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姚斌 (ID:pubanyaobin-01)，华尔街见闻专栏作者
文/姚斌
为什么复杂性科学家们在经济学中喜欢引入生物学和进化论？这是因为生物进化是一个竞争、变异、繁殖和适应的过程，并且不遵循严格的定律或法则，十分适合经济学的范式。生物学和物理学或数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永远处于动态之中。生物与环境一直在互动之中，找到最优解不是生物的目标，存活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进化论中强调的是“适者生存”，并不是“最优者生存”。因为过去环境中的最优解，一旦遇到新情况，同样可能不适应，同样可能被淘汰。生物必须在适应当前环境和应对未来变化这两个选择中，做出某种妥协。当环境变化剧烈的时候，有更多灵活度的生物反而能够存活下来。反之，恐龙之所以灭绝，原因就在于此。进化论是一种深入和理解复杂系统的切入点。进化论强调了个体行为和环境的变化，生物通过变异去适应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改变环境。经济与金融市场和生态圈相似。为此，罗闻全提出了“适应性市场假说”理论。罗闻全是美国MIT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生物金融学创始人，致力于从生物学进化论解释人类行为。适应性市场假说主要描绘的是适应性变化对于个体决策行为与整个金融市场的多重作用，而冠之以“假说”之名主要是为了对应“有效市场假说”。在适应性市场假说中，是一群生物相互相竞争，适者生存，而不是一群非生命体按照机械的物理学定律运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适应性市场假说更像是生物学，而非物理学。适应性市场假说告诉我们，进化思想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去粗取精，革故鼎新”的基本原则，对于我们理解金融市场的内在机制极为有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胜于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分析。要知道市场的参与者是有捉摸不定的情绪感的，恐惧、贪欲等主观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实中的市场价格，使之偏离理论上的合理定价。这一假说也告诉我们，承担市场风险并不一定都能期望得到高回报作为补偿，长线投资也未必是良策，尤其是在短期中你的投资可能被市场一扫而光的情况下。市场确实在一些情形下是有效的，前提是当投资者有机会去适应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且市场环境在足够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所谓的时间是否“足够长”取决于许多同样变化莫测的因素。举例说，假如你在2007年10月将毕生积蓄投给标普500——一个包含500家美国顶级大公司的高度多元化的投资组合，经过短短的时间，到2009年2月，你会失去51%的财富。恐惧反射虽然有助于我们躲避生理上的伤害，但却未必让我们避免在金融市场上折戟沉沙。持续的紧张情绪会削弱理性选择的能力，这一点也是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共识。也就是说，恐惧在这里非但不会让我们悬崖勒马，反而会使我们在不归路上渐行渐远，高买低卖，陷入各种令人闻之色变的投资陷阱，使得一个个铩羽而归。金融市场时而机智、时而疯狂的双重人格并非失常，恰恰是我们人性的折射。无可置疑，在市场上恐惧会使我们变得相当脆弱。金融市场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根本不会遵循经济规律来运行，而是遵循生物学法则。这就是说，诸如变异、竞争、自然选择等决定一群羚羊进化历史的法则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尽管具体机制尚不可等同而论。在这一系列法则中，最核心的就是在不断变化环境中的适应性行为。因为经济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行为是千百年来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生物进化的结果。竞争、变异、创新以及尤为重要的自然选择构成了人类进化的基本要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要论丛林法则的严酷性，华尔街大概要比非洲大草原更胜一筹。进化论告诉我们，我们总是渐渐适应新的环境，这不仅仅是短期的适应，而是以时间维度而论，但不一定对我们财务上有利。其实一些市场行为在当时看来不理性是因为我们还未来得及适应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大白鲨为例，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它不断适应海洋环境，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和高效率在水中游动。