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东、雷军和陈明永，他们是中国智能手机公司华为、小米和OPPO的“掌门人”。根据IDC的报告，2019年上半年，这三家公司分别在全球TOP5手机厂商排在第二（市场占有率18%）、第四（9%）和第五名（8%）。
如同1990年代中国台湾公司抓住了PC产业的机会一样，十年之内这三家智能手机公司迅速崛起和壮大，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苹果和三星的最大竞争对手。而他们，很凑巧地都出生于1969年。
中国传统形容年龄的成语是“五十，知天命”，他们也掌握了智能手机行业的命脉。
2019年4月10日，OPPO公司在上海发布Reno手机，从之前畅销的R系列切换为新的Reno系列，OPPO官方定义“Reno开启手机下一个十年”。很少有人知道，当天是创始人兼CEO陈明永五十岁生日。四个月后，8月9日，在上海，华为正式宣布了谷歌安卓操作系统替代方案——鸿蒙操作系统，当天也是华为终端CEO余承东五十岁生日。余承东和生日蛋糕的照片，传遍了社交网站。又过了四个月，12月16日，是小米创始人雷军五十岁生日。小米“京漂”9年后，雷军在北京建成了总部大厦，算是一份生日礼物。
美国畅销书作家格拉德维尔曾经在《引爆点》一书中描述，1945年二战结束后，大批军人返国，从而使美国出生率迎来高峰。后来改变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那批人，大多数都是出生在婴儿潮期间。开启了消费级电脑时代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以及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都是在1955年出生。他们互相竞争，相互影响，成就了彼此。
对于陈明永、雷军和余承东而言，2019年相比三家公同时崛起的2016年，有了更多不确定性。2016年，OPPO爆发出异常活力，成为国内年度销量冠军；雷军奋起直追，连续调整节奏，最终推出后来引领行业的全面屏的MIX手机；华为则雄心勃勃，同时布局国内外两个市场，冲击高端市场。
但是，2019年华为海外市场受到美国压制，转攻国内，虽然拿下40%以上份额，前途却更不明朗，它会成为一家中国区公司吗？OPPO和小米，需要面对华为高端降价冲击波。IDC数据显示，2019年OPPO第三季度市场占有率从去年同期20.5%，降到16.6%，小米同期更惨，从13%降到9.8%。
年岁既同，战场已定，回望过去，未来谁能最后胜出？放在全球视野中，这一批中国制造业代表性公司能否在世界商业史上留下什么？似乎都有机会，一切又都是未知之数。这是透视手机大佬们心怀、视野和对现代商业理解的一个契机；是一场牵涉到创始人成长经历、性格、信念、文化基因和价值观的长久对决。
性格
陈明永对于公开表达，始终找不到恰当方式。比起雷军、余承东，低调让他显得神秘。
2018年12月的一天，余承东给陈明永拨了一个电话。陈明永有事没接到，他回拔过去，很快又挂掉，他打给了双方一个手机行业共同的朋友了解情况。朋友告诉他，快到年底了，估计老余今年业绩不错，中国区份额第一，想请大家吃顿饭聊聊。陈明永没再回电话，也没去赴宴。
2012年，陈明永带着OPPO向智能机转型。余承东刚从欧洲回国，接手华为终端业务；雷军做软件起家，最早看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革机会，硬件制造需要补课。面对最新业务，互相之间有很多话题聊。“那时经常召集大家一起吃饭，都还给面子。”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老杳告诉腾讯新闻《潜望》，他们同框的照片至今挂在公司墙上。
星移斗转，一起聚会的周鸿祎，已经离开手机圈；提供指纹芯片的汇顶科技张帆，已把公司做到千亿市值。他们再次相聚也有了障碍。
自2016年OPPO冲至中国区手机销售第一名之后。表面平静，暗地里华为开始像素级研究OPPO，铺开线下门店，提出千县计划，零销店每天都在上演厮杀。在线上，华为荣耀全盘复刻小米开创的互联网模式。新近加入小米的卢伟冰对此印象深刻，“华为成长过程，任何一个都是先拷贝再去超越的过程。”
2017年4月，华为发生P10“闪存门”事件，舆论攻击一波接一波，华为怀疑有“友商”在背后推波助澜。2017年12月3日，雷军与余承东二人在乌镇互联网大会前夜丁磊组织的饭局上相遇，二人相互碰杯，把酒言欢，暂时熄灭战火。
而有些事情很极端，让陈明永无语。2018年，OPPO的人发现，在欧洲，OPPO热销中的R17型号被华为抢先注册。OPPO有人一气之下也抢注了华为的商标。“这样做绝对不行，损人不利己。”陈明永对腾讯新闻《潜望》说，“商业本质必须回到本分，一定要从用户角度考虑，不能从竞争驱动——给别人挖个坑。”
2018年12月底，在深圳一个闹中取静的茶馆里，陈明永与包括腾讯新闻《潜望》在内的媒体做了一次交流。当时，正值年底，OPPO上升势头不再，“产品节奏出了问题，”陈明永说。OPPO公关团队鼓励作为CEO的陈明永出来面对媒体，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
