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高支出背后的低欲望

• 日本家庭消费的明显年龄特征：老年人的“刚需”是年轻人的“可选”。1）35岁以下年轻家庭：租金压力大、但娱乐生活不可少，包括服装的支出也是比中老年人要多。2）35到59岁的中年家庭：有房了，但忙着子女教育，也没空娱乐了。3）60岁及以上的老年家庭：年纪大了，医疗需求提高；退休有了闲暇，娱乐消费回升。   

• 日本家庭消费按年龄呈现“U型”，但人均消费却呈现类“S”型。日本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支出在户主50-59岁左右达到顶峰随后明显回落。但剔除家庭规模影响后，人均消费支出则并不呈现倒U型的年龄分布。30岁以下的年轻人人均消费支出在近30年出现大幅上升，至2019年在所有年龄段中处于最高水平。   

• 为什么年轻人人均消费上升，但年轻家庭的消费却下降了？

  ➢ 家庭小型化，年轻人独居比例上升。日本社会发展带来大都市圈的崛起，吸引年轻人进入大都市工作生活。城市化使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婚晚育，离开故乡和父母选择城市“独居”。

  ➢ 大城市的生活“刚性”支出高。城市化使年轻人人均的生活类支出在1999年到2019年间大幅上升，其中上升较为明显的为租房、公共交通费用和外出就餐，而这背后通胀并非主因，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城后带来的“刚性”支出上升。  

• 独居的年轻人承担了更多生活成本外，对娱乐的需求也在上升。除生活类支出外，年轻人人均娱乐商品和服务消费在1999年到2019年间也出现大幅上升。这背后可能有多重因素，比如独居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互联网的普及和“宅文化”、“二次元文化”的盛行等。   

• 但相对收入增长，日本年轻人的边际消费意愿在三十年间是下降的。从人均支出的金额来看，似乎年轻人的“低欲望”并不存在。然而与1999年相比，2019年30岁以下人均支出的上升远远低于人均收入的上升，指向年轻人边际消费意愿的下降，更多的倾向于储蓄。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对日本消费行为产生新的影响。  

日本——典型的老龄化社会

•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199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1.9%，低于美国和西欧国家。然而，其老龄化进展迅速，2006年开始是全球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2020年，日本老龄化率已达28.4%，大幅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了“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老龄化率超过21%）。

• 不仅老龄化严重，日本总人口数也在下降。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2040年日本总人口将由2015年的1.27亿人减少至1.09亿人，2053年将减少至1亿人以下（9924万人），老龄化率将分别上升至35.3%和38.0%。同时，日本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60年的30.0%下降到2015 年的12.5%。

日本家庭消费结构特征：

老年人的“刚需”是年轻人的“可选”

• 年轻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在消费支出上的偏好完全不同。基于2019年最新的日本家庭消费调查，以35岁和60岁户主年龄作为青中老三个阶段的划分来看的话，日本家庭消费结构具有明显年龄特征。

  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家庭来说，消费的“可选”和“刚性”是不同的。对年轻家庭来说，租金是最刚性的支出；对中年家庭来说，教育子女成为最优先保障的消费支出，而在娱乐、社交和其他生活费用上可以相对节省；而对老年家庭来说，医疗的诉求上升。

• 35岁以下年轻家庭：租金压力大，服装、娱乐类消费相比较多。35岁以下年轻家庭的房租支出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明显更高，占总支出的23.8%，这是由于35岁以下年轻家庭主要以租房为主，住房自有率较低，而35岁之后，住房自有率开始明显上升，50岁之后则相对比较稳定。对比2014年与1999年的数据来看（2019年缺数据），日本人住房自有率的提升开始后置，意味着购房的年龄在逐渐变大，或许也和晚婚晚育相关。

  除租金压力显著高于中老年家庭外，年轻家庭更愿意在阅读娱乐类和服装类消费上的支出，可以看出年轻人的社交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更为丰富的，而教育和医疗类等支出则明显很低。

• 35到59岁的中年家庭：子女教育的消费开始挤出其他消费。在35～59的各年龄段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教育类支出占比快速上升，和房租压力的缓解。进入中年后，随着结婚生子，购置住宅，租金压力下降，但育儿相关的消费刚性显现，挤压服装类和阅读娱乐类的消费。2019年调查显示50-54岁年龄段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在所有年龄段中最高，且国内离家学生的生活费（在抚养赡养生活费下）也是类似情况，可能与子女就读年龄介于高中毕业和入读大学之间有关。

