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党派争端、南北分裂的历史根源

作者: 见闻书院山长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的《危机将至:内战前的美国,18481861》第2章“国家分裂的预兆”

然而,审视随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便会发现,这些党派内的争端自身的意义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争端显示,美国人民之间有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政客重视奴隶制问题胜过关税问题和俄勒冈边界问题,这一态度本身就体现出他们意识到了奴隶制问题有巨大的民意基础,这就会让奴隶制问题成为他们制定政策时关注的焦点。沿着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出现了一道鸿沟,并且通过国内政治力量的不同阵营表现了出来。

地方主义对政治的渗透也许一望即知,不值得正式进行分析,但必须承认这一点:在更早的时期,重要的地区差异便已存在了,而无须以政治顽疾的形态表现出来。地区差异一直都能够通过其他形式得到展示,有时也确实采取了其他形式,比如新奥尔良和布法罗之间为争夺上密西西比河谷的贸易形成的经济对手关系,或是后来的文化地方主义运动——南方人想通过这种方式寻求建立独立于北方的文学、出版业和教育系统。

但19世纪中叶的地方主义并没有主要集中在经济或文化领域内发展,而是主要以政治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地方主义的领袖是政党的首脑;地区间的斗争发生在国会、政党大会和立法机构里;他们争夺的势力是政治控制力;他们的目标是用政治指标来衡量的,比如国会法案、新接纳领地的架构、建立新的州等。地方主义的冲动是在政治媒介中进行传播的,这个事实意义深远,因为它意味着政治这个媒介的状态和环境对地方主义势力充分发挥作用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举例来说,美国的选举频率很高,这就要求为了鼓动选民而经常滥用地区间的紧张关系;要是在一个不那么频繁地动用民主选举的体制中,地方主义的骚动可能也就不会像这样形成常态。另一个对地方势力的运作方式具有重要塑造力的政治特色,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选择代表的基本规则并不相同。

这套系统倾向于让南方势力统治两院中的一个,而让北方势力统治另一个,这种局面反过来会让国会中更容易出现僵局,进而延长地区纷争的态势。地方主义和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同样也具有决定性意义。通常认为,既然存在两个国家级的政党,每一个政党又都分为北方派系和南方派系,就会产生一种统一效应,能够抵消地方主义制造的分裂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看法是对的:政党中的一个派系确实想跟另一个派系合作。

譬如,北方民主党和南方民主党各自的极端主义倾向,就由于彼此之间的同盟关系而大大缓和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两党内分属同一地区的派系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每个地区的派系把另一党派同一地区的派系当作对手,争相表现自己对本地区的热情:南方民主党人和南方辉格党人会努力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彻底地投入维护奴隶制的事业;北方民主党人和北方辉格党人则会较量哪一方对自由之土更忠诚。每个派系都会在本地区内抹黑自己的对手,宣称对手背叛了本地区,倒向了对方政党内部另一个地区的派系。

南方辉格党指责南方民主党和信奉自由之土的那帮人结盟;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参加1848年总统竞选的时候,北方民主党利用这一点大肆攻击北方辉格党居然接受一个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来当他们的领袖。

政治体制内另一个塑造了地方主义运作形态的关键特征是,以下概念深入人心:中央政府应该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其权力应该受到宪法的强力制约。这种制约也就等于,实际上国会对奴隶制问题只能空谈,做不了什么实事。国会在为没完没了的南北骂战传递意见的同时,缺乏有效的权力来充当地区争端的仲裁者,实际上甚至不能直接对奴隶制问题进行表态。

既然地方主义的冲动以政治这种形式表达出来,而政治环境又制约了地方主义的运作,一项关于地方主义冲突的研究自然会把研究重心放在政治事件上。不过先做一点儿准备工作,认识到地方主义的开端和本质都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且研究前政治形态中的地方主义是很重要的。最初是什么区分了北方与南方?为什么差异成为紧张关系的源头?文化差异、经济竞争和意识形态分歧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奴隶制对制造地区冲突发挥了什么作用?

