13.1%、-17.0%、-19.1%,从环比角度来看,1、2、3月该指标对应的环比增速为-5.7%、-5.4%、-1.2%。这种快速的产能去化应该是猪周期产能去化的大环境下,非瘟带来了进一步推动所致,如前所述,3、4月产能的去化速度可能相较冬季有所放缓,但预计进入5月之后,产能的去化速度可能会有进一步加快。

3. 需求端的拉动力不容忽视

需求端同样是影响猪价的重要拉动力,07-08年、10-11年、15-16年猪价快速上涨的背后除了供给端的推动(猪周期)之外,来自需求端的拉动同样不容忽视。因为上述三轮猪价上涨阶段均处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明显向上周期(部分时间甚至处于经济过热阶段),这一点可以从名义GDP增速(经济增长)和M1M2增速差(信贷环境)走势明显看出。

在经过去年四次降准之后,今年宏观经济企稳在即。从M1M2增速差这个相对敏感的前瞻指标来看,其在今年2月和3月已经出现了触底回升迹象,所以,未来几个月宏观经济的企稳改善也可能为猪价上升带来需求端的支持。

除了宏观大环境之外,年内的季节性旺季也即将来临。从猪肉价格历年的季节性规律可以看出,5月之后,猪肉将逐步进入需求旺季,这也很可能成为接下来猪价开始趋势上升的重要触发因素。

四、猪周期是否会对CPI带来显著压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非洲猪瘟季节性规律、猪周期上行阶段开启、宏观经济需求端企稳回暖、年内猪肉需求旺季即将来临这些多重因素的刺激下,5月份猪肉价格可能会逐渐开始进一步上行。而考虑到这一次是危害力极大的非洲猪瘟首次登陆中国,再叠加原本的猪周期趋势,我们认为接下来猪价的上涨空间较大。

从历史情况来看,07-08年、10-11年、15-16年这三轮猪价上涨推动CPI的猪肉价格分项增速最高达到80.9%、56.7%、33.6%,08年和11年CPI增速最高分别冲至 8.7%、6.5%。其中07-08年猪价大幅上涨是由高致病性的蓝耳病和猪周期的共同推动,对本轮猪周期的上升存有一定参照性。在相对大胆的假设之下,非瘟等因素将刺激单一月份CPI项下的猪肉分项最高冲至50%左右,那么这最高会对单一月份CPI在3月基础上进一步带来大约1个百分点的推动。由于同比增速的角度已经一定程度考虑季节性扰动,所以猪价对CPI的推升作用可能与07-08年一样呈逐月走高的态势。

不过,今年油价可能再度对猪价的上涨形成部分对冲,释缓CPI上涨压力。在最近的三轮猪周期中,前两轮猪、油基本同向上涨,共同推动了CPI的暴涨(07-08年这个时间段,油价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后半程,在猪、油的双重推动下,CPI最高攀升至8.7%),然而15-16年间,油价的低迷对猪价上涨形成明显对冲,由此这一时期,CPI基本保持平稳,并保持在2.5%以下的低位区间。今年,油价很可能会再度对猪价上涨形成部分对冲。我们认为,未来油价走势可能会相对偏弱:一方面,虽然在去年多次降准的支持下,今年中国经济可能将逐步企稳,但全球经济增长仍明显承压,IMF也在近期再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所以需求端会对油价带来压力;另一方面,美国的增产为OPEC减产协议的达成带来显著压力(近日俄罗斯财政也公开质疑减产协议可能会将市场份额拱手送让给美国),与此同时,油价上涨本身也会进一步刺激产油国的扩产动力。事实上,即使假设未来油价的波动中枢即保持在当前水平不变,在基数的作用下,油价的同比增速仍然会逐月走低,一直到10月份,最高至少可以为CPI带来0.2-0.3个百分点的向下对冲。从基数分布来看,油价的向下对冲效果应该也会逐月扩大,年末最后两个月对冲效果转而下滑。

所以综合来看,在猪价大涨、油价部分对冲的假设下,今年个别月份的CPI增速存有最高冲至3%附近的可能;走势上,由于非瘟疫情导致生猪产能去化的负面影响应该是逐步加剧,所以四季度猪价压力会相对更大,同时油价在最后两个月的对冲效果也可能转弱,所以年末CPI压力可能更大;全年CPI水平预计将升至2.5%左右。货币政策方面,如果CPI只是短暂地站上3%以上,应该不会对货币政策带来明显掣肘,但是如果疫情持续,价格上涨的局面难以短期缓解,CPI则将会对货政带来一定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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