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见客 | 鲁政委(下篇):未来房地产关键不在价格,而是流动性

房价增速未来甚至可能进入L型的区间震荡,波动不会很大,但会产生一个新变化就是流动性大幅下降。

5月26日,央行、银保监会在接管包商银行后明确表示,将不断加大对中小银行的政策支持,推动中小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身为银行体系中的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中小商业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存在着先天优势,但市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似乎让二者之间的交流受到了诸多阻碍。大数据、票据融资、供给侧改革……可以创新的方向还有很多。

“激励相容是商业银行内在就有的。”在谈到银行会如何支持小企业融资时,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在与大银行竞争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小银行会自发地把目光下沉,试图发挥自身优势,深耕中小企业市场,但又不得不面对信息透明度不足、不好把控风险的局面。

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发挥出这种激励相容的效果?除了银行体系外,小企业还可以从哪里更便捷地获得融资?不妨听听“聪明钱”的思路。

票据最重要的身份,是小微企业真正可以利用的直接融资渠道

华尔街见闻路琰:您如何看当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鲁政委:分几个层面,第一就是我们对于货币政策内在规律的认识。货币政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存在着比较长的时滞。我经常开玩笑说,这就像佛教的一些理念一样,你的现在是由你的前世决定的,你现在修的是来世。货币政策就是这样的,现在的经济状况是由上期货币政策决定的,而现在做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未来。

可是我们很多人希望立刻能看到变化,这并不科学。所以去年下半年央行的政策开始调整,但大家一直看不到社会融资的回升,到今年3月份才看到。从政策调整到在企业那一端看到效果,一般要两个季度到四个季度的时间差。

第二就是票据的问题。1月份票据的绝对量确实很大,但它在整个融资中的占比还是比较正常的,并没有显得奇高。同时这个数字包含一些短期票据,中长期票据并没有那么多。但是2月下旬总理指出票据使得信贷数字虚增,导致票据在各方面压力下开始萎缩。

走出这个困境的办法,还是要以改革的思维来看。票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的一个渠道。在开票主体中,中小企业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不方便发股票,发债券的门槛也很高,贷款也不容易,只有票据是最便捷迅速的融资方式。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迅速签个票出来,不需要公布财报,只需要主办银行承兑就能很快流通,而且流动性特别好。所以这是中小企业真正可以利用的直接融资渠道。

然而如果因为这个导致信贷规模虚增,那么金融机构就会尽量不接受票据,这就把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堵死了。所以我想改革的思路就是把票据从信贷当中剔出,这样大家看到的信贷数据都是更真实的。另外,我们可以适当地允许融资性票据的发展,因为它能够快速地提供融资。过去我们还需要强调真实贸易背景,但随着票交所和电子票据的出现,它已经跟一个任何场内的债券都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不必太过在意真实的贸易背景。

(配图:5月27日,上海票据交易所“贴现通”业务成功投产上线,第一笔业务由招商银行达成,耗时仅2分钟)

华尔街见闻路琰:您认为短期内无风险利率还有必要继续下降吗?

鲁政委:我们刚刚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两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就是今年年初以来,市场利率开始下调到相同期限的政策利率之下,一改过去两年的状态。比如DR007(银行间七天回购利率)在绝大多数时候比七天逆回购利率要低,一年期NCD(同业存单)的利率绝大多数时候比一年期MLF(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要低。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另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今年CPI会有所反弹,在2.5%到3%之间,但是PPI应该会很低,我们估计在0.3%-0.5%的水平上。过去的货币市场利率跟PPI和CPI的差有关,而现在这个差很低,未来还要再走低,这就意味着货币市场利率在第二季度可能还有下行的空间。我认为市场已经走到了政策的前面,所以政策利率在第二季度也存在下调的可能。

当然,我指的不是存贷款基准利率,而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因为今年我们特别关注稳增长,而稳增长在微观上就表现为企业的利润。我们政策的松紧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关心就业,而影响就业的是企业是不是挣钱,企业不挣钱就会裁员。所以企业盈利也会反过来影响货币政策。

小微企业才是中小银行活下去的出路

华尔街见闻路琰:我们现在一直倡导“激励相容”,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激励相容的机制是怎样的?

