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专栏 | “她”共创:中国首份捐赠圈报告

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梁漱溟

捐赠圈的核心概念可以追溯到遍布世界的“互助慈善”。而在伦理关系紧密的中国社会,通过互助搭建起来的信任感,通过情感交流形成的共融感,更是早已为“圈子化”的慈善注入了文化基因。

全球捐赠圈从1995年的50个增长到2020年的2000余个,在中国,也从零星捐赠圈发展到在上海联劝基金会系统的数十个。

不过,过去似乎只能将捐赠圈模式诉诸这样一行简单的文字:“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自发地汇聚资金,共同决定如何将善款资助给哪个慈善组织或公益项目”,对于如何透视这种公益现象,国内定量和定性的数据都是稀缺的。

这种缺失被近日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联劝公益”)发布的《运用捐赠圈激发公众慈善参与的中国模式研究》(下称《报告》)填补。

该报告通过半结构访谈、在线问卷调研及在档历史来收集数据,将捐赠圈的国内发展现状勾勒清晰。

捐赠圈往事

“国内最早的几个捐赠圈出现在2008年以前,那时候民间公益组织不多,公众和公益组织触点也很少,公众公益经历和经验都不算丰富。这些捐赠圈更倾向于采用亲力亲为的助学模式。”联劝公益副秘书长张波娜告诉华尔街见闻。

据舜益咨询研究发现,当时一个典型案例是,由北京网友Grace于2006年在绿野户外论坛发起项目,通过网络义卖的形式帮助北京周边的贫困学生,也会邀请捐助对象参与聚会及活动给予精神支持。

直到2010年以后,中国才出现了两个典型的舶来模式的捐赠圈:2013年成立于北京的SVP China和2014年成立于上海的一众基金。

前者借鉴美国创新的公益风险投资 (Venture Philanthropy)模式,鼓励社会精英利用自己的时间、专业技能和资金来长期支持有潜力的非营利组织;后者是2014年设立于联劝公益的专项基金,参照了美国华盛顿妇女基金会(WWF)模式。

两个项目在本土落地后,均保留了国际捐赠圈本质的特征:共同出资、共同决定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方式。参与者方面,SVP的参与者年度捐赠额3万元;一众基金的参与者年度捐赠额2200元。

张波娜表示,虽然金额有差异,但主体都偏精英阶层,也都有公益慈善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两个捐赠圈在形式和运营上都比较成熟,也最接近国际上所定义的捐赠圈。

而在2013年以后,社群共创式的中国捐赠圈故事开始蓬勃。发起方往往是已经有共同活动的社群。例如一起参加文化雅集活动的高净值女性、EMBA 同学会、挑战高海拔雪山的女性登山者等,希望为已有的社群和活动赋予更多意义。

联劝在2018年以后以捐赠人建议基金 (DonorAdvised Fund) 的形式,为这些捐赠圈提供了合规的公益社群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中国捐赠圈也出现了超越传统救苦救难式慈善的信号,开始关注受助者生存之外的需求,例如心理健康和艺术文化等,但与国际主流模式相比,转型还处于实验阶段。

高知女性主导

《报告》的问世或许可以为“半熟”的中国捐赠圈提供价值引导。

据联劝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底,联劝在捐赠人建议基金历史记录中共有捐赠 圈23家,参与此次调研的捐赠圈20家,包括一家2022年新成立的捐赠圈。其中,参与半结构化访谈的9家,参与问卷调研的20家。回收面向捐赠圈发起人的问卷63份,其中有效问卷44份;回收面向捐赠圈成员的问卷263份,有效问卷261份。此外,参与问卷调研的受资助公益组织24家,半结构化访谈2家。

《报告》项目研究员冯婷对华尔街见闻解释,在访谈记录、问卷调研等数据收集完成之后,项目组还进行了数据清洗、整理及分析工作。

截至2021年12月末,经调研的捐赠圈累计筹款总额13271299元,捐赠圈涉及成员约2700人,对外累计资助总额6275230元。

而捐赠圈成员的主要特征为年龄在32-52岁、拥有良好教育背景、良好收入、共同兴趣爱好、女性为主。

捐赠圈的成员年龄分布中,年龄区间段在32-52岁的占比最高,达到76.86%;性别分布中,女性占64.37%;收入情况显示,占比最高的年收入为20-50万元,达34.48%;婚育状况中,已婚已育占比最高,达69.53%。

教育背景中,超过3/4的成员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职业分布中,企事业中高层管理占32.95%,私营业主占27.20%,两者占比最大。

有趣的是,相较中国拥有稳定收入、良好家庭背景的中年捐赠人来说,欧美捐赠圈的成员有一定相似性和差异性。根据国外公布的全球捐赠圈最新数据显示,捐赠圈成员的性别同样以女性占优。

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于美国捐赠圈成员来说,他们背景职业多元化,收入和资产水平范围分布更广,涵盖了日常捐赠者到富有的慈善家;他们有60%是基于身份的团体(身份领域不相互排斥),包括女性捐赠圈、少数族裔捐赠圈、边缘群体捐赠圈等。

此外,根据接受访谈的捐赠圈发现,捐赠圈发起人设立捐赠圈的主要动因是:“在一起,一起捐,回馈社会,没有特定资助需求”的泛公益形式。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每个捐赠圈所在的背景各有特点,有以学校为依托、有商业上下游供应链、有朋友聚会社交活动、有以兴趣爱好聚集到一起等等,但多数捐赠圈一开始就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涟漪效应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还相对陌生的捐赠圈公益概念,从社会价值角度看却深刻意义。

在2005年发布的首份美国捐赠圈研究报告中,罗伯特-普特南在他的作品《独自打保龄》中研究了近三十年的社会趋势,并得出结论,美国的社会结构正在恶化。普特南认为,作为个人,有责任通过改变与自身有联系的组织,使公民参与变得广泛和有价值。

“中国近十年以来,‘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也越发显著,‘一人食’、‘无人超市’,样样都可自助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愈发减少,个人对群体不再关注,群体也不再有吸引力。”张波娜对华尔街见闻分析道。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则认为,捐赠圈具有稳定性,并且成员拥有较高意愿呼朋唤友共同参与捐赠,产生公益涟漪效应。

“国外研究发现,当成员合作解决社区中的问题时,捐赠圈是建立社会资本的有效方法。这种社会资本的建立在理论上会导致滚雪球效应,个人的慷慨行为是社交网络的社会资本主要贡献者。随着个人网络的发展,他们更有可能建立联系,从而影响他人进行更多的志愿服务或捐赠。”张波娜如是补充。

《报告》调查数据显示,65%的成员表示自己所在捐赠圈的成员自加入后全部都在,接近半数成员表示自己参与捐赠圈的时间在3年及以上。在捐赠资金时,有70%成员表示会号召他人一起进行捐赠,从某种层面反映出捐赠圈为成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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