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外资起了变化!

张启尧、张峻晓
在整体持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外资交易行为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流入结构更加均衡化;高估值个股的占比明显提升。

核心观点

2020年,在充裕的内部流动性支撑下,外资不再是A股唯一核心增量;且受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影响,国际资金入场节奏一波三折,速度上较往年放缓了脚步。更重要的是,在整体持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外资交易行为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作为深刻改变了A股市场的长期变量,外资任何系统性的变化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篇就聚焦于2020年外资入场盘点,并就其行为模式的边际变化给出我们的理解。

一、2020年外资入场大盘点

1、总体节奏一波三折,全年净增持2000亿

2020年以来,外资流入可谓一波三折,一季度北上资金在全球市场动荡之下创纪录撤离,紧接着又跟随市场反弹大幅涌入,年中创下了历史同期流入新高;到了三季度,北上资金又以罕见的速度持续离场,行至10月末,北上年内增持规模甚至不及19年的三分之一;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11和12月,北上通道突然大举增持超1200亿,连续创下年内月度流入新高。全年北上大进大出成为常态,净增量较2019年环比明显回落,但净流入仍然超过2000亿。

2、配置盘全年依旧平稳入场,成为当之无愧的“压舱石”

从配置盘与交易盘的拆分来看,交易盘流入与A股指数的关联性更强,受市场风险偏好影响更大,大部分时候表现为同向变动。而配置盘与指数走势关联性较低,更多是平稳持续入场,虽然过去一年中A股波动幅度较大,但作为外资的主力成分,配置型资金表现出了较强的平稳性和持续性,全年配置盘持续流入超2700亿,成为当之无愧的“压舱石”。

3、内部流动性充裕大环境下,外资边际影响力继续稳步提升

2020年,A股资金面环境明显改善,与2017-2019年主要依赖外资入场不同,以公募为主的机构资金成为A股市场的最大增量,国内机构份额占比也出现明显提升。尽管今年A股增量资金明显扩容,但外资持股与成交占比仍在继续提升,截至三季度末,外资持股的流通市值占比达到4.7%,创下历史新高;成交占比方面,北上成交份额中枢从8-10%继续提升至10%以上;行业影响力上,外资前6大重仓行业持股市值占比逐年提升,2020年除家电、银行占比略有下滑外,在多数行业份额均有进一步提升。 

4、整体持仓维持稳定的基础上,交易行为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

从板块持仓看,北上前6大重仓行业基本保持稳定,分别为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家用电器、电子、非银金融和银行,且6大行业持仓合计依然维持在60%以上,即消费、金融依旧是北上资金持仓的核心。但在交易行为上,2020年外资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北上择时选择与传统变量的背离,尤其是三季度外资的大幅流出,发生在美股不断新高且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之下,很难用以往的经验解释;另一方面,在流入结构上,北上资金加仓进一步均衡化,科技成长、周期制造均获得普遍增持,而对于消费、金融偏好则有所下降。 

 

二、外资交易行为的变化与基本面逻辑

具体而言,外资交易行为变化主要包括两点:择时选择与择股偏好。上文已经提及2020年外资交易行为的变化,一方面是大进大出走势之下,北上的择时与传统变量发生了背离,尤其是三季度北上持续的异常流出;另一方面则是流入结构的均衡化,行业层面表现为对于传统重仓板块偏好有所下降,科技、周期制造获得普遍加仓,个股层面则表现为对高估值、成长型标的青睐。

(一)关于北上资金异常出入的解释

从北上资金流入均线图来看,短时间内急剧的流入流出成为2020年的常态。在此前的外资系列报告(《四大原因导致年初以来外资大幅流入》20190213)中,我们曾对外资流向的驱动因素做过详细分析,其中,外围市场波动、汇率的大幅升贬值预期以及影响风险偏好的事件性冲击是关键变量。此外,通过对交易盘、配置盘的跟踪,我们看到交易盘流入受市场风险偏好影响更大,其波动也更为剧烈;而配置盘与指数走势关联性较低,大多时候保持了平稳持续入场。

关于2020年外资异常流出及流入,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使得辨识风险偏好的难度大大增加,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美股VIX指数来代替全球风险偏好,但在2020年特殊的国际局势下,新冠疫情发展、中美关系演化等都成为影响外资的重要变量。这就解释了为何同样是美股不断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7-10月外资却持续离场;而在11月大选和疫苗相继落地后,开始转为大幅回流。其二,观察资金结构,不难发现外资的“异常”多是源于交易盘行为,尤其是一季度和三季度,外围不确定性加剧引发交易盘持续外逃,全年累计流出超500亿。在此前报告(《外资配置盘VS交易盘:谁更聪明?》20200820)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在中长期择时与配置层面,配置盘的参考意义要明显大于交易盘,对交易盘短期行为不必过度关注。

 

(二)外资配置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背后的逻辑又该如何理解?