从最具概括性的角度来审视地方主义时,也许能够观察到,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环境多样的国家,地区间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自然会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清晰可辨,或者由于利益的冲突而使不同的区域集团形成竞争关系。

这样的过程或多或少总是在进行中,而且一般情况下总能和另外一种力量即统一的力量达到平衡,因此分离的趋势不会变成真正的国家分裂。但地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有时,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分歧比南北之间的分歧还要大。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通过内战画上句号的南北分歧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只不过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最激烈的表现形式罢了。

然而,仍然需要解决为什么19世纪50年代的地方主义与其他美国历史上的地区间冲突相比,对国家的统一威胁更大。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用来证明统一的力量没能抵消分离的倾向,而地方主义的紧张感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没能得到缓解。这桩独一无二的失败因何而起呢?

19世纪50年代期间疯狂滋长、蔓延的地方主义是美国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经过提炼的各种阐释层出不穷,但泛泛而论,可以将它们归为一类学说,其观点是:南方存在黑人奴隶制而北方没有这种制度,这就是地区争议的焦点,其结果是“地区冲突”(sectional conflict)这个术语几乎就等同于指代围绕奴隶制发生的争斗的委婉语。也有历史学家反对这一观点,主张北方并没有什么意愿要解放黑奴,所以围绕着新增领土是否适用奴隶制问题的漫长交锋基本上没有触及南方有超过300万名奴隶在接受奴役这个关键问题,因此,在“反对奴隶制”运动中实际上没有多少真正的反对奴隶制举措。

那么,认为地区冲突只与奴隶制问题有关的这类学说就显得不尽合理了。对这类学说持反对观点的作者提出了另外两种解释——一种把南北冲突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碰撞,这种文化差异超越了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另一种把南北冲突视为一方的新兴工业势力与另一方的农业种植园势力在经济利益上的碰撞。

文化碰撞说的支持者主张,本质上讲,北方人和南方人产生争执不仅是因为他们对黑奴的奴隶身份意见不一,更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在这些学者眼中,南方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园,极端偏远的定居地,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场都是农村和农业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生活一成不变,趋于分散,社会和经济组织多多少少较为原始,人际关系也是个人对个人的。南方人赋予了忠诚、礼节和血性过高的价值——这些品质的意义都在于适应结构简单、技术原始的农业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智力和技术对经济作用不大。

与之相反,北方和西方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仍然是农业和乡村地区,却已经开始积极响应工业化的活力、公共交通和现代技术;并且开始期待迁移流动的、人人平等的、严密组织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城市,以及工业文化。这些地方的人重视进取心、适应能力,以及强大的竞争力,而这些特质无一符合南方的价值观。在某些学者眼中,这些差异的集合太大了,令北方和南方变成了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化,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任何缺乏同化基础的联盟关系都是人为的,事实上也就是虚假的。北方和南方之间在政治上的碰撞正是由于这种整体的不兼容,而不是因为在奴隶制问题,或其他任意一个特定问题上意见不一。即便全体黑奴都得到了自由,这两种文化也终究是要发生冲突的。至于奴隶制,相较于北方的有偿劳动体制具有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南方的奴隶劳动体制当然是僵化而过时的。但这两种制度都有可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残酷的剥削,而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也没有使这两个社会截然分开,这些差异只不过是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二元性的不同反映或不同侧面。文化碰撞说还认为,进一步讲,奴隶制本身并不是黑奴生活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控制特征(controlling feature)——能够决定一个人身份的东西——不是他作为奴隶的法律地位,而是他作为种棉花、摘棉花的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这样一个人在世界市场中是负责生产原材料的非技术工人,无论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无疑都会过着贫困的日子。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指出,尽管黑奴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在这之后的70年里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直到他们不再在棉花地里干活,生活才起了变化。

文化碰撞说最显著的缺点是,它夸大了南北之间的差异性,削弱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对上一章讨论过的南北双方的所有共同点和共享的价值观弃而不顾。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即这些特征真实存在,并且对滋养在19世纪40年代充满了活力的强大民族主义至关重要。进一步讲,任何只强调南方的传统主义的理论都很容易对棉花经济那具有强烈商业性和无比贪婪的特征视而不见。

而解释地方主义的经济碰撞说在这方面则没有遇到困难,因为它没有强调差异性;与把冲突归咎于差异性的文化碰撞说不同,它认为冲突是利益碰撞的结果。经济碰撞说是从经济决定论中发展出来的,它认为两个在经济上存在差异的地区将会产生出不同的经济目标,而这将反过来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当这种冲突陷入重复发生的模式并沿着地理分界线展开时,地方主义现象就产生了。

