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国内“催收巨头”湖南永雄宣布停业震动整个催收行业。
5月25日凌晨，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一份《告全体员工书》，宣布公司即日起停业，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将一直备受质疑的催收产业，再次拉到聚光灯下。
永雄集团在该公开信中称，自今年4月以来，该集团先后有179名员工被安徽警方跨省抓捕，其中3人因寻衅滋事罪被批捕。
该公开信已在发布当天被撤回。安徽警方向澎湃新闻表示，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不便透露具体案情。
永雄公开信事件，被一些行业内人士认为“撕掉了催收行业最后的遮羞布”。永雄集团到底是家怎样的公司？催收员的触法风险有多大？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多名在永雄公司不同时期就职的员工，并梳理近年来永雄等催收公司涉及的刑事案件，试图还原当下催收行业的真实状况。
永雄集团长沙总部。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
“在街上看到皖牌警车后，我辞职了”
“我已经离职了，是‘他们永雄’，不是‘你们永雄’。”当澎湃新闻记者与小帅（化名）见面时，他纠正记者“你们永雄”的表述。尽管他刚离职不久，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想与永雄撇清关系。几天前，永雄集团在官微发出《告全体员工书》后，他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人转发，但他没转。“转发对自己没有好处，必须淡化‘我是永雄的’的标签。”
早在几十天前，小帅就注意到，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的老家湖南娄底新化县，出现了很多辆安徽牌照的警车。新化是永雄集团除长沙总部外的另一个“大本营”——永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湖南卫成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长沙卫成资产管理公司）所在地。永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换了好几个，但卫成公司仍然由谭曼担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该公司从长沙搬到了新化。
小帅在永雄担任过中层管理人员，在向法律专业的朋友咨询后，他决定辞职。
永雄集团在《告全体员工书》中提到，2023年4月3日、4月10日和5月19日，安徽警方跨省执法，相继介入集团卫成公司吉首分公司、集团怀化分公司、湘潭分公司和邵阳分公司调查，共将179名员工强制带往安徽，并分别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共有3名员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批捕。
对于永雄多个分公司被安徽警方执法的原因，多名永雄前员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据他们了解，永雄集团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分公司的员工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安徽某政务信息网站，并通过爬虫软件搜集了大量信息，而安徽警方在另一分公司调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催收员冒充公检法人员的视频，有员工在一个有出警中心logo墙的背景前，穿着公安制服录制了一段向债务人催债的视频，声称“债权人已经向警方报案，如果债务人不还钱，就准备抓人”。此外，永雄集团长沙总部被安徽警方冻结了数千万元资金。5月19日，湘潭、邵阳分公司被查，“几乎一网打尽了”。
小帅介绍，涉事分公司和其他几家区县分公司同时成立，出事后，就在内网无法查到，“凭空消失了”。澎湃新闻记者查询“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微信公众号发现，长沙市望城区、长沙县、雨花区、宁乡市以及冷水江市五家分公司作为永雄集团开启的第六批分公司于2022年8月中旬筹建，历经70余天后开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湖南卫成公司望城分公司目前处于简易注销公告期。
永雄集团望城区分公司 来源：宣传片《永雄梦》截图
曾在永雄公司担任高层、现为长沙某催收公司负责人的何总（化名）以及另一位曾在永雄任职副总经理、现跳槽至另一家催收公司的小龙（化名）还向澎湃新闻讲述了另一个说法：“有人向其中一位欠款人催债时，了解到其妻子为公职人员，遂向纪委举报其妻。纪委查证其妻没有违纪违规行为，发现原来是催收人员‘搞的鬼’。”
对于上述相关说法，澎湃新闻致电安徽警方求证，对方表示该案正在侦办中，不便透露具体案情。
公开信息显示，近年来，催收人员涉及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催债的情况，曾多次被司法机关打击。