但如果把它捞出来扔在沙滩上，它只会不断甩动、挣扎，看起来完全失去理智和优雅，变得狼狈不堪。因为大白鲨的进化使它完美地适应了海洋，而不是干燥的陆地。将大白鲨的例子类比于金融市场，就不难理解那些看起来荒谬的市场行为。人类进化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完成的，人类行为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当然，市场留给投资者适应的时间和鲨鱼适应环境的漫长进化历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市场环境和海洋环境相比也多了更多的变数。金融市场的起起落落是参与其中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结果，但这种变化太过剧烈时，就会出现泡沫甚至崩盘。罗闻全的适应性市场假说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5个关键原则：1、我们既不总是理性的，也不总是不理性的，但我们是生物实体，其特征和行为是由进化力量塑造的。2、我们表现出行为偏差，且做出显然非最优的决定，但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并根据负面反馈修改我们的直觉法。3、我们有抽象思维，特别是前瞻性分析的能力；有基于过去经验对未来做出预测的能力；有对未来我们环境的改变做出准备的能力。这是以思维的速度的进化，它不同于生物进化，但与之相关。4、金融市场动态由我们的互动驱动，在此过程中我们做出行动、学习并相互适应，同时也适应我们生活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5、生存是推动竞争、创新和适应的最终力量。在适应性市场假说下，个人从不知道他们目前的直觉法是否“足够好”。他们通过反复试错得出结论。个人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尽可能的猜测”作出选择，以获得最佳效果，并通过从结果中获得的积极或消极的反馈来学习。由此，他们将开发出新的直觉法和心理经验法则，从而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挑战。只要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他们的直觉化方法将最终适应于为这个挑战提供的大致最优的解决方案。罗闻全认为，适应性市场假说可以很容易的解释经济行为，这种行为只是大致理性或者近乎理性的。但适应性市场假说可以走得更远，也可以解释看起来完全不理性的经济行为。个体和物种适应环境，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旧环境的直觉法可能不适合新环境，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看起来会“不理性”。如果个人从环境中得不到积极或得到消极的支持，他们就不会学习，这也会看起来“不理性”。如果他们从他们的环境中得到不适当的强化，个人就会学到绝对非最优的行为，更会看起来“不理性”。如果环境不断变化，完全有可能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永远不会达到最优的直觉法，就像猫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这也会看起来“不理性”。但是，适应性市场假说拒绝将这些行为打上“不理性”的标签。它认识到当我们出现在一个新的环境背景下采取相应的直觉法时，就会发生次优行为，就像海滩上的大白鲨一样。即使经济行为似乎非常不理性，如流氓交易员为了收回不可恢复的损失而双倍下注，这种行为仍可能有适应性的解释。对于这种行为更准确的描述不是“不理性”，而是“适应不良”。浮游把反光的表面当作水面，把卵排在柏油路上，这是一个适应不良的例子。海龟把漂浮在海洋中的透明物体当作有营养的水母，而本能地吃下塑料袋，这是另一个适应不良的例子。同样的，因为在漫长的牛市中首次发展出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技能，而选择在泡沫的顶端附近买入的投资者，更是另一个适应不良的例子。这可能是该行为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但它不是目前环境中最理想的行为。生物进化论有一个重要且普遍的主题：自然选择是一个无情的、残暴的执行者。它能轻而易举地消灭适应不良的物种。自然选择淘汰那些最不适应给定环境者，并且只奖励那些最适应它的人，甚至这也只是暂时的。对于那些稳定的环境，“最适应”和“最不适应”两个概念被很好的定义且保持不变，因为赢家和输家很容易识别。当环境随机改变时，赢家和输家会变得更加模糊，这就要取决于哪个环境正在发挥作用，因为环境的改变可以消灭整个群体。适应性市场假说预测，能存活下来的唯一直觉法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冲其下注的。但自然随机行动时，易于生存的物种是具有随机对抗自然风险的行为的物种。趋势最好的行为是那些风险最有效的对冲的行为。