具体地说,南方经济的基础是棉花和烟草种植业,通过河流和海洋运输产品并贩卖到世界市场,需要宽松的贷款条件来维系。北方和西方的制造业、多样化农业和粮食产业则是通过收费公路或运河将产品运送到国内市场,而这种经济的商业利益已经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本,对通货膨胀和低息贷款产生了警惕。

这些差异导致了如下结果:南方没有销往国内的产品需要保护,因此反对保护地方利益的关税,而北方和西方支持这种关税政策。南方反对使用公共拨款促进交通设施的建设,而位于内陆的西北始终支持这一举措。南方反对设立中央主管机构来调控整个银行业,而各个金融中心则欢迎这种调控。这些针锋相对的问题和其他类似事务一道,制造了长期存在的摩擦,逐渐沿着以足够高的频率反复出现的裂痕分裂了对立双方,加固了地区分裂的壁垒。

经济碰撞说主张,只要对立地区能够保证绝对平衡,双方的经济增长率是稳定的,它们就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关系,在联盟中实现均衡,双方都不必担心被另一方支配。

事实上,南北双方也曾达到过绝对的平衡,那是1787年,这两个地区的各个州都批准建立了“更完善的联盟”2。但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工业时代的经济变革就使得北方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南方,其结果便是北方的人口、财富和生产力都在与南方的竞争中稳占优势。这一局面产生的效应就是北方在国会中日益占据优势。很快,南方就表现出了一种恐惧心理,担心自己会被北方牢牢压制。南方自觉处于少数派的地位,由此激发了对内的团结感、对外的疏离感和防御意识,进而费尽心思地去经营长盛不衰的、主张各州权利的南方政治学说。

恰在此时,向西部的扩张出人意料地突然发生了,美国领土先是扩张到了落基山脉,随后又延伸到太平洋。这件事开启了此后南北两地的一场竞赛,竞赛的目的是主宰新的地区,成立新的州,来维系或打破到这时为止仍然存在于参议院中的南北之间的平衡。竞赛发生之后,南方开始怀恨北方在物质增长上取得的成功,而北方则开始憎恶南方尽管在量化指标上已经失去了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基础,仍然无比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政治平等地位。根据经济碰撞说的这一分析,地区冲突实际上是权力的对抗。

经济碰撞说的缺陷是,要是严格应用这一解释方法,就无法解释历史上存在的若干事例,在这些例子中,尽管经济上存在差异和冲突,但并未导致极端地方主义带来的分裂趋势。经济上的差异可能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促进两个地区之间的和谐共存,只要它们能互为补充,分享资源以分别实现自给自足。

例如,在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就曾经有过相当不同的经济类型,它们之间的利益也经常产生强烈的碰撞,但由于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可以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让两者互为补充,中西部便从没有产生过某种独立的地方主义。为什么南方的经济不能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形成某种类似的相互依赖关系呢?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南方的棉花出口额与全国的进口额持平,而且要是断然否认北方和南方能够找到各自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补充并建立一个全国级别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那也太武断了。

也许文化碰撞说和经济碰撞说能够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概括性分析,这种分析首先需要证明,社会差异的存在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摩擦,接着呈现这些差异是如何转化成特定的利益冲突的。尽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认为这两种学说是互为补充的,但它们的关注重点存在本质上的分歧。本质上,文化碰撞说假设人们只要各不相似就会产生冲突;而经济碰撞说假设无论人们有多么相似,只要其中一方的长处恰是另一方的短处,冲突就会发生。前者主张重要的文化差异导致了纷争;后者主张是纷争导致对立的群体通过夸大本不重要的差异来解释他们对对方的敌意。前者认为地方主义是一场价值观的冲突;后者认为它是一场利益的冲突。前者认为地方主义是围绕身份认同发生的斗争;后者认为这场斗争是为了得到权力。

这两种学说都认为,奴隶制对南北分裂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它们这样认为的理由又很不同。文化碰撞说否认奴隶制和有偿劳动制之间的差别足以造成南北双方之间产生巨大不同,正好相反,是这两个社会之间广泛的文化差异——一方重视阶层和固定性,另一方重视平等和流动性——反映在了各自劳工体制的区别中。

