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
全球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开始被视为“城里唯一的游戏”，但从历史角度出发，各国央行都在呼吁采取更多财政刺激措施以支持宏观稳定。大流行过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密切配合，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突出。
国际清算银行(BIS)货币经济部负责人Claudio Borio通过最新的BIS年度经济报告，详细探讨了全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关系。
BIS指出，鉴于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和最高的债务与GDP比率，货币与财政政策将在中长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在中期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正常化，重新建立安全边际，保持在“稳定走廊”内运行。
但是，这两种政策往往会相互矛盾，相互施加压力，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重申这两项政策之间的明确界限将有助于完成正常化。
归根结底，有效降低风险的唯一选择是通过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政策支持的适当结构性改革来促进长期增长。也就是放弃所谓的“新常态”，走新路。
长远来看“新常态”很难正常
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在大流行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功。货币政策发挥其创造和分配流动性的力量； 财政政策具有转移资源和支出的优势。 这两项政策相互配合，阻止了更深层次的经济收缩，并为复苏奠定了基础。但目前来看，政策空间已大幅收窄。
BIS指出，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在零左右，资产负债表规模进一步上升。在四大经济区域内，央行现在持有未偿付的政府债务总额占债务总额的四分之一到近一半。
由于担心通胀和资本外流，只有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再次提高了政策利率。
在财政政策方面，全球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猛增，迄今已上涨约10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比率低于发达经济体，但其政策空间通常更小。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对高债务的容忍度要低得多，虽然到目前为止对收益率的追求已经减轻了市场的压力。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这种极低利率和高公共部门债务的情况经常被描述为“新常态”。即使在最近通胀上升之后，利率仍然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而且，市场认为该阶段内，如此低的利率水平正常应该伴随较高的债务。
但是，BIS认为，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现在的情况很难用“正常”来形容。
历史上没有哪个阶段的名义利率像现在这样低。即使在特殊的大通胀时期，实际利率也从未如此长时间为负。Borio怀疑，自有记录以来，中央银行的负债规模只有在战争期间才如此高。在经历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上升趋势之后，全球政府债务已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债务服务成本已降至低谷。这表明借债压力降至历史低位。
另外，新常态似乎既不谨慎也不可取。不谨慎是因为形势在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变化，让政策制定者措手不及。不可取则是因为全球应该在财政政策能够在利率远高于零的情况下正常运转——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保持在正值区域。这将为货币政策重新建立政策空间。
毫无疑问，当实际利率低于0时，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无法持续运行很长时间并有效地配置资本。
前路的危险
据BIS报告，最终的、最具破坏性的危险将是一种“不稳定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相信借贷成本处于结构性低位水平，政府不会利用低利率进行调整，反而会趁机进一步举债。相反，由于经济承受能力下降，更高的政府债务（以及更高的私人债务）使提高利率变得更加困难。但事实上，经济已经适应这么长时间的低利率。
随着时间推移，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减少，结果，经济更容易受到未来衰退的影响。
另外，BIS表示，经济还容易受到诸如大流行的意外事件的影响。
假设利率回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当时通货膨胀被克服之后，利率已降至某种平均水平。在这些利率水平上，目前的政府债务服务成本与GDP的比率高于二战期间，达到历史高峰。
此外，BIS指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风险。中央银行购买由银行准备金融资的长期政府债券，提高了财政对更高利率的敏感性。从央行和政府的综合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大规模的债务管理操作，即公共部门收回长期债务并用隔夜债务（银行准备金）代替。提高准备金利息意味着减少了央行对政府的汇款。
政府债务可能看起来是长期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鉴于央行购买长期政府债务的规模，在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30-50%的实际上是隔夜贷款。
正确的道路：新路径
BIS表示，之前的分析表明，货币和财政政策应该在“稳定走廊”内运行。也就是说，货币和财政政策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前进，有足够的安全边际，不仅可以应对普通的衰退，还可以应对意外。因此，以下三项政策任务非常关键：
首先，一旦大流行危机解除，在宏观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中期财政和货币政策正常化就很重要。但是，在未来的漫长道路上，这两种政策有时会相互矛盾，相互施加压力。更高的利率会增加所需财政调整的规模，财政整顿又反过来对货币政策施加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降低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通常需要将财政基本盈余和有利的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结合起来。这种差异现在已经盛行了一段时间，不应错过这个机会。
其次，必须重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明确界限，否则将增加“不稳定陷阱”的风险，央行的独立性可能会受到威胁。
最后，促进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这将改善利率-经济增长的配置，并同时实现财政巩固与更高的实际利率。对此，需要重振已经停滞至少十年的结构性改革，并改进政府支出和税收结构。即必须通过结构型和增长友好型政策来促进长期增长。
这就是放弃所谓的“新常态”，走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