陈明永穿着黑色休闲西装，留着短发，典型四川人身材，不胖不瘦，按照约定时间，他一个人，上午10点准时到达。
也许是与媒体记者隔绝太久，陈明永一开始有一些不自在，甚至腼腆。他有一个习惯与雷军相似。曾在金山工作过的暴风影音创始人冯鑫记得，雷军在金山有撕纸的小习惯——找一张纸，撕来撕去，直到最小——他的手里要一直拿着东西去处理。开始交流时，陈明永两次差点端走作者的茶杯，后来一直在手中把玩名片。
不过，熟络之后，他就自如起来，显得相当随和，忘带名片，也会主动提出和采访者加微信。对于业界流传的关于他诸种轶事，比如从来不与vivo沈炜交往、2014年之后从不参加产品发布会等等，也都有所谈及。随着我们访谈逐渐深入，他有问必答，他不讳言与余承东交往过程中的细节，和盘托出对于高通芯片和联发科芯片兼采制衡，以及放弃明星代言模式的原因。
但是，把小范围说过的话传播出去，陈明永显得犹豫。在一些半公开场合方面，他说话很直。
2012年9月下旬，雷军出席了一个手机圈聚会，现场还去了金立总裁卢伟冰和OPPO CEO陈明永等人，陈明永在现场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一味依靠低价追求市场份额的担忧“公司到了年终股东分红，难道每个股东分几个市场份额就可以了吗？”而这正是当时小米给外界的印象。
2013年左右，占全国六分之一份额的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把手机厂商一二把手叫到一起开会，商议智能机发展目标、定制技术方向，讨论屏幕尺寸和价位，比如999元和1299元手机，屏幕尺寸不一样等——运营商定制手机这是2G时代的典型模式，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
OPPO、vivo和金立等公司负责人都去了。轮到陈明永讲话。他说，中移动责任是把网络覆盖做好，流量做好，赚流量钱，至于手机选什么屏幕，我们对消费者很了解，留给我们去做，你们操这个心干吗？同行其他手机厂商老大暗地给陈明永竖大拇指，“真敢说。”
可能意识到说话过于直率，2012年接受一次采访之后，陈明永向公关团队提出，尽量别安排采访。“说什么呢？我谈公司文化本分，好像别人也不太愿意听。”后来干脆发布会也不去，“去不去好像都行。”
小米模式最火的时候，雷军成为网红中的网红，每天在微博上呼风唤雨；雷军在金山工作多年，金山有互联网界黄埔军校之称，相比陈明永，雷军早已经名满商界，至少在互联网圈子，很多人捧场。
余承东开起了微博，尝试学习。陈明永写了一段时间，发现影响到的更多是公司员工和属下——不合适，停了。
在陈明永像是修行公共话语领域“闭口禅”的时候，余承东秉承华为一以贯之的“不仅仅是世界500强”、自主研发技术崛起等说法。“落后就要挨打”喊了近百年，华为牢牢占据了“技术兴国”舆论场中心。
2018年4月23日北京飞往武汉的一趟航班上，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魏来挤在经济舱中间位置，低着头，用手机一遍遍删改一个发言稿。据说，爱坐经济舱的雷军也在同一个航班上。
第二天下午，在回归母校的首场发布会上，雷军兴致勃勃，宣布将性价比战略推向极致：“每年整体硬件业务（包括手机及IOT和生活消费产品）的综合税后净利率不超过5%，如超过，我们将把超过5%的部分用合理的方式返还给小米用户。”雷军商业价值的底色是“民生”。
OPPO强调审美，提出至美科技。“美会变成社会里的一个动力，使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跟环境的联结，跟文化的联结，跟地球的联结。”陈明永在朋友圈里写道，顺手转发了一篇标题指出中国人的审美差异，比贫富差距还严重的文章。
社会没有给这种主张更多反响，“真善美”，美排在最后，尚处在启蒙阶段。2012~2017年，OPPO启用明星之“美”，启用明星代言广告，联合浙江卫视举办大型晚会，从年轻消费群众切入，吸引了很多拥趸。这种方式被年纪更大的人批评为“明星广告、低配高价”。
一次群访会上，有记者问陈明永的追随者、副总裁吴强，OPPO主要买单者是年轻人，“当年轻人长大了怎么办？”吴强顿了顿，“总是还有新的年轻人出来。”
培养的用户成长之后，离开，成为其它品牌用户，这个生意划不来。OPPO想有所改变。同样，往高端进发，与苹果、三星公司同场竞技，也是雷军、余承东这一代1969年出生的企业家的共同有待完成的使命。
出身
将这些手机教父们的老家在地图上标出来，可以得到一幅中国乡村旅游指南。这三处地方都是景色秀丽，经济落后。
陈明永出生的四川万源市魏家镇楠木坪村，在大巴山中。现在达州市到万源市，坐火车最经济——19.5元。开车要两三个小时。从万源市区到魏家镇上，要坐3个半小时中巴，再换乘私人拉活的小车，爬坡过桥，翻越山谷，十多分钟才能到达。沿途可以看到，狭窄的公路顺着河流而建，在山脚边挤出些空地往前延伸。路有时在山脚，有时又在山腰，边上是20多米深的河涧。玉米、红薯等庄稼种在斜斜的坡地上，住宅则穿插在半山腰。
“上高中时，陈明永经常要从这条路上搭车，去万源中学上课。”10月份的一天，比陈明永大四岁的三舅冯跃身告诉腾讯新闻《潜望》。