  ➢ 晚育和少子化对教育数据的影响：比较2019年和199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教育支出高峰的家庭户主年龄也有了明显的后置，从1999年的45-49岁，延后至50-54岁，应该是对应了日本社会晚育的现象；而且从总的教育支出来看，也出现了绝对金额的下降，且学费的降幅要高于补习，意味着教育的竞争压力仍在，总学费下降或主要受到“少子化”的影响。

• 60岁及以上的老年家庭：医疗类支出刚性上升。该年龄段家庭支出结构已经趋于稳定，衣食住行消费占比维持在60%出头，其中食品类支出占比超过26%，高于其他年龄段家庭。而进入老年后，阅读娱乐类消费再度走高，我们认为，老年人在退休后生活重心不再围绕工作，转向享受剩余的人生，使得娱乐消费在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同时，老年家庭在医疗上的支出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家庭。

日本家庭消费和人均消费

有着不同的年龄分布形态

• 家庭消费支出呈现倒U形，在50-59岁达到顶峰。从户主各年龄段家庭的消费支出来看，30岁及以下的年轻家庭的消费支出最少。整体消费支出在中青年时期呈现随年龄不断上升的趋势，并在50-54岁达到顶峰，而后逐渐下降。与1999年相比，2019年家庭消费支出整体下降30.1%。家庭消费支出基本符合生命周期消费假说的倒U形曲线

• 但从人均消费来看却呈现类“S”形，年轻人最高。但这没有考虑家庭人口数量对消费的影响。在剔除家庭规模的影响后，我们发现2019年时年轻人的消费支出在所有户主年龄段中属于最高水平。人均消费支出在户主30岁以下年龄段较高，而后逐步回落，在40-44岁时到达低谷，之后又再次回升。整体人均支出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正U形”。而在1999年时，人均消费支出在45岁以前都维持在较低水平，在45岁以后逐步上升，并维持在较高水平。

• 为什么年轻家庭支出下降，但年轻人人均支出上升？

  ➢ 原因一：社会变迁带来家庭小型化，年轻人独居比例上升。日本社会发展带来大都市圈的崛起，吸引年轻人进入大都市工作生活。城市化使家庭规模不断小型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晚婚晚育，离开故乡和父母选择城市“独居”。1999年时，30岁以下的家庭规模是接近3个人，意味着年轻人在30岁之前结婚的比重还是较高的，且可能有的家庭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然而，在2019年，30岁以下的家庭规模为1.38人，指向30岁以下大部分人虽然离开了父母，但是是独居而非进入婚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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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食住行等生活支出上升背后，物价不是主因，而是年轻人向大城市集聚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生活成本的上升并非是物价上行带来的。物价水平在1999年到2013年间都较为平稳，甚至有下降趋势，2013年以后略有上升，整体看，2019年时的物价比1999年增加幅度很小。分项来看，日本食品价格上涨，外出就餐的价格上涨明显，而住房价格则比较明显下降。在房租类价格水平稳步下降的情况下，35岁以下年轻人房租支出上升明显，一是由于年轻人往大城市聚集，另一个则是选择独居的人变多，因此城市化以及婚恋观和生活观的变化是导致年轻人人均生活支出上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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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活支出外，

年轻人也更需要娱乐

• 此外，独居的年轻人对娱乐性的需求明显上升。与1999年相比，2014年以及2019年30岁及以下年龄段的人均娱乐支出类消费的金额大幅提升。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新一代的日本人和老一代比对于物质的追求发生了变化，以及独居的状态下，年轻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上升。互联网的普及、“宅文化”、“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也都助推了年轻人对于娱乐的需求。

• 尽管年轻人人均消费大幅上升，但考虑收入，边际消费意愿是下降的。从人均支出的金额来看，似乎年轻人的“低欲望”并不存在，然而与1999年相比，2019年30岁以下人均支出的上升远远低于人均收入的上升，指向年轻人边际消费意愿的下降，更多的倾向于储蓄。日本的这一现象也意味着即使是有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会，年轻人出于“未雨绸缪”而进行提前储蓄。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对日本消费行为产生新的影响。

本文作者：王涵，来源：王涵论宏观，原文标题：《日本年轻人：高支出背后的低欲望 —— 老龄化专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