借用物理学的一个短语，自然会厌恶一个不分散的下注。适应性市场假说表明，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行为差异将影响繁衍和淘汰。如果我们理解了进化选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那么我们就理解了适应性市场假说了。赫尔曼·西蒙说：“蚂蚁，如果被视为一个行为体系的话，是很简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的直观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身处的环境的复杂性。”在复杂和随机变化的环境中进化可以产生令人惊讶的复杂和微妙行为，就像西蒙的蚂蚁爬过浮木的沙丘这样复杂的地形那样。如果我们想理解当前的行为，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环境和选择压力，这些压力在时间的推移和几代人的试错中产生了这种行为。这一思想是适应性市场假说的本质。系统性风险是一项进化规则。地球上有生命存在的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很多能一次影响整个物种的灾难性事件。一些灾难如此极端，以至于某些物种适应得根本不够快，于是它就将面临所谓的大规模灭绝事件。对于从此类事件存活下来的物种，它们的特征包括他们的行为在内，给予了它们一些优势，使它们免于灭绝。通过淘汰过程，这种行为将持续下去。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在生产中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别，有点微妙，与“平均法则”有关，它指出，当进行一系列独立的随机试验中，累计结果的均值最终将收敛至单一实验的预期值。例如，当你多次抛一个公平的硬币时，平均定律说，大约一半的结果是正面向上，而另一半是反面向上。它能有别的结果吗？有，如果你抛了三次硬币，那么就不可能有50%正面向上，只可能是100%、67%、33%或0。根据平均定律，抛硬币的次数为越多，其样本就会越接近50%正面朝上的概率。在有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平均法则不适用于一代中的不同个体，因为并没有经历平均化。所有的物种都将经历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整代中只抛了一次硬币，而不是每个物种各自抛投各自的硬币。从大自然母亲的角度看，这导致更大的风险：所有的个体要么同时受益，要么同时受难。然而，在非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微气候，所以任何两个做出同样的选择的个体都会经历独立的结果。当这些独立结果在一代中的大量个体中结合起来时，平均法则就适用了，因为我们有许多独立的随机试验，因此整个种群面临风险低得多的结果：每个个体是实验的平均。从这一差异中获得的洞见是，当种群中的个体面临共同的风险时，其个体行为就会有一定的分散性。如果大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而且这种共同行为恰恰在给定的环境结果下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例如，下雨的时候在山谷筑巢，整个种群就会产生灭绝的后果。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风险，整个种群的行为可能完全相同，因为几乎不可能同时遇到一个糟糕的结果。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适应差异在进化上是巨大的，它引起了完全不同的行为。系统性风险将影响系统中所有的人，例如当经济衰退时，所有企业的利益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所以经济衰退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在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行事——如决定在山谷中筑巢——是不可持续的。在某种程度上，整个系统将受到糟糕环境的冲击，导致该亚群体灭绝，并且将最终策略最优策略直觉法从人群中淘汰掉。在这种环境下，偏好随机行为的直觉法是最成功的。然而，微气候就给物种造成的风险非常不一样。金融经济学家将这种风险称为“非系统性风险”，因为与系统性风险的相反，一个人所面临的风险与任何其他人面临的风险完全无关。当制药公司的药物出现严重的副作用时，其股价可能会下滑，但我们不会预期该事件对汽车公司的股价产生任何影响，这是非系统性风险。当繁衍风险是非系统性的时候，经济学家的最优化行为可以持续下去，因为没有任何能波及整个系统的冲击可以清除整个表现出相同行为的亚群。这就是为什么最优化行为最终主导了该种群：这不是因为个体更聪明或更想要进行最优化。这是因为环境有利于这种直觉化。这两种环境差别看似微乎其微——事实上每个人的关系在两种环境之中都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导致非常不同的最优增长直觉法。