余承东出生的安徽霍邱农村，与河南接壤，至今仍然是贫困县。他50岁生日当天自己发微博感慨：“安徽贫穷农村十分艰苦生活时期，（父母）仍坚持给我上学的机会，让我能够走出农村”。并说，“人生下半场，开启新征程。”雷军老家仙桃，在湖北地区，当时也算不上富裕。
1987年，余承东、雷军和陈明永同时走进高考考场。雷军以超高分成为武汉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余承东所读的霍邱二中，他高考之前，没有人考取过大学本科。他以当年学校应届理工科第一名成绩，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
陈明永则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电子物理技术专业。“这完全是陈明永性格和选择的结果。”冯跃身说。农村贫困地区读书好的娃，有一条更早读书挣钱养家的路——初中毕业后参加中考，考取师范后成为教师，师范生免学费，每月还有津贴。作为家中长子，这种选择可减轻弟弟妹妹负担。
但是，1984年拿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陈明永，在与别人争水浇地时，被人讥讽，“一个师范生有什么了不起!”，少年意气激荡下的陈明永，回来托长辈，费了很大力气，走关系，去万源市教委将学籍改掉，重新回到高中就读。
那一年，华为和联想刚成立，个人计算机刚进入中国。按照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中记载，第二年，联想公司的那些开创者们，总共20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大门搬进院子里来，有2000多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透过玻璃窗，有人看见了烈日下面的柳传志，这位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满头大汗，衣服全部湿透。
当时工厂里所谓的组装调试，和“技术开发”不搭边。大规模的计算机装配流水线要到90年代中期才能建立起来，就算是“产品设计”也是好几年后才开始的。在整个80年代，人们都是手持一把改锥，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零件组合起来，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由一人独自完成，其情形有如今天商家柜台后的攒机商。
华为最早的程控交换机，参考国外产品，改来改去，最终只有外壳是自研产品。未来把这些落后产线升级至世界最先进水平的企业家，当时还在1980年代激情澎湃的社会与大学中汲取营养。
《硅谷之火》是一本1984年出版的美国畅销书，全面介绍了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史，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微型机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知识，并讨论了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趋势。这本书俘获了大学生雷军，确定了人生努力大方向。
陈明永在浙大图书馆里看了一本法国小说《绿色之王》，主人公在全球有200多家分公司。一个细节是他走到了分公司门口，说出名字，保安仍然不知道面前的是谁。“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陈明永说。
在凌志军笔下，1980年代被定义为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
1991年毕业后，雷军选择去了北京，在航天工业部某研究所工作。余承东留校。陈明永因身体原因，休学一年，1992年毕业后，分配到成都一个国营厂。一个月不到，他扔下铺盖，去了南方东莞，加入了段永平的公司。
那一年，深圳成了热土。余承东辞别校园，南下深圳，加入华为。雷军则在年初接受金山创始人求伯君邀请，成为金山第6号员工。
不约而同，三个年轻人都选择了没有铁饭碗的民营公司，命运转折已经发生。
传承
段永平后来被称作中国版巴菲特，他创办了步步高集团，大获成功，声名正盛之时，把步步高一拆为三，变成了后来的OPPO、vivo和步步高教育公司，而后以投资为主。一直跟随段永平的陈明永必然受到了前者的影响。
“初期更多的是他对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本分价值观，属于文化层面。”陈明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道相同是很重要的，后面成为亦师亦友关系，“经常唱一些反调，说一些不一样观点。”
从实习期做起，工作出色的陈明永成为段永平办公室主任。从小霸王出来，跟随段永平创立步步高，他是创始人之一。OPPO一位老员说，到步步高视听电子（OPPO前身），他先被段永平派去协助管理，几年后成为一把手。
在企业管理中，陈明永是一个狠角色。一位老员工记得，他把一个犯错误的主管在公司人来人往的地方训斥了一个小时时间。