行业配置层面,2020年外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流入结构的均衡化,在增持科技、周期制造的同时,相对降低了大消费的配置力度,2020年下半年消费股甚至转为净流出。从超低配角度看,外资在中证800持仓相对市场基准也呈现出明显均衡化的趋势,虽然从绝对数值来看,消费、医药在当前的超配比例依然居前,但相比于17-18年已经明显回落;与此同时,对于科技、周期的配置比例则逐渐抬升,截至2020年底已经接近标配。考虑到金融板块的配置始终较为稳定,因此,外资持股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从大消费(非医药)向科技、周期制造的均衡。

相应的,个股选择层面,外资同样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净流入排名前50标的特征来看,除了科技、周期板块的分布明显提升之外,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高估值个股的占比明显提升。不论是从PB-ROE分布,还是PE-G分布,2020年北上增仓50组合的估值中枢都比2017-2019年明显上移。

关于外资持股偏好,我们在此前系列报告中已有深度分析(参见《“巴菲特们”的秘密——财务视角勾画外资审美》20190507),概括来讲,外资审美的核心包括:高盈利能力、低业绩波动率、稳健的现金流偿债能力以及估值与业绩的相对匹配等。事实上,过去的几年中,外资配置行为始终都较为稳定,而2020年为何会出现上述的边际变化?对此,我们的猜想如下:

(一)以大消费为代表的重仓行业快速拔估值,可能是推动外资配置均衡化的原因之一。以北上持仓前十大行业为例,2020年下半年以来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家用电器、休闲服务等大消费板块无一例外均出现减仓;而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化工等周期制造板块持续流入。观察各板块的基本面趋势,2020年与以往并无大的差异,食品饮料、家电等消费行业盈利能力一如既往稳定,业绩相对变化无法解释增减持的行为。而观察各行业估值中枢的变化,大消费行业在2020年估值较往年(17-20年均值)出现非常明显的抬升,相比之下,获得净流入行业估值波动普遍较小。据此可以推测,传统重仓行业快速拔估值是造成外资配置均衡化的原因之一。

(二)高估值标的获大幅加仓,应源于全球无风险利率以及股权风险溢价的快速下行。前文图示中,可以看到2020年北上加仓TOP50标的估值中枢出现了明显抬升,2017-2019年,增持最多的个股PB和PE分别位于3-5倍和20-30倍之间,而2020年北上大举加仓的个股PB和PE中枢分别提升至7-8倍和50-60倍。PB-ROE、PE-G分布图显示,加仓标的盈利增速与ROE相较之前基本持平(除2020年H1盈利受疫情影响外);而加仓标的估值中枢大幅抬升的原因,应该来自于全球无风险利率推动,这也与2020年以来全球股权风险溢价的下行趋势相吻合。

(三)在普遍高估值、低折现率环境下,外资对于成长因子的偏好亦有所提升。从财务指标来看,外资对于高盈利能力的偏好依旧维持,北上增持TOP50组合ROE中枢始终位置在15%左右,远超过中证800的平均水平;而在此基础上,全球普遍高估值、低折现率环境下,外资对于成长因子(盈利增速)的偏好亦有所提升,2020年下半年北上增持TOP50组合利润增速中枢达到25%,大大高于全市场平均水平。 

 

三、2020年复盘总结与2021年展望

总结前文,关于2020年外资盘点与行为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2020年,外资入场一波三折,全年净增持2000亿;受外部冲击影响,交易盘多次撤离,而配置盘全年依旧平稳入场,成为当之无愧的“压舱石”。

2、内部流动性充裕大环境下,2020年A股资金面明显改善,但从成交占比及重点行业持仓来看,外资的影响力仍在继续稳步提升。

3、整体持仓维持稳定的基础上,外资交易行为出现较为明显的边际变化,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点:择时选择(异常出入)与择股偏好(行业与标的选择);

4、2020年所谓外资的“异常”出入,仍然多是源于交易盘行为,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使得辨识风险偏好的难度大大增加,造成传统驱动变量难以解释;

5、2020年外资配置行为变化背后的逻辑猜想:1)以大消费为代表的重仓行业快速拔估值,可能是推动外资配置均衡化的原因之一;2)高估值标的获大幅加仓,应源于全球无风险利率以及股权风险溢价的快速下行;3)在普遍高估值、低折现率环境下,外资对于成长因子的偏好亦有所提升。

关于2021年外资展望,我们的判断如下:首先,国际指数难有进一步扩容计划,但不会改变外资的入场趋势;其次,保守估计下,配置型资金全年继续保持2000亿流入规模。第三,交易盘有望重回净流入,全年外资总体净增量有望达到3000亿。最后,参考往年季节性规律,年初外资“开门红”效应可能会继续上演。 

风险提示:1、国际关系反复;2、海外超预期波动;3、疫情再度扩散。

本文作者:张启尧、张峻晓,来源:尧望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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