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浦东,三十而立

华尔街见闻
国家需要的时候,就是“王牌”出手的时候。

1998年底,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江上舟“献计”上海决策层:

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2001年-2005年“十五”期间,上海引资100亿美元建设10条技术水平等于或高于华虹NEC909工程的8英寸-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江上舟相信:上海能超越台湾,张江能超越新竹。

几个月后,原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会议准备方案提出:2001年-2005年,全国投资200亿元人民币,拟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江上舟反对,他说:“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场的众多专家院士一片愕然。

二十年后,风云突变。国际贸易环境急转直下,高科技行业突然发现,海外核心技术产品的供应链是如此脆弱。

中国需要确保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链。

这个时候,举目四望,大家才发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一半以上集中在长三角,1/5在上海,单单一个张江就已集聚9家晶圆制造企业、19条生产线、239家芯片设计企业。

今年4月,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满100家。这100家企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多达39家。

到了7月,中芯国际回归科创板,又掀高潮。

回想2000年代互联网风潮风靡全国之时,上海在浦东、在张江死命地砸芯片,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一点一点地攀科技树,期间经历种种困难,但给中国半导体产业留下了宝贵的人才、设施、经验,为未来突破核心技术打下了基础。

王牌,未必要时时“独领风骚“,但需得志存高远,厚积薄发,关键时刻出手,才会峥嵘毕现。

过去三十年,浦东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张“王牌”。

“王牌打工人”

“王牌”不是那么好当的。

1979年的春天,总设计师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点燃了中国沉寂已久的发展热情,整个中国南方一片热火朝天。然而,这其中并没有上海。

老人事后评价: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海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

这或许正因为上海一直是“王牌”。“王牌”意味着责任,责任有时候也意味着“镣铐”。

从清末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是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

上海是国家的“钱袋子”。据统计,在建国后的30年间,上海全市财政总收入近3000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8%。而上海以全国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上缴税收竟然占到中央税收开支的三分之一。

彼时的上海成了“计划经济的王牌打工人”。全国各地向上海输送能源、原材料,供上海通宵达旦地加工生产,产出的大量工业品再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

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上海,改革试验必然“慎重”。

大势不等人。

深圳火了!海南火了!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上海更加尴尬。原材料价格上涨,但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仍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没有活路。

更为难堪的是,“打工人”上海从曾经的国际大都市变成了大作坊,市民生活环境日益恶化。

这几乎成了那一批上海领导干部的“心结”。

汪道涵退休后总结:

在我当上海市长期间,我上对得起中央,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1980年10月3日的头版刊文写了上海民生的痛点。

危机声中,上海到了谷底,但也在孕育新生。

浦东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决策层的视野。

历史性机遇

1979年,应复旦大学知名教授、大哥林同济的邀请,桥梁工程专家林同炎第一次回到祖国。

33年前,国民政府曾有计划在黄浦江上架桥,林同炎曾作为专家参与论证,此后不了了之。当他再一次踏上外滩的时候,已经67岁了。看到奔涌的黄浦江,架桥的想法再一次跃动。

林同炎此时已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执教超过了30年,被称为“预应力之父”,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将该学会的“预应力混凝土奖”改名为“林同炎奖”,这是美国科技史上第一次以一个华人名字命名的科学奖项。

林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止在桥梁结构上是知名专家,还很知道怎么推动造桥。

他曾经给美国总统里根建议建造横跨白令海峡、连接美俄的洲际大桥,还推动在直布罗陀造桥连结欧洲与非洲。

林同炎想在黄浦江上造桥,如何说服兜里也没几个钱的上海市政府投资呢?

1985年10月,他向刚刚卸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毛遂自荐,提出“开发浦东”。

他说“我愿意帮助祖国发大财,造福祖国人民”,具体说就是:

上海先在浦东开辟一块土地造桥修路,地价上涨之后,将其出租或出卖,如此滚动开发出租,国家可以不花一分钱,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上海规模也可以成倍扩大。

回头看,这直接点出了浦东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思路:土地批租。5年后的1990年,上海正式出台法案允许浦东搞土地批租,这在当时称得上史无前例,是对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历史性突破,一举解决了浦东开发所需巨额资金的大问题。

汪道涵当时感言:国家不会忘记你的。

1986年,林同炎提出《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报告,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1988年12月5日,黄浦江上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打下第一根桩,上海启动越江工程,林同炎的梦想实现了。

历史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只是在当时争议不断,因为一座斜拉索桥的资金可以造三座越江隧道。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最后力排众议,拍板造桥的,是刚上任上海市长不到一年的朱镕基。

1988年4月24日,朱镕基在上海人大会议上做市长候选人演讲,鲜明的语言风格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给每个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他告诉与会者,他是一个孤儿,父母早死,50年代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种田、放牛、养猪、做饭等什么都干。

