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Douglas W. Diamond和Philip H. Dybvig共享了这一殊荣，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作为首位获得诺奖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哪些？执掌美联储期间有着怎样的政策主张呢？
从“大萧条迷”到驱逐危机的“巨人”
没有官僚家庭背景， 更没有雄厚商业资本支撑，1953年出生的伯南克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名叫狄龙的小村子中长大。
从孩提时代开始，伯南克就在数学方面展现出了过人的聪慧。高中时代，伯南克不仅自学了微积分，还成了当年加州SAT考试年度最高分获得者。17岁时，伯南克顺利考入哈佛大学，且入学考试成绩达到1590分——离满分仅有10分之差。命运的红毯，就此在这名“乡村少年”的眼前铺展开来。
1975年，伯南克以经济学系最优等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攻博的四年中，伯南克最感兴趣的就是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研究。正如伯南克自己所言：
“我相信自己是大萧条的痴迷者， 就像有些人热衷于研究美国内战一样。”
在1979年博士毕业后，伯南克一直在学术界遨游，先后在斯坦福大学（1979-1985年）和普林斯顿大学（1985-2002年）担任经济学教授，并逐渐成长为新凯恩斯学派的重量级学者之一。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访问学者，曾先后就职于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2002年，伯南克步入仕途，被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伯南克又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2月，伯南克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由此声名大噪。
从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青年”到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谓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巅峰。不过，伯南克根本无暇庆贺——随着2007年末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全球经济如黑云压顶。
或许当时伯南克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次贷危机中的决策会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之——2008年1月，伯南克决定将隔夜拆借利率调降75个基点至3.50%，迈开了近20年中最大幅度的降息步伐。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联储将基准利狂降500个基点，至0至0.25%的目标区间。
2008年底，在短期政策利率为零的情况下，为了给经济增长提供动能，伯南克又通过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压低长期利率，促使信贷扩张。随后连番三轮，联储资产负债表继续迅猛扩张，资产规模扩大了2.5万亿美元。
最终，伯南克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力挽狂澜，避免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伯南克的支持者们认为，他将作为勇敢的经济斗士被载入史册。纽约大学教授Mark Gertler评价称：
“就像罗斯福，在经济混乱的黑暗日子里，伯南克就是稳定人心的力量，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今QE已基本被当作伯南克的代名词，但起初他对此并不热衷。2007年12月，根据美联储会议纪要，伯南克表示对于是否大幅降息“非常矛盾”。事后证明当月是经济衰退的开端。他还多次谈及希望避免救助金融市场、机构或个人。华尔街见闻提及，前纽约联储主席和财长盖特纳认为，这位保守的教授的世界观在2008年1月发生了变化。盖特纳称：
“当时他下定决心认为风险已经太大，他不得不变的非常更加激进。而此后他一直坚持这一点。”
当然，由于其大放水操作在彼时来看堪称“非常出位”，公众对于伯南克的指责从不间断，甚至有投资者给其冠上了“本直升机”的绰号。自然，伯南克在学术上也就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央行行长。
2014年，年仅59岁的伯南克完全可以争取第三期连任。然而，已在多个场合暗示“已厌倦美联储的任职”选择了“事了拂衣去”，结束了其为期八年的美联储主席任期，转任布鲁金斯学会常驻杰出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伯南克选择的研究重点依然是与“大萧条”相关的经济复苏政策——兜兜转转，经历了从学者到政策实践者再回归学术这一过程后，伯南克又回到了自己的“初心”。
大萧条和金融加速器
作为一位新凯恩斯学派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伯南克成名于对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研究。而他关于这领域最知名的两项研究成果便是金融加速器机制与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渠道。
在其成名作中，伯南克提出，金融危机导致银行倒闭和债务人破产，真实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这种紧缩降低了目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进而影响总产出，导致经济下滑并演变为长期的经济萧条。正如伯南克的博士生导师、前以色列央行行长费希尔所述：
“伯南克发现真正导致大萧条的不是印钱的数量，而是银行停止信贷。问题并不单单是货币的下滑，而是信贷的崩溃。”
在后续几篇论文中，伯南克首先通过建立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提出了著名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原理，即信用市场各个变量的内生变化，放大和扩展了宏观经济之动荡。
1996年，伯南克在与格特勒，以及西蒙·吉尔切菲斯特合作的论文《金融加速器与安全投资转移》（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中正式提出了这一理念。此后，三位作者又后续论文中对这个思想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模型表述。由于三位作者的名字首字母分别为B、G、G，因此这个模型经常被称为是BGG模型。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伯南克总结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用渠道理论。该理论认为，信用渠道并不是特别的、独立于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是通指一系列因素，它们放大和扩展传统理论所强调的利率效应（资金成本效应）。
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概括
在伯南克著作《行动的勇气——金融风暴及其余波回忆录》中，作者在第十八章“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最后部分次贷危机的特征做了提炼式的概括，本文简要摘录如下：
与以往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类似，恐慌是危机的催化剂，“之所以导致付出如此惨重的经济和金融代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恐慌本身，可以说，恐慌造成的代价不会小于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造成的代价”。恐慌引发挤兑，挤兑导致金融机构被迫贱卖资产，大规模资产贱卖带来抵押品价值下降和流动性丧失，这进一步加剧恐慌，形成“恐慌加剧恐慌、抛售引发抛售、跌价导致跌价”的负反馈环。
伴随美国金融市场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已非主导，影子银行则庞大而复杂，而影子银行体系运行的运转中枢则是以商业票据市场和回购协议市场为基础的批发融资市场。2006年底，美国银行业持有的被保险存款为4.1万亿美元，而金融机构获取的批发融资规模则高达5.6万亿美元，包括3.8万亿美元的回购协议融资和1.8万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融资。次贷危机演化和金融市场动荡导致批发融资市场条件收紧，对抵押品的品质和数量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危机是普通存款者挤兑银行，新形势下是贷方金融机构在短期融资市场上挤兑借方金融机构。正因如此，在应对危机和舒缓恐慌中，美联储大举通过各类创新工具，包括定期拍卖机制（TAF）、短期证券借贷机制（TSLF）、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等等，向短期融资市场提供大量流动性，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