简言之,在两个基础极端不同的系统中存在的深厚文化差异超越了奴隶制造成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碰撞说则主要质疑在这个不同的基础上,奴隶制因素有多大作用。该学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经济决定论的假设,即人类总是受利益而不是理念的驱使,他们争夺的是权力而不是信条,而道德主张往往只充当辩护手段或次要“表达”(projections),相互斗争的利益集团用它来说服自己或公众相信真理在他们这边。借助这种假设,经济碰撞说的代言人带着极大的怀疑,对南北双方对奴隶制和黑奴的具体态度差异进行了衡量,也对南北之间就这两个议题产生的具体分歧提出了疑问。

诸如“自由”和“奴隶”、“反对奴隶制”和“支持奴隶制”这类术语,显示出一种彻底的对立关系,但在实际的政策和行为这个层面上,北方人并不准备解放已有的奴隶,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和黑奴是平等的。

北方各州的“自由”黑奴自然幸免于奴隶的苦役,但仍然没有逃脱种族隔离或歧视,也几乎享受不到什么公民权利。获得自由的黑奴除了在新英格兰北部的四个州以外,在马里兰州以北的各个自由州仍然不具有公民权;1860年以前,没有一个州允许他们履行陪审团义务;无论在何处,他们要么被隔离在独立的公立学校里,要么就彻底无法进入任何公立学校,直到1845年之后在马萨诸塞州的部分地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他们在居住和工作方面都受到种族隔离的限制,只能得到最低水平的收入;而至少有四个州——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俄勒冈——的法律都禁止或不鼓励黑奴进入州境以内。

讽刺的是,就连反对奴隶制运动本身也不是一场毋庸置疑的支持黑奴的运动,事实上它具有反黑奴的一面,而且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摆脱黑奴。几十年来,拥护解放黑奴的主要势力同样也拥护让黑奴“殖民化”,或者用现在的语言说,把他们驱逐出境。当19世纪30年代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与殖民化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在一般大众看来,这只不过是派别内部的、纯粹学术性质的争论。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都是殖民化主义者,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林肯终其一生都支持殖民化主义,而且还将其运用到了实践中,1863年他试验性地将一船黑奴送往海地附近海域中的一座小岛。1862年,林肯对一个黑奴代表团说“我们还是分开更好”,还说他们应该移民离开美国。这种态度即使在反对奴隶制的人当中也如此盛行,似乎证明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奴隶制是地区性的,对黑奴的厌恶却是全国一致的。

质疑奴隶制问题在地区冲突中是否真是首要原因的历史学家最终在自由之土运动那独特的关注点和目标上找到了他们的结论。在北方,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压倒了废奴运动。自由之土运动无意解决正在接受奴役——在南方各州境内——的奴隶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他们并不存在的地方——边境各州;该运动并不主张解放奴隶,而是希望让他们(也包括获得自由的黑奴)远离这些新的地区,以免他们与白人殖民者产生竞争。

只有少数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主张解放几百万正被奴役的黑奴,而这些少数派因为他们拒绝妥协的激情或极端主义遭到了迫害和辱骂;他们没能建立一场普及度很广的运动,比如建立一个大型政党;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是少数派。

而北方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反对奴隶制”的辉格党或民主党,或是后来出现的共和党,甚至包括像林肯这样的人,他们全力以赴地阻止奴隶制出现在新领土上,同时宣称他们永远不会干涉已经存在于南方各州的奴隶制。他们的态度助长了这样的争议,即北方人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对奴隶主的敌意,而不是真的对奴隶有什么人道主义关怀,他们反对奴隶制——套用麦考利(Macaulay)的话——不是因为它给奴隶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给奴隶主带来了愉悦。奴隶制让种植园主得以保持一种贵族腔调,这在简朴的美国民主人士看来既令人厌恶又是一种冒犯。

宪法的五分之三条款在国会中给予种植园主额外的代表席位,也就等于给予他们额外的势力。到了开拓新领地的时候,北方白人既不想和奴隶主也不想和奴隶分享这片新天地——既不想允许种植园主得到更大的政治势力,也不想跟奴隶劳动力竞争。

如果这意味着把奴隶主和黑奴都拒之门外,很难说清自由之土党到底更想把两者中的哪一个排除在外。1847年戴维·威尔莫特本人在为建立自由领地做宣讲时讲得倒是简单粗暴,他关心的只有北方的自由白人劳动者,根本没把被束缚的南方黑奴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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