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要点
对比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今年3月政府指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给出了更准确的货币政策方向。本篇报告分析了过去社融预测方法失效的原因，并根据今年货币政策方向提出基于直接匹配视角预测社融的新思路。
投资率及社融引致系数的变化使得过去通过名义GDP增速预测社融增速的方法失效。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逻辑为：名义GDP增长目标—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社融增速。而2018年后这种方法因投资侧变动过大而失效，原假定维持稳定的中国投资率出现了5%-10%的波动，原假定在35%-40%内变化的社融引致系数则是降为19.8%，假定的失效使得模型的失效成为一种必然。
过去模型的失效提醒我们在考虑投资-融资时，社融规模可能是先于投资考虑的因素。不同于过去的社融增速高增期，2017年以后，监管趋严将融资需求的约束拉到台前。中国的投资需求开始触碰到融资约束，银行合意的信贷需求的下降成为了投资下滑的主要推手。在未来对投资融资的分析框架中，我们可能需要先从社融出发来考虑投资的变化。
社融规模存量/GDP名义增长这一比例的增速在2019年内较为稳定，可以通过满足“匹配”的要求对社融加以预测。进入2019年后，这一比率稳定在2.7左右，若2019年年末名义GDP累计增长7.5%，那么根据这一比率可推算2019年年末社融同比增速录得10.5-10.6%左右，社融增量需38000-39000亿元左右即可满足“匹配”的要求。
观测后续货币政策操作中介目标是延续政府思路观测社融增速的一个新视角。目前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两个维度，延续我们认为社融领先于GDP名义增速的思路，观察货币政策调节中介指标对社融的影响就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视角（相较预测投资增速而言）。从增速角度看，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基础货币增速分别领先社融规模增速3个月、9个月。根据基础货币和银行间资金利率预计2019年4季度社融同比增速将有所回落，这也与“匹配”所要求的预测相符。总体来看年内预计也不会大幅超过预期。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年内社融将不会是一个主要的预期差来源，债市收益率预计将整体呈震荡走势，建议年内以防守为主。
正文
2019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这为我们后续对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信贷增速的判断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通过将M2、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GDP增长相匹配，来判断未来社融的增速走势。
在2019年之前，M2、信贷增速及GDP名义增速的匹配度并不突出，GDP与M2曾在2012到2014年及2017年出现了反向波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GDP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背离，在2019年后匹配度才有所上升。此外M2、社融增速、信贷增速近年来相互背离的情况逐渐增多（这很有可能源于资管行业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的节奏变化），难以形成统一稳定的规律。2019年，M2、社融增速、名义GDP增速的匹配这一说法首次被正式提出，这意味年内社融总量预测可能有了新的思路。
2018年后，以设定名义GDP增速推算总融资来预测社融增速的方法逐渐失效。该类观点使用社融对投资的“引致系数”（每一元社融带来的总投资额）来由GDP名义增速测算信贷增速，这种“自上而下”的信贷增速预测方法在2018年前曾经行之有效。其主要推导机制为：名义GDP增长目标—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社融增速，以给定的名义GDP增长目标为出发点，根据假定的投资率估计资本形成总额，再按假定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比及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假定关系来估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量。这种传统思路的失效并非是对名义GDP增速设定有误差造成的，而是投资侧变动较大造成的：近年来在一年期的跨度上名义GDP的波动大部分在2-3%左右，而中国投资率贡献可能会出现5-10%的波动，同时2018年后监管从严，中国投资增速也经历了系统性的下行。