让下属刘君敬重的是他对未来局势的判断。“陈明永很少受到所谓热点和大咖们影响，有自己信息接受渠道，并作判断。”在陈明永倡导下，公司高管经常利用午饭时轻松地聊一聊，一些年轻员工可以参与。高管之间还有读书会，互相推荐书目。
OPPO早期做DVD和MP3，在一片跟风、伪劣产品中，坚持真材实料，配以轻薄和漂亮外观，获得了成功。雷军创办小米后，在联想做分享时对此有同感，“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全球的观念里，就是生产劣质产品的地方呢?中国人喜欢走捷径、喜欢偷工减料，要想基业长青，就得把真材实料变成信仰。”
从业十多年后，2005年，陈明永感觉到中国企业没有本质的进步。
2006年，预计到DVD市场将萎缩，陈明永在深圳一个电子市场转悠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喜欢的手机。“我不知道去的是不是真正的华强北。那是10多年前的事，就去过一次。”陈明永告诉腾讯《潜望》。
2008年推出首款功能手机之前，陈明永找到刘君，让他先研究两年。刘君是陈明永喜欢的员工类型——大学毕业（2001年）加入OPPO，年轻爱学习钻研，对新兴事物有浓厚兴趣。刘君承担起搭建手机团队任务，从行业内招了很多有经验的人，相互学习。2007年5月份，第一款手机按下电源键，系统调试成功，有了开机画面和声音之后，“像孩子诞生的第一声啼哭。”
刘君兴奋地拉住团队合影。不过，“兴奋只持续了一秒，”刘君说，当时几乎所有功能机都用联发科系统方案，开机都是同一个铃声，界面、壁纸和游戏全都是联发科的。很多品牌不在意，但是“OPPO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差异化成为现实需要。
当时的雷军在金山软件因才干出众，职位迅速上升，同时也为日后理解顺势而为积累挫折；B站创始人陈睿曾在雷军手下做过技术助理，他接受媒体《晚点》采访时提到雷军抠细节抠得比一线员工还细，不厌其烦地给他讲工作应该怎么做——教导员工穿深色裤子就一定要穿深色袜子。
当时的余承东经历了第一款程控交换机研发成功的喜悦，在华为首个自主研发成功的项目小组中，他并不出众，技术天才李一男是众人焦点。多年后，接受家乡霍邱县电视台采访，余承东曾将他参与研发的程度交换机卖到家乡。他们都还没有进入手机领域。
OPPO第一款功能手机的成功，是精准商业判断的现实推演。陈明永问手机行业其它的人，国际品牌占据2000元价位段以上，国内品牌核心战场在七八百元，为什么不把产品做得跟索尼接近，价格拉升到1500元左右？“这是我们的优势啊？！”
他的问题遭到反驳。对方说这是我们的策略，国产品牌一定要避开他们。两个原因，第一，你技术上做不到国际品牌那么好。第二，你元器件选得跟它一样，一旦缺货，供应商肯定先保供应大厂。
这些听上去很有道理。陈明永和刘君却坚持自己的判断。第一款手机1299元售卖，反响很好，后面新机型一路不断地价格上抬，OPPO成为1000元~2000元绝对王者，带动国产手机纷纷涨价。
早期成功切入功能机决策，“不管是我决策，陈明永做决策，或者其他任何一个高管，基于我们的文化，一定是那样的选择。”这点让刘君记忆深刻。上下理念一致，行动一致，OPPO具备了后来成为世界前五手机公司理念上的雏形。
顺势
在40岁周岁时，2009年12月16日，一个下雪的夜里，雷军和黎万强、李学凌等金山旧部和朋友总结过一次人生经验。雷军想把金山打造成中国的微软，勤勤勉勉、亲力亲为地干了15年，金山产品始终处于微软Office软件的夹缝之中求生存。据人物杂志报道在《雷军豹变》中报道，雷军此后强调，要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
后来发现，这个势是移动互联网。雷军专门了成立了一个叫“顺为”的天使投资基金。移动互联网中新机会多得很，雷军慢慢地总结着一些心得：比如“互联网思维”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这些后来都用到小米公司之中。
2011年，雷军与林斌、黎万强和黄江吉等共13个人一起在中关村喝了小米粥，开启小米公司创业之旅。
曾经，雷军想投资魅族黄章做手机。魅族下面有一位高管，软件、硬件能力都很强，但一分钱股份没有，在雷军看来很容易被别人挖走，黄对此的回答让雷军震惊，“他被挖走了我自己能干。”这让雷军受不了。《硅谷之火》激励了雷军，股份+合伙创业制被带进新公司。
智能手机时代机会来得飞快，裹挟着愿意跟随的人前进。雷军与创业伙伴们忙得飞起。雷军说，“在包装上、产品上，比如说，字体、字号、东西大小怎么摆。这些细节都是我看过的，包括小米微博里发出去的每张图都是我定的。”他还要拜会供应商，跑进工厂，开发布会，宣扬着互联网手机新玩法，去除中间渠道商赚差价的电商优势。
余承东从2011年开始掌管华为终端。此前，在欧洲他过上了几年外派大员的逍遥日子，一方面在欧洲感受浓厚的文化艺术，“提升了自己眼界和见识。”他后来在清华演讲时说。一方面带领着华为欧洲业务前进，顺便还收获了一段爱情。
作为华为老员工，他已经熟稔如何在华为内部做事、按照华为的方式做事。余承东有“余大嘴”敢说之名，熟悉他的员工说，“余承东情商特别高，知道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在什么时候说。”