鲁政委:激励相容是商业银行内在就有的。比如说利率市场化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息差会被大规模压缩。

利率市场化就意味着政策部门设定的硬息差没有了,吸收存款的成本由市场来定价,贷款利息也是市场定的,商业银行在竞争时息差会被压缩。银行出于求生的本能,会考虑怎样在息差被压缩后还能活下去。无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能不能减少对息差的依赖,也就是能不能更多地依靠中间业务收入,比如说转向投行、交易、资管等等。但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做到,一般只有大银行可以走这条路。

更多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还有第二条路,就是继续保持息差,但是转向小微企业那里去。因为大企业可以发债、发股票,他不需要贷款,但小微企业是发不了股票和债券的,只要想融资,就得从银行借款,这有利于保持息差。但问题是不止一家银行,可能有好多银行在竞争。所以我们就要比服务,比谁对企业更了解,所以银行是有内在的驱动力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小微企业融资被覆盖的比例,中国的覆盖率在全球是比较高的,至少在金砖四国当中是最高的。所以其实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并不低,只是因为小微企业信息透明度和个人信息透明度偏低,导致银行看不清它们,很难控制住风险。所以我此前一直呼吁,我国这几年一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政策更多地放到软的方面,比如说组建一个国家支持小微企业大数据中心。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很成功的支持小微企业的银行是怎么做的?他们不看财报,看水电煤气表。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你在用其他的信息去透视企业的信用状况,但这并不完全合规,因为严格地讲,水表数据是企业的隐私。

(配图:泰隆银行曾介绍,其客户经理不看小企业的财务报表,而是到户调查水表、电表、海关报表)

但如果国家制定规则,将海关税收、公安、住房住建还有水电煤气信息全部汇集到一个地方,授权金融机构可以调用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些数据散落在国家的各个部委和公用事业设施里,尽管这一工作并不简单,但这样的刺激会使相关的产业链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的大数据会因此而发展得更快。另一方面,这也能极大地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水平,因为这个时候掌握的数据真实性比以前大大提高了。现在市场机构能够使用的公开数据库中,你不知道什么数据是准确的,你也没有完整的数据。所以不是分析师的水平差,而是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可以去使用。

实现激励相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样本的选择性偏差。简单地说,你去超市里问卖东西的人,他们都觉得卖得挺便宜的,而你去问买东西的人,他们会说太贵了。这就是问不同的对象所表现出的样本选择性偏差。

第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过剩的阶段,特别是第二产业,所以要供给侧改革。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够得到融资,这个过剩该怎样消除掉。过剩经济当中,对一个企业来说,它未来可以选择的路恐怕就只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如果你可以成为这个行业做到最后的人,那么你可以继续去做,甚至在有机会的时候继续增加投资,来扩大自己的市场竞争优势。

第二条,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么就考虑能不能换个赛道。有很多这样的成功企业,比如说国内有一家做衣服的成功转型做电池,国外也有木材厂变成电子通讯公司,这都是最典型的。当然风险也很高,毕竟你去了一个开始并不熟悉的领域。但是熟不熟悉是相对的,你可以雇用新的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帮你在新的行业里经营。

第三条,如果筹的钱还没有花完,可以休息一下,世界那么大,出去看看。我说的不是消极,不是无为。目前我们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他们最初的创新思想不是坐在那里想出来的,而是把在国外看到的东西在中国也做一遍,然后做得比国外还大。也就是说,你需要积累知识,为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和提升来创造条件。

如果前面三条路你都不想走,恐怕最后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国内,只要没钱首先就想到贷款,可能跟我们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有关。但国外不是这样,你需要先给我讲一讲你的商业规划是怎样的,如果我觉得可以,我要占股权,将来你要给我分红,或者按照债券来,你每年给我利息,未来我有权利把债权转成股份,也可以把股份转成债权。所以国外有很多介于债权和股权之间的混合安排。

而且我们注意到,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中有一类特殊的资产,就是公募基金投资和工商企业,其中工商企业就是我说的这种,它的占比很高,在美国居民资产的总量中大概占20%。但中国很少,况且如果你是企业的股东,在很多方面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小微企业不靠银行融资会很困难。

所以怎么办?一方面,过剩的部分必须淘汰掉,另一方面,可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去考虑,做出更多银行体系之外的融资安排。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见贤思齐。

未来中小银行可以利用“三大”控制风险

华尔街见闻路琰:您怎么看金融供给侧改革?