近年来，中国投资率以及社融的投资引致系数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假如依旧利用2017-2018年中国资产形成贡献率（对名义GDP增速的贡献）稳定在35%-40%的观察，由社融对投资的“引致系数”假定与针对名义GDP增速的假定对社融进行预测，预测的结果往往在14%-15%以上，而2019年10月社融增速已下滑至10.7%，上述预测显然是与现实不符的。这主要源于投资相关系数的变动，比如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累积同比的拉动在2018年一季度为2.7%，而后逐渐下跌，而2019年三季度则降为1.23%，下降了54.4%，贡献率也由40.1%降为19.8%，下降了50.6%，与之前35%-40%的假设相差甚远。
这种思路的失效提醒了几个重要事实。一是融资需求对投资的约束越发凸显。任何一项成功的融资都要面临两方面约束，一来企业潜在的融资需求是否存在，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二来融资需求对金融机构主体是否合意也是需要考量的一种约束，不合意的融资需求就无法得到融资。在2017年以前，对投融资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融资需求的分析，融资约束的方面则总是或有或无的被忽略，而近年来这一约束逐渐显现了出来。
在2017年以前，银行信贷负责解决一些“较为合意”（项目较为正规，风险较小）的融资需求，而“影子银行”则负责与银行合作解决对银行而言“没那么合意”（例如风险较高的地产融资）的融资需求。在融资需求高涨的背景下（社融增速高增期），后者的存在是必然的，这也使得2017年前中国的融资约束并不紧。这种融资可得性较高的情况也直观体现在投资走势里（基建增速在2017年后正式下了台阶）。随着监管的加强，“影子银行”逐渐被拆解，银行信贷承受的融资需求压力越来越大，融资需求对投资的约束也越来越强。
二是社融增速可能逐渐成为投资预测的一个抓手。2018年以前，新增人民币存款长期大于新增人民币贷款，而2018年后，存贷款差异减少，近两年甚至出现了新增人民币贷款大于新增人民币存款的现象。融资“双支柱”转化为“单支柱”的变化是毋庸置疑的：2017年后金融严监管开始进入高峰期，银行与非银机构合作的货币派生路径被金融监管所压制（这一点我们在前期专题《债市启明系列20191128—存款去哪儿了》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已经成为大趋势（从2016年末到2019年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8.1%下降至5.2%），社会融资规模中表外部分的下降预计也不会转变（同期估计的“类信贷”额增速下降也从28%下降至-6%），而同期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也相对没有下滑这么多。推测中国的投资需求开始触碰到融资约束，政策层各项信贷促进政策并非没有效果，但表内信贷终究存在一些投向约束，投资的下滑可能主要来自于银行合意的信贷需求的下降。因此，在看待未来“投资-融资”时，社融规模可能是先于投资要考虑的因素。
综上所述，推测2019年末，社融规模存量/GDP名义增长将录得2.25左右。如果2019年年末名义GDP累计增长7.5%，那么推测2019年年末社融同比增速录得10.5-10.6%左右，社融增量需38000-39000亿元左右即可满足“匹配”（“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的要求。这一增速相较2018年也并无明显波动，但由于11月各项高频指标表现较好，11月社融或相对12月增长更多，但总体来看年内预计也不会大幅超过预期。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年内社融将不会是一个主要的预期差来源，债市收益率预计将整体呈震荡走势，建议年内以防守为主。
未来基于“匹配”思路的社融判断可能更加重要，社融可能是政策层宏观调控的一环。由于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开始逐渐被社会融资所约束，社融规模会从多个角度影响到融资投资体系，因而社融应当被放入宏观调控的中间环节里：如果我们假定2019年名义GDP增速将会收尾至7.5%左右，那么政策层应该利用各类稳增长措施保证10.4%-10.5%左右的社融增速作为匹配，而投资项可能将会受到融资约束，不需在预测内进行考虑。
这样的直接匹配预测可以绕过社融对投资的“引致系数”问题，避开了社会融资规模对投资的“引致系数”的变化问题（由于金融监管的节奏与投资需求的相对波动开始变得不确定，“引致系数”变得不再稳定，2017年起这一系数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使用历史社融引致投资系数已经不再适用）。因此，不应该全部从投资增速出发匹配社融增速，而是应该将社融增速作为央行宏观调控中的一环进行分析。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这种视角下，货币政策调节中介目标例如基础货币与OMO则要更多地进入分析环节。