他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

他在演讲中郑重告诉与会代表: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

如果一切照常发展,开发浦东将是上海一市力推的策略,成为当时中国众多经济特区中的一员。

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云突变。

十年之前,总设计师一锤定音,批准在南方边陲深圳等地兴办经济特区。将特区选择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小镇,这是谨慎而务实的决定。十年后,深圳从边陲小镇变为现代化城市,也验证了当时举措的正确。

此刻,他已经不满足于深圳、珠海这几个特区,他要再造几个“香港”。酷爱桥牌的老人迫切需要一张新“王牌”,向世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还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浦东历史性的机遇来了。

1990年春节,邓小平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节。除夕之夜,他对上海市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汪道涵苦盼不得的机遇一下子出现在了上海面前。

上海市领导人立刻向邓小平汇报了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邓小平欣喜地说,这是个好事。

2月13日晚,邓小平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谈话。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邓小平带着惋惜和鼓励口气说:

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自此迅速上升为国策,也标志着此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南向北转移,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深化。

4月18日,时任的国务院总理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实际上,当时上海市给中央提方案的时候只有“开发浦东”,是总设计师亲自加上“开放浦东”。

他这样描绘心目中的浦东新区:

“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由此,“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就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方针。

金融改革

“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总设计师这么说了,上海官员们从上到下“贯彻”得都很彻底。

从朱镕基当上上海市长第一天,钱的问题就是大问题,浦东开发开放之后,钱的矛盾就更大了。

当时的浦东开发办公司副主任杨昌基被安排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公司,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按一平方公里开发成本两亿算,需开发资金20多亿。朱镕基说,一个公司先给三亿,三个公司 一共九亿,滚动起来用。过了几天,又说,三个公司给九亿不行,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这样吧,一个公司暂给一个亿,先张罗起来吧!过了不久,朱镕基又说,市里不是没有这些钱,只是一下子周转不过来。最后每家公司给了3000万。

没钱怎么搞开发,林同炎“帮助祖国发大财”的建议出现在了浦东官员的脑海:土地批租。

如何用土地生钱,深圳先做了突破:直接招拍挂土地,邀请企业投标,撬动社会资金。黄奇帆操刀下,浦东的做法更进一步:“财政资金空转,土地批租实转”

先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浦东的三家开发公司,作为资本金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市土地局将支票全部上缴财政局。开发公司在与外部合作开发开除设施。

相比深圳方案,这个方案让政府平台参与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增强资本金实力,从而能滚动撬动更多的外部资金。截至2001年,浦东共计空转了土地88.6平方公里,政府投入61亿元撬动了700亿资金。

回头看,浦东的经验成了中国各地开发的范本,各地纷纷设立城投平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大大加速。

但在当时,这样大规模大批量的买卖土地,也受到非议和诘难,甚至有关部门板起脸来责问:浦东这样做依据是什么文件?有没有政策支撑?

后来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表态:“这件事我观察了三年,看正反两方面效果、影响。土地批租换来的资金不得了。“浦东的做法得到了认可。

朱镕基想要的更多,胆子也更大,他想要金融改革。

1989年12月,他召开金融改革会议,当时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开会。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引进外资银行,二是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二个议题争议最大。众人心里很清楚当时搞证券交易所的风险,在敏感的时间段,舆论压力很大:如股份制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搞交易所?这是“在上海滩培育新的资产阶级”。

最后朱镕基一锤定音:“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要求上交所最迟1990年12月挂牌。

1990年初,三人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现实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来自《上海证交所成立的前后》,观察者网)

实际上朱镕基早已逮着机会向邓小平当面做过汇报,邓小平说了那句中国资本市场的名言:

“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

有了最高领导人支持,地方推进也需要魄力。1990年6月,朱镕基出访香港新加坡,向外商推介浦东。在走到新加坡的时候,朱镕基主动说:

上海将在年内建立证券交易所!

一番话不仅让西方金融界震惊,也让上海的金融官员意外---啊,交易所的楼还没找到呢!而北京的金融官员也震惊,我们还没接到正式申请呢!