2017年6月，贵阳南明法院判决过一起永雄员工催收中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案件。此案中，为催收贵阳公交集团19路车驾驶员沈某强归还平安银行信用卡欠款，催收员用公司配发的手机拨打贵阳市报警电话，谎称沈某强因家庭原因在自己的19路公交车上装了炸弹，导致贵阳警方立即启动紧急措施，管制交通并现场排爆，结果未发现爆炸装置，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2020年12月24日，公安部通报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江苏泰州“6·17”网络“软暴力”催收案中，催收人员采取电话轰炸、短信轰炸、假装上门、发照片恐吓等方式对网贷借款人实施“软暴力”催收。团伙成员通过对欠款人通讯录中亲友、同事等人的电话、单位座机进行持续骚扰，给欠款人制造压力，逼迫欠款人还钱，“甚至出现连续5天以不间断电话轰炸等手段骚扰泰州某医院，导致该医院急救中心瘫痪，行政和医务服务无法有序开展。”
而对于“冒充公检法”，在催收行业内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打协催”。何总和小龙均称经历了永雄集团高歌猛进的时代，“那时候，丢包烟请公安帮个忙，直接把欠款人叫到派出所，或者用公安的话术打个电话催债，都是很常见的。”
而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小帅称，“这么说吧，如果完全合规，是回不了款的。”
永雄集团公司内部。来源：永雄集团官方微信
“表面上与私底下是不一样的”
小龙入职时，永雄已是万人规模公司，名副其实的行业老大，并在着手准备赴美上市。在永雄，小龙经历了该公司从扩张到收缩的全过程。
2022年永雄集团发布的成立八周年宣传片中介绍，湖南永雄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2015年成立永雄集团公司，随后卫成、卫雄、卫信三家全资子公司相继成立。2018年永雄集团开始全国化经营，在国内开设32家分公司，湖南省内开设12家地市州分公司，业务量爆发式增长。2019年，永雄曾向美国证交会递交招股说明书。2022年，永雄启动国内主板上市计划。
伴随着业务版图的扩张以及上市计划，永雄公司的员工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由于永雄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后催”业务，即逾期时间较长、可联率极低（有的低于5%，即100个人中能联系上的不到5人）的催收业务，只有首先获得债务人的联系方式，催收员才可能施展技巧催其还款。在催收行业内，获取欠款人联系方式也有一个专业术语，即“失联修复”。
欠款人的手机号码、快递收货地址，宽带、水电煤缴费使用的个人信息，汽车等个人名下财产，甚至行踪轨迹信息、住宿信息、手机基站信息、定位信息等等，都可能是催收人员迫切想掌握的信息。
2018年8月，广州天河法院判决的一起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940余万条的案件中，4名被告人之一的宁某某即为永雄公司催收员。警方从宁某某处查获公民个人信息8000余条（主要为公民姓名、联系电话信息）。
2018年10月，湖北十堰中院判决的一起涉及从公安、计生办、银行、滴滴客服等人员处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大案中，其中4名被告人或为永雄公司员工，或曾在永雄工作。
2019年1月，江苏句容法院判决的一起10人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有一人系永雄员工。
2019年6月，广州荔湾法院判决的一起利用中国联通内部系统非法查询公民信息案，从永雄出来后在联通公司当客服的陶某，将公民手机号以5元一条卖给多个债务催收员。
2020年9月，贵州贞丰县法院一起涉及2万条公民信息买卖案中，永雄温州分公司员工万某为催讨债务，将21774条含有公民身份证和姓名的公民信息提供给兰某，以获取这些身份名下的手机号，他的花费是2.5元/条。兰某则以每条2元或1.5元的价格从移动公司员工刘某处购买这些公民信息。法院认定，万某支付2.6万，利用这些号码催债获得提成0.7万元。
说起催收员这些“刀口舔血”的往事，小帅说，“电信运营商内部有很多做这个生意的，转几道卖给催收员”，有的运营商号码比较好弄，有的风控严得多，购买价格相差十几倍。
小龙称他曾在永雄升为副总经理，最多时手下管理40多个人。他说，副总经理上面是总经理，总经理权重不一，有的管二十多个副总，有的则只管五六个。每个副总经理相当于一个团队。催收员一般十个人一个组，三十人一个业务集团。购买信息一般是由组长操办。
“催收行业的信息清理得很快，没有完整证据链，只有把（催收）人搞进去，到公安局里，心理有压力，有些人就全部讲出来了，公安就有证据了。”小帅说，这也是他现在看到警车后怕的原因。
三名永雄前员工认为，永雄之所以敢于计划进军股市，是因为律师出身的创始人谭曼具有较强的风控意识。在应对催收风险时，公司至少划有三条线：一、只从合法持牌金融机构接案，排除高利贷等非法债务；二、公司只进行电话催收，不外访（上门催收），避免不可控的暴力冲突；三、建立相关制度，公司与员工的行为之间设有“防火墙”，员工违规违法，是其个人行为。
永雄集团在《告全体员工书》中也写道，“永雄集团绝对不存在公司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有着极为严苛的风控体系，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违规违法行为，发现有员工涉嫌违规，坚决予以开除，对涉事分公司领导降职降薪；发现有员工涉嫌违法犯罪，对相关分公司坚决关停。”