社融存量与GDP名义增长的关系较为稳定
社融规模存量/GDP名义增长这一比例的变动较为稳定。观察2002年至今的社融存量与GDP的比例关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2008年前，社融规模存量稳步上涨，每年平均增速为25.9%，社融规模存量与GDP的比率较为平稳，在120%左右浮动；②2009-2010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社融规模年均增速为 35.6%，而此阶段GDP年均增速降为14.5%，社融与GDP的涨幅差距拉大，因此社融规模存量与GDP的比率也随之快速上涨到158%左右；③2011-2017年，社融规模存量增速下滑，年均增速为23.1%，而GDP年均增速下滑至11.4%，社融存量规模与GDP比率接近线性关系成比例上涨，于2017年涨至高点223%；④2017年后，社会融资规模年增速仅为9.8%，而GDP年增速维持在12.0%，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的比率也小幅下降至218%。
进入2019年后，社融规模存量/GDP这一指标的增速非常稳定，为2.7%左右。“2.7”这一数字可能并无特别意义，但这一指标的稳定增长可能就是政策层希望看到的“匹配”（社融与GDP增长）。因此推测2019年末，社融规模存量/GDP名义增长将录得2.25左右。如果2019年年末名义GDP累计增长7.5%，那么推测2019年年末社融同比增速录得10.5-10.6%左右，社融增量需38000-39000亿元左右即可满足“匹配”的要求。
货币政策调控对社融增速的领先性
从增速角度看，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基础货币增速分别领先社融规模增速3个月、9个月。目前，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兼具数量型和价格型两个维度，数量型工具（降准、逆回购以及MLF等）直接作用于银行准备金总量（或者分配），通过调节银行间“水池”来控制总货币量；价格型工具（央行近日久违地重启了MLF以及逆回购降息）主要意图控制银行间边际流动性的价格（边际上调控银行资产负债部对金融市场等部门的FTP，因为总量层面上“对存款类公司债权”仅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3.7%左右，央行降息操作带来的总量层面负债成本下行比较小），来调节资金价格。如果认为社融增速大体上是GDP名义增速的领先指标，同时央行对社融资金的供给侧拥有较大的影响力，那么观察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对社融的影响就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视角（相较预测投资增速而言）。从存量增速的视角来看，社融存量同比增速与滞后9个月期的基础货币增速正向相关性较好，同时与滞后3个月期的银行间资金利率（3个月期Shibor、DR007以及DIBO007）的负向相关性较好。
如果将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进行频度调整，那么基础货币以及银行间资金利率与社融增速的相关系数最大将达到0.65以及-0.39。由于2018年年末至2019年1季度末基础货币同比增速由2.82%逐步下滑至-5.49%，并且3月期Shibor、DR007以及DIBO007在同期也全部有所上行，那么预计2019年4季度社融同比增速将有所承压。从这一视角上来看，基础货币和银行间资金利率对社融的指示性作用同“匹配”要求的预测是一致的。预计后续货币政策操作中介目标将是观测社融的另一个重要抓手。
债市展望
本篇中，我们回顾了以投资需求预测为核心的社融预测思路，这类方法在2017年以后的逐渐失效反映了几个事实：一是融资需求对投资的约束越发凸显；二是社融增速可能逐渐成为投资预测的一个抓手，二者地位有所对调；三是未来基于“匹配”思路的社融判断可能更加重要，社融可能是政策层宏观调控的一环，在预测时更应注意社融与GDP的直接匹配。同时从增速角度看，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基础货币增速分别领先社融规模增速3个月、9个月，从这一角度看2019年4季度社融增速也将承受一定压力。综上所述，推测2019年末，社融规模存量/GDP名义增长将录得2.25左右。如果2019年年末名义GDP累计增长7.5%，那么推测2019年年末社融同比增速录得10.5-10.6%左右，社融增量需38000-39000亿元左右即可满足“匹配”（“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的要求。这一增速相较2018年也并无明显波动，但由于11月各项高频指标表现较好，11月社融或相对12月增长更多，但总体来看年内预计也不会大幅超过预期。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年内社融将不会是一个主要的预期差来源，债市收益率预计将整体呈震荡走势，建议年内以防守为主。
本文来源：明明 ，华尔街见闻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