通过比较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的进化影响，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理性和非理性如何并全。不仅个体的类型很重要，而且个体生存的环境类型也很重要。适应性市场假说认识到，尽管进化压力要求最大化，但它们可能不会导致最优化的行为。进化成功的适应不一定是最好的，它只需要比别的更好。一个关于两个露营者被熊追逐的笑话正确的描述了这一点，用进化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不必跑得比熊快，我只需要跑得比你快。”适应性市场假说并非声称个人的行为仅由生物学决定。适应性市场假说是一个进化理论，但不是一个进化心理学理论。适应作用于多个层次。选择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较高水平的抽象思维中可以便利地起作用，就像其作用于人类基因一样。成功的思想被重复和传播，而不成功的思想被迅速忘掉。结果，选择不仅仅作用于我们的基因，而且也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规范。我们的适应性行为取决于选择发生了特定环境：我们的过去。生物学比物理学更加适用于经济学。与在数学物理学启发下的理论相比，生物学与人类行为和有限理性更相关。从研究经济学的角度，生物学与物理学具有更强的方法论优势，经济概念自然地对应着生物学中的概念，反之亦然，例如稀缺资源的分配和人口多样性的衡量。生物学和经济学都涉及复杂的系统性研究。生物学与物理学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以及暗含着生物学驱动的适应性市场假说与物理学友好的有效市场假说之间的差异在于，生物学具有强大、单一、一致的基本原则：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门·阿尔奇安将达尔文的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原则应用于企业理论的基础问题上：为什么一些企业成功，而另一些企业失败？阿尔奇安发表于1950年的优秀答案是：企业生存是一个进化过程。显然，所有的企业都想最大化利润，但有些企业完全由于随机误差，在给定的商业环境中更能获得利润，而其他企业则发现自己在亏损，所以被淘汰。但是，阿尔奇安只将其分析应用于企业分析，而不是个人投资者或经济个体，也不是更大的市场或宏观经济。阿尔奇安的同事杰克·赫什莱法于1977年在经济语境下讨论了威尔逊的新的社会生物学思想。赫什莱法看到，在各个经济层面上都有进化的力量，进化决定了个人偏好和效用函数，为非自私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基础，并解释了专业化的力量。然而，赫什莱法假设市场是有效率的，并且假定了一个静态的环境，经济进化过程自然地趋向于均衡状态，而不是适应性市场假说所暗示的复杂的市场动态。成立于1984年圣达菲研究所专注于自然、物理和社会科学中的复杂实际问题。布莱恩·阿瑟和其他圣达菲研究所合作者直接从分子生物学中的发现获取灵感，创造了一个人造股市，其中的交易者使用类似DNA的指令程序来预测市场行为，伴随着定期的突变和选择。J.多因·法默则认为，交易策略与市场无效率为“为食”，但它们也影响这些无效率，创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景观，其中有完美有效率的情况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圣达菲研究所对经济学正统的许多批评与适应性市场假说相似，然而适应性市场假说给过去的环境和适应性赋予了更大的权重，以此解释市场行为。并且像达尔文之前的理论和法默的交易策略生态系统一样，适应性市场假说并不做出任何关于不可避免的趋势或最终状态的假定。哲学家卡尔·波普及其学生乔治·索罗斯对绝对知识的怀疑，导致了索罗斯发展了他的反身性理论，并且发现可以非常成功的将其应用于应用到实践中，以利用理应有效的市场，虽然他的理论不是严格的进化论，但它确实分享了适应性市场假说中发现的反馈循环，以解释反直觉的市场动态。投资者的失败的投资组合策略是否真的像一只大白鲨带海滩上搁浅那样？是进化理论巨大力量和影响力使他们的行为可以互相比较。投资者和鲨鱼都经历了强烈的选择性压力，使他们成为他们的是：获益和损失、生存和死亡。投资者和鲨鱼都非常适应自己的环境。然而最终，投资者和鲨鱼在环境突然变化、他们调整得很好的适应性辜负了他们时，陷入了挣扎。用一个理论击败另一个理论，适应性市场假说是一个挑战者，但是目前挑战者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本身也是一个进化过程，在理论、数据和实验之间，适应性市场假说要么会生存下来，要么被将来更令人信服的理论所替代，要么被很快遗忘。但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很明显，这一假设可以优雅地解决与有效市场矛盾的许多反例。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以思考的速度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