关于华为开放还是技术黑洞这些话题，余承东从不对外表态。他喜欢讲华为方法论，“取法乎上得其中”、“ 字典里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余承东的人设是勇冲一线、勇夺胜利的常胜将军。华为手机定了停掉白牌代工机、往高端冲击、自研芯片和自建渠道等战略。
华为内部轮岗、换位是制度，余承东2011年起负责华为终端，时有轮岗声音，却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华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为高管杨逍（化名）对《潜望》说，“第一，老余通过华为内部系统证明了自己能力（带领华为无线做到全球第一、把欧洲区业务做到全公司第一）；第二，他比较有对上的经验。”
在杨逍看来，这种经验不是普通人圆滑，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商进退韬略，“他用比较极端的办法。”余承东负责西欧区时候，和一众地区老总被市场老大胡厚崑叫到总部开会。胡先讲话，然后让各地区总发言。
一般这时大家就不疼不痒地说两句过场，无外乎领导讲了政策，很不错，方向很好，等落地时再提一点建议。“老余上来不一样，胡总讲得非常英明，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滔滔不绝讲了十几分钟。讲得我们头都抬不起来，这马屁拍得！”杨逍说。
会后，杨逍拉住老余说，你去欧洲后风格大变啊，老余说，“没办法，生存之道，生存之道。”
而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余承东经常出语惊人，不顾忌对手感受。2016年，华为在伦敦举行旗下手机产品P9的发布会。这款手机晚OPPO的 R9半个月发布，价格都在2499元至3999元档位，是直接竞争对手。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余承东与媒体座谈，当谈到竞争对手时，“它们（OPPO、vivo）没见过世面，顶多只能算是个东莞品牌，不可能做成世界品牌。”
蜕变
2012年OPPO处在危机之中，差点倒闭。起因于两三个月间，之前走销顺畅功能手机淤货，压在渠道商和门店里。按照供应商提前半年或三个月下单备货的节奏，2G转3G，很多配件都变了，上游大量订单需要砍掉。这是史上对本分价值观最严厉考验。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老杳是陈明永朋友，也熟悉上游供应商，他告诉腾讯新闻《潜望》，那时OPPO找到供应商，说货不要了，你们自己处理，货款照常付。当时，很多二三线品牌不提货也不给钱，只有OPPO给了7亿多元。
这还仅仅是一头的困难，在另一头渠道那边，卖不掉的货每天都在加速贬值。OPPO给经销商兜底，收回功能机库存。这些很难再卖掉，都是电子垃圾。看到这些做法，老杳告诉自己公司员工，以后OPPO这家公司值得关注。
陈明永交流中提到过OPPO利润分配、分红大账。“挣两块钱，分红两毛钱，还有一块八，放一块钱在账上。另外，拿8毛钱谨慎投资。”
产品突破转型在2012年会上看到希望——超薄Finder手机出现了。陈明永拍板的OPPO首款智能机Find 903机型做出来之后，“用力过猛，太想证明自己，16.6毫米太厚了。”这一款3000万人民币请莱昂纳多做广告的产品，销量不佳。副总裁刘君反思，当时选了技术最难、差异化特点最强的产品，但不是消费者最喜欢的。
此时有一种言论首先在品牌部传开：研发部既没有勇气又没有能力。研发的一个中层干部把这句话带了回去，瞬时在研发团队里面炸了锅，感觉被羞辱。
另一位管人力的副总裁蒋安奕的眼中，OPPO当时处于典型制造型公司向知识型公司转变过程中。功能机时代，制造型公司员工执行老板指令，指哪打哪。到了智能机时代，员工需要跨领域思考，跨部门合作，自带能量。
在咨询公司帮助下，OPPO从高管起，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测评、练习、游戏和看录像，规模最大的一次，170多名主管在铂尔曼酒店，连续搞了四五天。一是松土，变革之前僵化管理风格。二是植入自主理念，发挥每位员工自主能动性。有些新规矩也定得更严厉，高管的亲戚不能在公司任职。
这个过程中，“陈明永身体力行，变化最大，真正授权，大家比较平等沟通。”蒋安奕说。陈明永之前产品、生产、销售和品牌等都可能涉及到。此后决策委员会成员对自己领域的事，分采购、研发、营销和渠道等等板块，“我的地盘我作主”，正式确定下来，CEO 陈明永主管全面工作。他努力改掉之前事必躬亲习惯，从一个南方老板向企业家转变，学习务虚思考。
Finder成为当时全球最薄手机，正是在这一种组织氛围孕育形成过程之中。刘君当时主管产品研发，做手机初期，他欣赏亚瑟王（King Arthur）和圆桌骑士的做派，将自己英文名改为King，组建一个有核心骨干的团队。
当时内部有实力将手机厚度做到9.3毫米，刘君要做7.1毫米。他把当时结构总监撤掉，改任顾问。换到第二任结构总监，来自当时一家著名公司，仍然做不到。继续换到第三任李明扬（音）。刘君为了重视，以副总裁身份兼结构部部长。时间已然很急迫，摩托、富士通等公司，已经做到7.1毫米左右。
