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一，11月17日，国常会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第二，这一结构性工具的细节有待于未来明确。从机制设计看，专项再贷款已知的有三个要点：（1）主要用于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关领域；（2）有额度限制，2000亿的规模属于中等规模，与2018-2019年以及今年单次新增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相近；（3）先贷后借，银行先发放优惠贷款，央行再按1:1的比例给银行基础货币支持，提供的基础货币成本暂时未披露。
第三，我们理解，专项再贷款与碳减排支持工具可一起视作央行层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双支柱”。前者重在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是经济对煤炭等传统能源依存度偏高背景下推进绿色发展的中短期工具；后者重在发展新能源，实现能源“去碳化”，是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四，和碳减排支持工具相似，这一结构性工具对于包括流动性在内的金融端影响依旧有限。一则央行目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更偏价格型调控，更关注价格（DR007与7天逆回购利率）的变化，价格未变则政策基调不变，货币政策工具的设立及其释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并不具备政策松紧上的指向性；二则专项再贷款能够起到一定的“结构性宽信用”作用，但2000亿元的额度能够撬动的信贷规模有限。2020年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披露，2020年下发的8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了银行机构发放人民币贷款7817亿元，撬动比例大约是1:1。
第五，其意义之一在于对于后续宏观政策倾向的映射。从10月经济数据来看，目前经济压力已经显性化，但政策仍在不断地推动结构性政策，从前期碳减排支持工具，到这次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足见政策对这一领域的重视。易纲行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我们预计，如果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明年稳增长，双碳领域投资应该会是重点之一，它有较大可能会被当作新时段“新基建”的代表。明年财政（政府采购、减税降费等）、货币信贷（开发性金融支持、信贷支持等）会继续向这方面倾斜。
第六，其意义之二在于对后续细分产业政策的映射。我们知道，“双碳”涉及几个方面的变革：一是传统高碳产业减产减碳；二是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的替代；三是清洁生产技术、减排技术、脱碳技术、循环经济；四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次政策支持的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大致属于第三个领域，双碳“1+N”顶层设计文件发布后，政策开始全方位着手。
正文
11月17日，国常会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决定设立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会议指出，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以煤为主，要从国情实际出发，着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加快推广成熟技术商业化运用。会议决定，在前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基础上，再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形成政策规模，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这一结构性工具的细节有待于未来明确。从机制设计看，专项再贷款已知的有三个要点：（1）主要用于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相关领域；（2）有额度限制，2000亿的规模属于中等规模，与2018-2019年以及今年单次新增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相近；（3）先贷后借，银行先发放优惠贷款，央行再按1:1的比例给银行基础货币支持，提供的基础货币成本暂时未披露。
会议指出，新设立的专项再贷款，按照聚焦重点、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场化原则，专项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等。全国性银行自主发放优惠贷款，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会议要求，统筹研究合理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适当税收优惠、政府专项债资金支持、加快折旧等措施，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支持力度。
我们理解，专项再贷款与碳减排支持工具可一起视作央行层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双支柱”。前者重在提高传统能源利用效率，是经济对煤炭等传统能源依存度偏高背景下推进绿色发展的中短期工具；后者重在发展新能源，实现能源“去碳化”，是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从设置额度来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的作用似乎偏短期，有一定程度的过渡性质。
我们理解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源禀赋主要以煤炭为主，对煤炭能源的依存度偏高，短期很难形成有效替代，但同时经济又在寻求绿色低碳转型。如果为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过快压缩煤炭能源开发使用，经济的供给端容易出现较大冲击，使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尚未对煤炭形成有效替代前，退而求其次，提高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传统能源的碳排放，兼顾绿色低碳发展。
从长期来看，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点在央行层面则要依靠碳减排支持工具。
因此，在央行层面，碳减排支持工具和专项再贷款可视作推进绿色发展，兼顾短期与长期的双支柱。
和碳减排支持工具相似，这一结构性工具对于包括流动性在内的金融端影响依旧有限。一则央行目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更偏价格型调控，更关注价格（DR007与7天逆回购利率）的变化，价格未变则政策基调不变，货币政策工具的设立及其释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并不具备政策松紧上的指向性；二则专项再贷款能够起到一定的“结构性宽信用”作用，但2000亿元的额度能够撬动的信贷规模有限。2020年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曾披露，2020年下发的8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了银行机构发放人民币贷款7817亿元，撬动比例大约是1:1。
和碳减排支持工具类似，专项再贷款在金融端的意义也比较有限。
一方面，对于货币端，尽管这一工具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够带来2000亿元的基础货币投放，但如我们在此前多篇报告提及的，央行现在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更偏价格型，盯住的是价格（DR007），核心是引导DR007中枢围绕7天逆回购利率波动。
如果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不变，则无论何种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DR007中枢都很难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基调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这种货币政策工具释放出了更多基础货币，保持了市场利率DR007的相对稳定，则央行可能会减少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释放的基础货币规模。
另一方面，对于信用端，这一工具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结构性宽信用作用，但2000亿元的额度偏低，能够撬动的信贷规模有限。
央行曾在2020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2020年下发的8000亿再贷款再贴现规模，支持了银行机构发放贷款7817亿元，撬动比例大约是1:1。
其意义之一在于对于后续宏观政策倾向的映射。从10月经济数据来看，目前经济压力已经显性化，但政策仍在不断地推动结构性政策，从前期碳减排支持工具，到这次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足见政策对这一领域的重视。易纲行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我们预计，如果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明年稳增长，双碳领域投资应该会是重点之一，它有较大可能会被当作新时段“新基建”的代表。明年财政（政府采购、减税降费等）、货币信贷（开发性金融支持、信贷支持等）会继续向这方面倾斜。
我们曾在前期报告《如何看碳减排支持工具》提及，碳减排支持工具更主要的意义在产业端支持双碳投资，专项再贷款的意义也主要在此。
在经济放缓压力加大，稳增长诉求提升的背景下，双碳投资应是其中的重要抓手，金融支持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2021年10月24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就是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1”，即顶层设计的部分。文件所指出的方向包括政府采购（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税收（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银行信贷支持（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限、低成本资金），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支持（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
其意义之二在于对后续细分产业政策的映射。我们知道，“双碳”涉及几个方面的变革：一是传统高碳产业减产减碳；二是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的替代；三是清洁生产技术、减排技术、脱碳技术、循环经济；四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次政策支持的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煤炭清洁高效加工、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和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大致属于第三个领域，双碳“1+N”顶层设计文件发布后，政策开始全方位着手。
结合碳减排支持工具和专项再贷款的用途来看，双碳推进初期的政策地图更加清晰，采用两步走的策略。
一边限制高碳行业的生产，对高碳行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高碳行业的效率，尽可能降低碳投放；另一边发展新能源和新技术，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同时，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进碳排放要素的流通，调盈补缺，避免推进双碳过程中形成结构性短缺或盈余。
核心假设风险：宏观环境超预期；流动性宽松超预期。
本文作者：广发证券宏观分析师钟林楠，来源：郭磊宏观茶座，原文标题：《【广发宏观钟林楠】如何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