就在浦东开发宣布的8个月后,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第一任总经理,当时年仅35岁的尉文渊用足力气敲完开市锣后,忙到发着高烧的他差一点晕倒在地。

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庆典的嘉宾(由摄影记者张萍现场拍摄)

朱镕基在开业讲话中明确: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开业现场站着未来中国证监会的四任主席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未来人民银行的三任行长朱镕基、戴相龙、周小川。

1995年,为了振兴浦东,上海启动要素市场“东进”,包括上交所在内的七个国家级交易所东迁,上交所最后落户在陆家嘴浦东南路。在这个集聚效应下,陆家嘴金融贸易渐成气候,上海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1991年大年初四,总设计师又一次来到上海,朱镕基汇报时说,我们浦东开发的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这16个字。老人说: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中国改革开放史上,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浦东开发开放肩负的使命之一就是在第三产业有所突破。

在金融先行的驱动下,浦东金融业飞速发展,1997-2018 年间金融业产值增长9.8倍,金融业占浦东新区 GDP总值从1997年的11.39%增加到2018年的22.08%。



金融业带动下,浦东的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5.8%,远超另一标志性特区:深圳。

从这个角度看,浦东是当时整个全国经济特区中最特别的一个。浦东探索出来的土地模式、积累的金融资源,突破的第三产业模式都给整个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样本和资源。

当然,土地和金融只是一面。

“张”“江”的张江往事

江上舟(右)和原上海市副市长、原上海市政协主席蒋以任(左)

1997年,江上舟出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比他预期的时间晚了四年。

四年前,他被海南省委书记挽留出任海南洋浦开发区首任党委书记、管理局长,四年时间搞出的“洋浦模式“举国关注。

在瑞士留学的江上舟(左二)和吴启迪(右一)

江上舟到了上海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研浦东未来的产业方向。看了集成电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后,江上舟有了明确的判断:上海应该搞集成电路产业,张江要成为中国的硅谷。他还认为:集成电路工业既是中国非干不可的工业,其最先进经营管理知识和最尖端制造工艺与产品制造技术又是由海峡两岸与华人世界英才掌握的工业。

现在看,这个理念之先进、判断之超前,江上舟的专业能力体现无疑。

他复盘了台湾新竹工业园区发展历史,精读北美半导体协会与国际半导体协会编撰的《半导体路线图》,比较上海的优劣势:

  • 上海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和融资能力
  • 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需求强劲,而供给能力薄弱,半导体生产和试验关键设备制造更是麟角凤毛。
  • 上海的支柱产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产业,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八十年代发展的汽车、电站等技术密集组合装配型工业;21世纪上海必须发展知识密集型信息产业。

“在半导体生产、管理、营销领域,华人能力居世界第1,在半导体设计领域,华人才干列世界第2。“

江上舟想明白了,上海能超越台湾,张江能超越新竹。

于是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1998年底,“胸有成竹”的江上舟向当时的上海市领导献计:

在浦东规划面积22平方公里3倍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2001年-2005年“十五”期间,上海引资100亿美元建设10条技术水平等于或高于华虹NEC909工程的8英寸-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据说,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赞赏之余,惊问:“天上会掉下这么大一块馅饼!”

惊讶,不仅因为这个金额之大,要知道自1981年到1998年,上海工业累计直接吸收外资也不足200亿美元。

1999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会议准备方案提出:2001年-2005年,全国投资200亿元人民币,拟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江上舟反对,他说:“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弄得许多专家院士一片愕然。

更难的是,当时中国芯片业处境艰难。

中国芯片研发的起点并不晚,1975年中国研制出第一批1KB的DRAM时,仅比英特尔晚了五年。当时三星才刚进入半导体行业不足一年,台湾地区也才刚刚启动半导体工业。

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不足使得中国芯片始终落于人后,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先后制定的巴统、瓦森纳协定直接封死了中国引进先进技术之路,面对高度全球分工、迅速升级的海外芯片,在摩尔定律之下,中国早期芯片一败涂地。

直接结果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芯片半导体工厂一片惨淡。据说“中国巴菲特”段永平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后来觉得没啥盼头,又去人民大学读了一个计量经济学的硕士,最后南下广东做起了消费电子的生意。

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一直试图重振芯片行业,先后搞了两个举国之力主导的大项目“无锡华晶”和“华虹NEC”,后者正是在上海建立,总投资12亿美元,这已经是70年代末宝钢之后上海最大的工业项目。

而江上舟开口就是100亿美元!

他想的很清楚:

发展产业,选择标准两条。一看重要不重要,是否不可少;二看优势不优势,是否做得好。这两条没问题,就要拼命搞;我们搞大了,别人无法搞。

世界集成电路工业遵循“摩尔第一定律向前发展”。“摩尔第一定律”为美国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揭示。抽象表述,即器件尺寸缩小K倍,芯片功能和性能提高K2倍。具体表述,即集成电路18个月一代新技术,24个月一代新产品;18个月集成度增加1倍,芯片价格下降1/3。

从技术市场和时间规模层面推断——

下一个5年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引进外资滚动投入1000亿美元,在上海建设世界最大集成电路生产基地绝非“天方夜谭”。

上海愿意干,浦东愿意干,但谁来干?