攻坚之时，开发六部部长找到刘君，身边有几位硬件专家，在PCB、板材、散热和电源等各个方面有一些想法，看能不能一起为把手机做薄做点事。刘君让他去找李明扬一起，成立一个项目组。这是Finder项目组雏形。
这次进程快了很多，很快有了新样机。看到越来越接近心中理想的产品，刘君嘱咐李明扬、张加亮和刘丰硕等六个人注意保密，“再打磨打磨，更像一个产品。”他心中琢磨着如何将产品运作到市场上。
那时已近2012年春节。刘君讲完第三天，李明扬等人把样机揣在口袋参加了公司年会，给陈明永敬酒时，借着酒劲，“我们都是一波想做产品的人，凭什么品牌部门说我们既没有勇气又没有能力？”然后，哭着把样机拿出来了，Tony（陈明永）你看，这是我们做的东西。”
陈明永问，这是模型吗？他开机，画面启动。他马上把品牌主管刘列喊过来，“这个产品好，我们一定要做。”然后把产品团队喊过来评估。年会现场变为办公现场，马上就做了大致的商业决策。
崛起
2014年至2016年，智能手机处于爆发期，余承东、雷军和陈明永都有丰厚的收获。华为的Mate 7系列，大屏、指纹识别和长续航，外加自研“中国芯”麒麟芯片加持，终于首次站上高端市场。
一开始内部并不看好，备货量不多，遇上国内行政部门发文，从安全角度出发，公务员群众最好不用国外品牌，华为Mate 7变得一机难求，有人愿意加价收购。余承东得意地对媒体说，“多年前卖车给我的人都找过来求购，多年不见老同学也找过来。”
小米正处于互联网手机模式鼎盛时期，几乎成为各行各业学习对象。2014年8月，中信出版社趁势推出《参与感：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很快成为畅销书。这本书由雷军作序，作者是黎万强。后来，黎万强离开小米去美国学习。
陈明永带领的OPPO也是欣欣向上。2015年的陈明永，带领着OPPO历经早期智能手机不适之后，调整过来处于上升期。因为多年“放养”、没有KPI考核的研发人员张加亮，陈明永收获了独门武器——快充技术。张加亮研究出的低压大电流闪充技术，与主流厂家高通、MTK等高压低电流快速充电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路径，效果却更好。2014年，这项技术用在Find 7上，反响越来越好。
3G转4G时，陈明永主动出击，不像2G转3G那么被动。2013年底广州中移动峰会上，中移动要订8000万部4G手机，分了很多价位段。当时一些厂商用3模芯片，3模手机价格上半年做到1299元，下半年做到999元。3模包括TD-SCDMA+TD-LTE+GSM，只能用于中国移动网络，出国后没有TD-SCDMA，只剩GSM 2G信号。当时高通5模芯片可以支持移动、联通和电信，价格稍贵一些。
从用户角度考虑，陈明永认为可以不关注4核和8核芯片噱头，但是做4G手机就要做真正5模。他选择高通芯片。从2014年3月份开始，OPPO 4G手机上市，4月份供不应求，至五一假期，高通芯片手机卖断货。OPPO 4G手机借上中国移动话费补贴之力，至当年9月份，中移动公布4G手机市场份额第一名OPPO，超过所有对手。
渠道上，由李杰（Jet Lee）摸索总结的一套营销体系也日渐完善。他构建了自建渠道的基本架构，设立SE（销售执行经理），SE上面职务是ASM（区域销售经理），SE下面管3个督导（TL），督导下面还有若干名导购（brand advisor)，他们一起在市场上构成一个密集的销售网络，这些人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各类手机卖场，从广告位，至手机价格，议价、拍板、付钱，组织各类促销活动。
某一年公司开大会，陈明永点名表扬李杰在渠道上的成绩。线下渠道模式让OPPO有了对抗小米模式的底气，毕竟，线下渠道仍然是主销售，线上销量超不过30%。
2016年R9系列进入OPPO擅长的领域，像是当年切入功能机市场一样，是精准商业洞察与产品技术升级相结合的结果。
2015年底左右，陈明永发现，3000元以上手机，苹果和三星占据30%以上市场总额。国产品牌都集中于2000元以下，其中800元以上、2000元以下，接近20%，800元区间最拥挤，40%份额。而2000元到3000元价位，国产品牌占据不到4%市场份额。从R7开始，OPPO集中向这一区间发力，到R9和R9s，水到渠成。
不过，长远危机并未消除。站在2015年节点往回看10年，中国制造业与上一个10年相比，仍然没有本质进步。与苹果、三星相比，市场差距虽然缩小，可是自身问题仍然不少。“自己做好之后才能做一个局部改变。”陈明永说。他在内部不再提“敢为天下后，”还是要创新。
放在东莞加工业背景下来看，一位东莞科技行业官员告诉《潜望》，他近五年工作精华总结发现，高新产业内发展好的公司已经闯出一条明确的路径：先通过集成，加快资金回流，迅速做大规模，了解市场需求之后，为核心技术研发指明方向，反哺研发，最终完成一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从而掌握议价权、定价权。