鲁政委:金融供给侧改革刚提出来时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误解,就是还是压缩产量和企业的数量,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供给侧改革是要让供给动态地适应需求的变化,这种适应既包括量又包括质,数量不能太多不能太少,质量要跟需求质量匹配。

(配图: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之一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5月30日在京召开)

对于金融来讲,包括服务方式、产品结构等等都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方面都要做出调整,具体来说,在数量上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服务于中小企业。因为增加金融机构数量一方面会使竞争性得到增强,另一方面就是通常认为小银行往往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道理很简单,每一家银行都会追逐在他能力范围内的大企业,可是小银行追得再大,这些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仍然是小企业。所以说增加小银行的数目可能会改善供给侧的金融服务质量。

动态的发展中,我们也要密切关注演变。比如说现在大金融机构也在持续地向中小金融机构去下沉,未来在中小服务领域竞争应该会非常地激烈。

华尔街见闻路琰:政策层面上,一方面希望银行用比较低的利率来支持小微企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否矛盾?

鲁政委: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政策部门看到利率偏高,他们可能认为是某一边存在垄断,或者存在行政干预,那么市场化就是减少行政干预,同时加强竞争,之后价格就一定不会更高了。

至于怎样控制风险,其实取决于商业银行怎么做,有“三大”或许有助于我们控制风险。第一叫大数据,就是利用传统的财务报表之外的信息去甄别企业的信用。

第二叫“大数定理”。我举个例子,现在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提高了3%,那么我拿总资产的3%来给这些小微企业放贷款,所有的企业一律都放,但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假定小微企业贷款有10%不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意味着我的不良率不是3%,而是0.3%。所以如果最高的不良率是百分之三,我还可以再扩大十倍。这就是大数定理,假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坏人。

第三是“大企业”。围绕着产业链里面的核心企业向下、向上延伸,上游的配套企业运转得很好,我就可以给上游企业融资,下游企业源源不断地买他的产品,说明这个企业生产经营应该也是正常的,我也可以提供融资。

未来房地产的问题不在价格,而在流动性

华尔街见闻路琰:在房地产方面,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变化?

鲁政委: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作者是美联储的几个学者,题目叫《the great mortgage》,直译就是“大抵押”。我们听说过1933年的“大萧条”、80到90年代的“大稳健”,那么这里既然叫做“大抵押”,它讲的一定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这篇文章考察了十几个发达经济体尽可能长的历史,结果发现,房地产跟人们越来越密不可分。他考察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资产项,发现在商业银行涉及到的金融资产中,与房地产相关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占比越来越高。我对此的理解是,虽然地产有周期,但在任何时候,它都会比过去更加重要。在周期低迷的时候或高涨的时候,都是如此。

华尔街见闻路琰:房地产市场眼下存在一个共识,就是过去十几年的飞速增长可能不会再出现了。您认为我们持有的资产该如何调整?

鲁政委:建成住房和房价都会进入到更低增速的阶段,我认为房价增速未来甚至可能进入L型的区间震荡,波动不会很大。我们的政府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完全可以把价格调控在合适的水平上,因此未来可能不是讨论价格涨跌的问题,但由此会产生一个新变化就是流动性。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需要关注流动性的变化。比如开发商手里有很多地和房子,可能它们的价格没有跌,但你有流动性吗?你能够用它来清偿到期的债务吗?

我们看到去年已经有一些地产企业资金链开始出现问题,他不是没有地,也不是没有房子,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清偿到期债务。对于个人来说,你可以有很多房子,但是当你真的需要钱的时候,你能否快速地、没有折价地把它卖掉,恐怕都成问题。所以我们未来的关注点要从房地产的价格转到它的流动性。这其实体现了政府所讲的“房住不炒”,意味着它的流动性会大幅下降,这是未来会出现的一个新情况。

(配图:某二手房交易网站显示黑龙江鹤岗市房屋挂牌价格仅为603元/m²)

华尔街见闻路琰:这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产生什么影响?

鲁政委:银行早期可能仍会关注房价是涨还是跌,因为房屋抵押贷款直接跟价格有关,所以伯南克在金融加速器理论里提到的“最重要的调节信用扩张与收缩的枢纽”其实就是来自于地产。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本轮消费信贷的扩张恰恰是在2015年房屋销售快速增长后同步开始的,而在十年前,我们消费信贷的市场几乎做不起来。

未来如果房价不怎么动,一开始商业银行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真的碰到有的人没有办法还清贷款,到那时银行会发现这个房子变得比过去更难处置。这个时候金融机构会反思,虽然房产还是稳定的价格,但它的流动性更低,就要打更多的折扣。这时这些房产的融资能力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我想这是未来大家会感受到的一个渐进的变化,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全篇结束,见闻编辑高姝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篇回顾:《金融见客 | 鲁政委(上篇):如何识别未来投资的四个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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