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规划表明，中国的新型城市群发展策略愈来愈清晰。伴随人口老化，生产率的增长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的关键，为此，支持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的供给侧改革2.0版不可或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发挥城市群效应，形成互联互通、知识外溢、产业合作、人才与资金畅通流动的优势城市群，而非依靠单个特大城市。
我们预计大湾区全要素生产率 (TFP) 受到进一步开放和一体化推动，在未来十年保持强劲势头，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进程中，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昨日出台，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一步，也表明中国的新型城市群发展策略愈来愈清晰。此前，大湾区的基建互联互通，已经为进一步发展的《规划》提供了物质基础，自香港-深圳-广州高速铁路于去年9月底通车，广州到香港的距离与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相仿，但通行时间却缩短到区区47分钟（后者需要3小时）。从摩根士丹利的香港办公室前往毗邻的大城市深圳CBD的时间，在高铁开通后被缩减至30分钟以内，让笔者实地感受了互联互通的便捷。未来数年，大湾区还有高达10条城际铁路，以及中深通道陆续开通，进一步打造粤港澳1小时生活圈。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规划》体现了以大湾区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领头雁的“三更”方向，即在本区域实施 更大力度市场化改革、更大范围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港澳企业）、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一体化，三箭齐发，大湾区将引领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推动生产率提升，夯实可持续增长潜力。我们预计大湾区人口规模可在2030年最高增至8800万，经济总量将翻一番以上，达到3.2万亿-4.1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经济规模而相当于全球GDP第五大经济体，为我国GDP的增长贡献1/5。区域内收入趋同步伐加快，卫星城市与枢纽大都市（广州、深圳）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从目前的43%缩小至2030年的1/3左右。
大湾区规划背景：城市群在中国具有独特意义
城市群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支柱。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长期而言，劳动力数量缩减和人口老龄化将拖累经济潜在增速。因此，能否确保生产率的增长，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的关键。为此，支持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发挥城市的集群效应，而非依靠单个的特大城市。
紧密相连的城市群能够保持大城市的集聚优势，比如，一体化的就业市场，方便雇主与雇员相互搜寻和匹配；企业聚集带来供应链专业化及跨产业的协同共进；以及人力资本集中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同时，城市群也可有效缓解超大城市常见的高房价、交通拥堵、社会管理难度高等大城市病的拖累。受到互联互通的加成，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对于一部分产业更具吸引力，而中心城将更多地承载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在区域上合理调配，配合高效的城际铁路网络，可有效降低长时间通勤以及拥堵带来的时间损失，提升效率。
尽管城市群的概念并非新事物，但是，若缺少足够大的人口基数、供应链互补性、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协调的政策支持，城市群策略可能因为低效、过度投资引发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全球较为成功的城市群范式，主要是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圈、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大都会区等寥寥数个。不过，相对海外，中国的五大主要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具备“大、快、活”三个独特优势：
其一，人口规模大。我国五个主要城市群平均人口为1.08亿，远高于目前国外最大的城市群大东京区的约4400万人口。庞大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密度有望给产业布局、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扩张提供充裕空间。
其二，互联互通快。中国目前拥有世界最长最快的高速铁路。除了上述提及的香港到毗邻的深圳、到中短距离的广州，均已实现一小时通勤，哪怕是香港赶赴远距离的长沙，也仅需3小时出头，远远快于美国同等距离的城市之间（譬如洛杉矶去旧金山，陆路耗时近7小时）。
其三，政府支持政策灵活（差异化的政策）。例如，小城市的户口政策更为宽松，公共资源分配近年来逐渐往中小城市倾斜。
中国已有的经验也显示，区域内的基建互联互通确实有助于促进收入收敛和提升生产率。笔者对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以2010-2011年（两地区高铁网络铺开的年份）为分界线进行观察对比。发现高铁开通前，初始生产率较低的中小城市相对大城市而言增长缓慢，但这一现象在高铁开通后逐步逆转，显示便捷的互联互通带来了更强的收入收敛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优势
五大城市群的逐步形成有助于支撑生产力增长，而粤港澳大湾区是这其中发挥集聚优势的桥头堡。大湾区是珠江三角洲的扩张版，享有独特优势，包括多个世界级枢纽城市、外来年轻人才涌入推动人口增长，以及诸多具备竞争优势和聚合效应的高附加值行业。
与其他四个城市群分别仅专注于若干行业不同，大湾区的支柱产业更为多样化，包括高端制造业（分布于多个珠三角城市）、IT创新（深圳）、金融（香港和深圳）、专业服务（香港）、休闲娱乐（澳门和珠海），以及航运（整个区域）。
此外，珠三角地区在过去近30年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桥头堡，也受益于此发展出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并逐步向高端制造业迈进。
下一个阶段，要让大湾区成为改革开放的高地。为充分发挥大湾区的独特优势，促进枢纽城市之间的协同作用，除了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外，决策层应在大湾区规划得具体落实政策中，将这一区域打造成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加强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改革桥头堡，譬如，进一步简政放权、鼓励创新；放松对外资股权比例限制和负面清单管理；深化社保、社会公共服务等改革，推动香港与广东金融一体化进程，最终，促进人员、物品、资金、公共服务的进一步自由流动。
大湾区作为领头羊，发展后劲仍然很强。我们预计，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基于枢纽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和对卫星城的辐射作用，大湾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望在未来十年保持在1.5-2.2%的区间，延续过去十年的势头。同时，参考国际城市群的人口密度和本区域的人口结构，我们预计大湾区人口规模可在未来10年增至7600万到8800万之间（目前为7000万）。如此一来，到2030年，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将翻一番以上，达到3.2万亿-4.1万亿美元的范畴（2017年为1.5万亿美元），超过英国的经济规模而相当于全球GDP第五大经济体，为全国GDP的增长贡献1/5，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经济一体化，区域内收入趋同步伐加快，卫星城市与枢纽大都市（广州、深圳）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从目前的43%缩小至2030年的1/3左右。
对香港和澳门而言，大湾区规划更是相当于CEPA的2.0高阶版本，对更高水平金融一体化、对港澳企业更大范围开放，以及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安排，具体而言，香港有继续完善股市通、债市通的广阔空间，有发展人民币和大宗商品的对冲产品的巨大潜力，有开放双方金融产品投资渠道的独特优势，还可以发挥香港的法律、仲裁、专业服务提升大湾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水平。
香港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正从净储蓄者转变到资本输入者，2019年或为长期经常账户赤字元年，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转型、储蓄率伴随人口结构变化逐步下行。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外资流入的重要性在未来会显著提高、中国与全球资本的关系也将发生结构性转变。这个转变使得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性升至前所未有之高度。
若改革开放到位，中国在全球债券及股票指数中权重上升，全球主权基金也逐渐增配人民币为储备资产，则2019年国债市场外资流入可能达到800-1000亿美元, 远高于2015-18年间年均350亿美元，并在2020-30年间维持在平均760至1200亿美元的高水平。同时，2019年A股外资流入将创历史新高, 达到700-1250亿美元，并在2020-2030年大约在每年1000-2200亿美元之间。这将成为改变境内市场结构和偏好的重要力量，也有助人民币汇率保持强势。而外资的流入渠道，鉴于香港的金融服务水平和监管国际化优势，有相当一部分会经过香港与内地的股市通、债市通等各种跨境投资渠道，并在香港带动发展更多外汇和证券投资对冲避险工具。有鉴于此，笔者预计伴随着今后十年证券投资流入内地的快速增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本文作者：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原文标题：《大湾区规划：助推大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香港再攀金融中心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