陈明永分析，日本、韩国和德国，最早都是利用人口红利发展起来，但是这个路子只能走三五十年，后面国家富有、收入提高之后，房租、人力成本都水涨船高，企业靠什么继续创造价值？一是高尖端技术升级和创新（比如快充技术，引领行业，2019年苹果正式加入快充）；二是占据高端品牌。“这样的公司有1000家，中国就更有希望。”
分野
公关负责人江梓韵2018年看到过陈明永发火，是因为在办公室里看到一张Find X预热海报。海报上说“不是所有的旗舰机都有256G内存”，当天流程是给陈明永拍一些年度公关照，“化着妆就突然生气了，”江梓韵说，她听到陈明永厉声问，“这个海报谁做的，我们Find X明明有128G，海报这么说，什么意思？我们128G Find X还卖不卖了？”
那天拍出来一组照片都是黑脸。
陈明永生气地回到办公室，关起门来一个人待了很久。当时，OPPO官方微博已经把那句话公布出去，很多媒体已经跟进。他打电话给产品规划部，询问能否停止已经发货128G手机（已经备料生产）。很多高管知道事情后，纷纷去陈明永办公室解释。
在手机市场杀红眼的现在，把旗舰机的特性当成共性宣讲，突出主要卖点，几乎成为主流做法。陈明永的怒火显得不合时宜。他想法很简单，OPPO不能耍这种小聪明，不能纵容占用户便宜。也有人解释，这是技巧性话术利用一下未尝不可。陈明永反问，“问题是你做不做？”
派到印尼的李杰，在手机渠道之外，看到物流配送机会，陈明永与李杰成立J&T公司，通过当地特色的交通工具，构建起一个高效的配送网络，如果未来发展成功，是印尼的顺丰。当初做品牌的刘列要出去单干，陈明永拿钱支持。甚至那些员工，离职出去做茶叶，他也愿意购买，“毕竟受过本分熏陶几年。”他离年轻时《绿色之王》主人翁理想更近了一些。
与陈明永相同，雷军也受到王阳明心学影响，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
不过，陈明永更加务虚，又顺着王阳明，追溯到道家、儒家经典，并涉猎禅宗典籍，这大致是陈明永管理上面的精神图谱。他有意识塑造一种宽松、自律的氛围，重视产品与创新的企业文化。
《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得益于对这句话理解，陈明永下面的OPPO不断分化出新的公司：刘作虎的一加手机，主打线上高端，已在印度闯出一片天地；李炳忠的realme，主打线上性价比。系出同源。这方面他比vivo沈炜更像段永平。
相比之下，余承东所服务的华为则严酷得多。1944年出生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早期也是学习日本管理，公司做大后，引入IBM咨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整体上，任正非通过不断宣谕冬天来临，驱动“十几万人几十年如一日地攻打一处城墙，撕开一个口子”、“力出一孔、利出一孔。”这种杂糅着军事化色彩的集体主义，配上技术上的狼性，使得华为几乎在一切所进入的领域所向披靡。
小米成立8年，尚是一家年轻公司，雷军的管理风格尚未成型过程中。为了品质，他会向外界介绍同仁堂；为了效率，介绍Costco和沃尔玛；说到口碑，谈到海底捞；他说这些是小米学习榜样。
业务上原来小米刘德主管的生态链企业，他后来也像黎万强一样转岗任集团组织部部长。手机业务上，雷军招入昔日金立总裁卢伟冰，而昔日战友逐渐淡出。不过，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当初参与创业的人已经跟不时代要求。“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行业。”老杳说。
小米在印度意外收获了当地高管马努，在印度市场做到了第一名，超过三星。当年为拿到运营商补贴甩出国的手机，意外地为国内手机厂商找到出海目的地。小米随后又进入印尼、泰国、越南等市场；欧洲则进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
在这些国家，OPPO和realme、一加一起，与小米、三星、vivo等，正拼杀正酣。小米在海外是否会演绎国内市场一样的道路，是雷军关注重点之一。
决战
影像比拼一直是智能手机主战场。
“华为P20手机（2018年3月）4000万像素主摄像头推出是一个转折点。”在OPPO办公室休息区，影像团队王远（化名）分析，一方面，华为不断坚持多摄像头路线，另一方面，为主摄像头定制了一个大的传感器。既让买家感受到摄像头数量的实惠，又有拍摄质量上提升。
此前，OPPO以精悍的团队，先后首创超薄手机中的超薄摄像头、RGGB四个像素合一和翻转摄像头手机等，一直引领着行业。此后，华为向高端迈出的道路上，在影像部分反超OPPO。在影像路线上，OPPO内部曾提出5倍光学变焦，但未被陈明永认可。
2016年和2017年，刘君与舜宇等六家机构一起，联合研发5倍变焦。但是，陈明永是审美控，从做DVD和MP3开始就重视外观，甚至会细抠产品上的一条缝。OPPO内部外观设计派占据了上风，这些人不能容忍手机摄像头突出。陈明永也看到潜望式5倍光学方案尚不成熟，成本过高又是一大挑战。
OPPO传感器没有按照1/2.3、1/2、1/1.7进化，华为则在2017年初向索尼下了定制需求，正是后来的华为P20大传感器。“我们没有跟上大传感器趋势。等到OPPO向索尼定制了IMX519之后（比华为同款要早半年），又因为太厚，不让用。索尼承担了风险，花了时间、人力资源配合，这些伤害给钱也没办法弥补。”王远说。自此，5倍变焦方案于2017年2月巴展露出之后被暂时搁置。