一个叫张汝京的台湾人回大陆考察,闯入了江上舟的视野。中国半导体行业真正的转机出现了。

张汝京被誉为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人称“建厂狂魔”,在父亲影响下,张汝京一直有个理想:在中国大陆建成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芯片制造厂。

此时的张汝京刚将一手创建的世大半导体高价卖给了台积电,他向台积电掌门人张忠谋提出到大陆投资建厂,张忠谋没同意,还威胁要扣张汝京的股票。

张汝京立刻就辞了职,他放弃了钱、放弃了股票,转而北上。2000年初,张汝京一行圈定了3个建厂地址,分别是:香港、北京和上海。

选定上海是因为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了,决策速度非常快,支持力度也很大,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亲自带张考察浦东,最终中芯选址在了张江。

“张”“江”二人在张江的相遇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幸事。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中芯国际”寓意中国之芯、走向国际。江上舟为张汝京打通了所有的政府流程,如此大的项目获批速度如此之快前所未见。

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江上舟前去祝贺,见张汝京只花20元人民币放1000响鞭炮贺喜,便看出张汝京摇钱聚宝,不讲排场,能成大事。

13个月后,上海第一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

很快,上海的1座工厂变3座;在北京,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

短短4年,中芯国际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快的上市纪录。

次年,中芯国际成为仅次于台积电、台联电的全球第三大半导体代工企业。

中芯国际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意义并不仅在于芯片产能:

  • 华晶华虹两大举国之力的大项目在技术引进阶段就被疯狂狙击,张汝京凭借自身的人脉在美国四处游说,最终成功进口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一举将中国半导体与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从3-4代缩小到了1代。
  • 尹志尧、王宁国、武平、陈大同、戴伟民、朱一明……张汝京与中芯国际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归国创业。中国存储届两大巨头合肥长鑫创始人和长江存储CEO,大硅片核心公司沪硅产业CEO都出自中芯国际。
  • 中芯国际对国产设备的推动带动了珠海炬力、中兴微、澜起科技、兆易创新等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此后中芯国际的境遇众人皆知。遭遇台积电致命一击后,张汝京被迫去职,江上舟拖着病体临危受命,稳定大局,最终病情复发,于2011年病逝。江上舟指定的接班人张文义力挽狂澜,邱慈云的励精图治,到最终科创板的上市。

“王牌”浦东

张汝京的励精图治、江上舟的鞠躬尽瘁,背后正是上海,是浦东张江过去二十年对芯片产业的持续投入。

半导体制造的投入之大、回报之慢和风险之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很可能成为政绩上的大坑。哪怕整个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半导体产业都被海外压着,巨亏的巨亏,转型的转型。哪怕互联网产业。上海依然默默地不断往张江塞半导体公司,在半导体整个产业链上提升实力,不断地攀登硬科技树。

2019年,中国公司频遭美国科技封锁,尤其是芯片产业。人们举目四望,才发现张江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已颇具规模。

“王牌”的价值是“勇挑最重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

张江的大飞机、临港的特斯拉,都是浦东在先进制造业上突破的案例,看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而是对整个国产产业链的带动,最终是中国在未来最重要尖端行业上的硬实力。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中心大厦119层观光厅俯瞰上海城市风貌。(新华社)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最高领导人在开幕式上宣布上海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一年后再度考察上海时强调要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上市。

浦东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两年时间,大量中国核心科技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总设计师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上海是中国的“王牌”,而浦东则是“王牌中的王牌”。

三十周年后,浦东下一步如何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人民日报撰文时表示:

未来浦东的窗口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发展有多快,也不在于总量规模有多大,而是要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两个阶段战略安排中,浦东都应当发挥重要窗口作用和示范意义,率先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发展的高质量、生活的高品质上走在全国前列,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环境品质、治理能力,生动诠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向全世界集中展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辉煌成就。

过去三十年,擦亮“王牌”招牌的是550万在陆家嘴写字楼,在外高桥仓库,在金桥车间,在张江实验室里的浦东人,是2400万在之后支撑的上海普通人和企业,是全世界看好中国的企业家和友人。

新的时代,新的目标,“王牌”浦东的角色又不要不断变化,但有一条始终不会变:对接和实施国家战略。

国家需要的时候,就是“王牌”出手的时候。

忆过往,励精图治,浦东已经三十而立。

再出发,风华正茂,浦东不过三十而已。

参考资料:
[1]. 《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谢国平
[2]. 《风流人物浪淘不尽——江上舟故事》,李墨龙 浦祖康
[3]. 《中芯国际的幕后英雄》,华商韬略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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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评论
156000467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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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看了!写的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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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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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真的会成为20年后的真正的上海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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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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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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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京的励精图治、江上舟的鞠躬尽瘁,背后正是上海,是浦东张江过去二十年对芯片产业的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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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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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京的励精图治、江上舟的鞠躬尽瘁,背后正是上海,是浦东张江过去二十年对芯片产业的持续投入。 半导体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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