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的2022年第三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反复来袭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叠加俄乌冲突，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则显著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动荡，避险情绪高涨，全球经济由此增添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货币经济学理论还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
对于这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参与的诸位嘉宾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进行了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调整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平衡中国国际收支，是我国当下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的重要内容。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则直言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中国最重要的是好好地控制疫情。严格抗疫实际上是两个“战场”，一是为了控制疫情不扩散，减少生命的损失；二是为了保经济。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能达成共识的领域。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绿色技术要开放，开放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
李稻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目标 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针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
李稻葵表示，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中国最重要的是好好地控制疫情。他表示，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值得骄傲的是，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35岁，而现在是77岁，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人均寿命提高了99天。
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中国挽救了多少生命？
“过去两年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李稻葵说。
他进一步表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提升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在于经济。当前抗疫的另一大关键在于保经济。保生产线、保产业链本质上是保住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如果我们能把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相当于未来每年的增长能增加0.1%，由于消费和经济基本同步，也就是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人均寿命能够增加6天。所以要保住生产链。不能只看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明天的生命。”李稻葵说道。
此外，他还指出疫情来了后很多消费出现下降，不仅是因为网购阻滞，还因为百姓收入下降。“我们做了个数据研究发现，今天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这种下降会有历史的惯性。” 李稻葵表示，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他说上海市有2500万居民，平均4口人住在一起有600万家庭，600万家庭里面收入最低的10%，选出60万家庭，每一个家庭给一万块钱现金。有些企业一年交的税在150亿以上，政府拿出60个亿给最穷的10%家庭补助，同时给被集中起来需要隔离的人现金补助，通过这个方式稳住未来的消费，不要产生心理的阴影，稳住未来的消费就是稳住健康，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我的观点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当前就是办好自己的事，大家关注不够的是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到位。”李稻葵说道。
余永定：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 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余永定主要参与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外汇储备安全、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他表示，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冻结的俄罗斯银行3000亿美元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美国的信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沉重冲击，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目前所面对的局面。
因此，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以达到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等目的。
具体来看，对于存量的中国海外资产调整，余永定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分散外汇储备的币种；二是中国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例如通过股权方式投资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三是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
对于未来流量的中国海外资产政策调整，余永定则表示有以下方面的建议可供参考。
第一，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
第二，要取消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
第三，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地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
第四，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用掉多余的外储。
第五，坚持汇率浮动政策，要坚持干预市场，适应维护市场稳定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
第六，增加海外投资形式，把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
第七，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是要小心债务陷阱。
刘世锦：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要换技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圆桌上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能达成共识的领域。从中国的经验看，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三种反应方式。
一是防御性的反应，主要是传统能源或高碳行业感到有压力，考虑在将来转型重组甚至退出，但当短期内供给安全存在问题时，这些行业感到自身仍然“有份量”，退出可能是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二是适应性的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三是进取性的反应，推动创新特别是绿色技术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的生产方式，这才是治本之策。在全球范围内，也应把重心转向这个方面。
刘世锦表示，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要换技术，实际上是技术的系统性替代，用低碳、零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应对气候变化最初会面临很大压力。在面临压力之初可能想回避，但最终会发现无法回避，进而给创新提供重要诱因。从人类历史上看，很多进步也是因为遇到危机，最后逼出了变革，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创新也是这样的关系。
“一旦创新出现并且形成势头，人们会发现，这些绿色创新除了能够实现减碳之外，还产生了更多的附加好处或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超出原来的预期。”刘世锦认为，新能源汽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具有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等特点，推出新能源汽车最初是为了减碳，但最后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极大地超出预期。
刘世锦表示，这种创新能极大地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价格偏高，有绿色溢价。但随着创新竞争加剧，价格下降，一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光伏发电。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认为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刘世锦表示，绿色技术要开放，开放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
本文作者：汪友若、张琼斯，来源：上海证券报，原文标题：《李稻葵说生命至上要发现金，余永定建议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2022年第三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