华为手机没有轻薄束缚，牺牲厚度换功能，符合理工男气质。国内得影像者得天下，这段时间，OPPO失去国内市场第一宝座，让位华为。
从5倍光学变焦中受到启发，华为直接找到舜宇，提出做10倍光变焦，以避开OPPO 5倍协议。2018年初，王远和团队知悉后，内部，公司上下一致同意重启变焦项目。舜宇与华为签订了排他协议，OPPO找到三星电机替代。这些后来成为2019年年初，华为P30系列望远镜与OPPO Reno 10倍变焦版之战。
2019年11月5日，小米发布小米CC 9 Pro，其DXOMARK相机评分为121分，与华为Mate 30 pro并列全球第一。雷军意识到影像重要性。同时对华为表态值得玩味，小米与华为相爱相杀，一样是中国企业，都为国争光，更年轻的小米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按照余承东定下的战略，华为手机从贴牌向中高端突进，过程中不断整合自研、他研的新技术。任正非号召“一杯咖啡吸引宇宙能量，”华为技术人员撒出去，带回来各种对新技术的理解。
“磨难”
2019年，余承东、雷军和陈明永，战略上已经趋同，不再争论线上线下，小米线下已经摸索了几年，华为的线下专卖店开出新形式，在陈明永老家六七线的万源市，开店数量超过OPPO店，并搭售电脑等周边；要做高端，小米2016年MIX引领了一波全面屏趋势，帮助小米止住下滑势头；它们同样重视5G。
像苹果、三星和华为一样，OPPO也有打算补齐芯片短板。这将考验企业执行力。老杳分析，华为的体系、运营模式、企业文化和资源积累，符合手机潮流，前期终端带着芯片跑，后来芯片带动终端。小米几乎与大疆无人机同时向上游自研芯片。大疆从联芯找了算法人才，芯片做得已有成绩，小米也从联芯挖了设计人才，效果却不理想。
OPPO员工近几年急剧增加，未来在芯片、人工智能和IoT领域仍然能孕育出像张加亮那样的创新型人才吗？这是陈明永面对的挑战。2019年1月，经过长时间调研与思考，陈明永推动将“批判性思考、敢于挑战”加入本分价值观之中，仅仅隔绝外在压力和诱惑、保持平常心态还不够。
雷军掌管的小米，不断地追加研发，小米在2018年研发投入58亿元，比2017年增长了81%，从2016年到2018年，小米三年研发费用达到了111亿元。
华为也拿出50亿投资基金，通过资本营造生态圈的意识似乎已经有了。这起码是一种姿态上的进步。“过去老任不信任别人，不投资给别人。”华为前高管、与任正非接触颇多的杨逍说。
雷军曾有过豪言：“我相信未来十年，小米会像70、80年代的索尼带动整个日本的工业一样，像90年代、21世纪三星带动了韩国的工业一样，带动中国的工业。”可能是1969年这一代企业家共同的梦想。
而这一代企业家年岁既长，羽翼已丰，下有数千名员工听从号令，物质层面和收入也已经突破束缚，放纵似乎有了更多理由，人性中的恶与欲就找门来。
有些企业家纵情声色或曰寻找真爱，有些手机创业者将对音乐音箱和木匠活的爱好推向极致，还有人在赌桌一掷千金寻求刺激。这时候企业家内心的规训和约束，就成为尤其重要事情。
腾讯新闻《潜望》与陈明永交流之时，正值金立手机因创始人刘立荣塞班豪赌输钱、远遁香港，金立品牌岌岌可危之际，话题自然而然引入。刘立荣从金正公司出来创办金立，金正创始人与段永平、陈明永一样，都是从小霸王公司出来。在商业操作和打法上，金立与OPPO有相似之处，而命运却发生分歧。
陈明永认为，“一个企业存在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有一种让人们发自内心、带领一帮人长远走下去的东西。不是只是为了赚钱，或者要做第一，我觉得这是决定一个好企业能不能走远的原因。”
在华为任正非那边，他以冬天不远的危机感，提醒自己和员工，保持初心。陈明永求诸于王阳明应对之策，“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一分人欲，便存一分天理，做到轻快潇洒、简易，能克己方能成己。”
平日里，陈明永会用半天精力旺盛的时间处理重要事务和决策，其它时间喝茶看书会客，与人交流。偶有闲暇，他放弃了以前喜欢的高尔夫，“不如在楼下跑两圈”，陈明永年轻时有看金庸武侠小说的习惯，现在变成看网络玄幻小说，在《诛仙》和《凡人修仙传》找到一些乐趣。
他保持着每年清明节回到家乡看一看的习惯，走着泥泞山路（车不进去），去外婆家坐一坐，与亲戚朋友们聊一聊。
三十多年前，天降大雨，初中生陈明永与同村另一位稍大一些的同伴涉水冒险过河，水位抬升，漫过桥面，陈明永亲眼看到那位少年被洪水吞噬，永远没再回来。此前那里有过纤索桥、木桥、石平桥，都毁于洪流，每逢大雨，即成危险地带。于是，他在家乡修建了兴昌大桥——高10米、长30米，使两岸变通途，建成后，此类悲剧将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年轻一代跨河而去，如果有机会遇到一个有所传承、自信自足、本分审美、免于恐惧和富于创造力的商业新世界，那是1969年出生这一代中国制造业企业家你追我赶、互相砥砺修正中形成。
本文作者：卜祥、王潘，来源：腾讯新闻《潜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