不过在小龙和小帅看来，有些措施只是表面上的。“2017年特别流行冒充公检法催收，但公司层面直到2019年才明令禁止。”小龙说，他刚开始工作那两年，公司风控并不是很严，他并未感觉到很大压力，“大树底下好乘凉，永雄毕竟这么大公司。”直到2018年因为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公司被抓走一批人，他才意识到自己个人的风险，“公司是不会管你怎么弄到联系方式的，只问业绩；银行也不管你是怎么催收的，只问回款多少。”
“公司总经理开会时都会收手机，明面上要求员工合规，但私底下，通过总经理、副总经理暗示下面员工。”小帅称，他曾有一段时间担任公司中层，当业绩完成不理想时，上面的常务副总裁会教他一些话术，以及编辑好一些“打擦边球”的催收短信供他们发送。
“严格按合规要求，（欠款人）接电话的都很少。发短信至少还会看看。”小帅这样解释一些被投诉为恐吓、威胁等软暴力短信的来历。
万亿不良资产“蓝海”背后：“催收”与“反催收”的博弈
在催收公司野蛮生长的背后，是万亿不良资产“蓝海”。
上述永雄集团八周年的宣传片中，永雄集团自称月均承接委案量超400亿元。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透露，2017年至2022年7月，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3.5万亿元，超过之前12年处置额总和。
不过，近年来，随着相关制度接二连三出台，催收行业草莽生长、打擦边球的时代逐渐式微，并面临被公安、监管以及反催收黑灰产的三重“打击”。
首先是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多方面收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披露，催收员通过之前的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越来越难。为获得欠款人手机号，催收员办法想尽。
“为何有催收员要侵入政务信息网站？因为在那个网站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就会显示手机号的‘前三后四’，催收员通过其所在的地区号段，推测其手机号码，然后再去支付宝实名验证，电话号码就出来了。”小帅说。
其次，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比如，2021年12月8日，长沙市公安局就通报过一起催收公司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湖南强贲信用管理公司组织人员通过网络和灰产渠道购买公民信息用于催收，该公司月均购买公民信息10万余条，累计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达200余万条。公安机关抓获177人，对161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何总和小帅介绍，去年，永雄一位副总出来创办的催收公司，也因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供员工用于催收，而被岳阳警方“端掉”。
另一个重磅规则，是2022年1月1日实施的《中国银行业协会信用卡催收工作指引》。虽然这只是一个银行业协会秘书处出台的内部规定，但也是催收行业的一个“作业标准”。比如，《指引》规定：“未经债务人同意，严禁在晚22:00 后至早8:00 前进行电话、外访催收。”“催收人员必须表明身份，遵守基本的文明规范并全程录音。”“严禁以列入虚构的黑名单、虚构的不良信用数据库为由威胁债务人。”
在小帅看来，这些规则约束了催收员，却“便宜”了一些逾期较长的欠款人。“这些欠款人接到催收电话，嘴里说得好，‘我确实困难，挣到钱再还’，这话没毛病，但对方就一直拖着，而催收员一句话没讲好，对方就给你录音，还投诉到监管局、金融办等等，引起银行重视，反而给催收公司施压，最终，搞不好，还要倒赔欠款人一笔钱。”
近年兴起的“反催收联盟”，在小帅、小龙、何总看来，是催收回款的一大“障碍”。反催联盟了解各种法规和制度，擅于利用催收员的漏洞、不规范操作、不严谨话术对抗催收。
何总讲述了一个案例。他说，公司有员工在短信催收一个逾期近一年的客户时，被投诉到国家有关部门。甲方表示，他们有考核，限催收公司一个月处理。公司在甲方佣金未结，何总不得不与这个客户谈判。对于小的催收公司而言，机构的处罚、减少委案、停案、罚款、停止结佣、中止合作，“哪一项都要命”。
“这名客户说他并没有被纳入黑名单，我们发的催收短信是假信息，恐吓到他了，要求银行公开赔礼道歉，赔偿15万元。”何总称，该客户背后有反催收联盟，他们不愿去法院起诉，就是不断投诉。在谈了两个月后，公司最终赔了几万元。
实际上，一些做反催的人，正是之前的催收员，因为他们懂行，知道“钻空子”。采访中，何总翻开他的朋友圈介绍，里面有不少是他的同行，现在从事“反催收”工作。其朋友圈广告有：“专注信用卡/网贷 逾期债务协商”“避免催收”“停息挂账单”“上岸消卡”等。
“说催收行业是黑社会的，真是不了解真实情况。难道银行几万亿的钱都不要了？这些钱都不还怎么得了？”作为一名从事“前催”业务的催收公司负责人，何总感叹，“相对来说，永雄还算较规范的催收公司。”
“想拿高佣金，就得做背锅侠”
2021年，小龙从永雄离职。
基于司法风险及越来越严的监管与反催收掣肘，小龙发现，在永雄干催收压力越来越大，加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永雄本来就是单休，员工晚上8点下班，管理层9点以后根据业绩情况，确定是否加班。每月20号之前还能休息一下午，之后基本没有个人时间。”
据永雄集团官微介绍，美团、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招联消费金融、捷信金融、度小满等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均为永雄的委托客户。
“比如，招联消费金融，多的时候，一个员工要负责1000户案件。永雄接的案子，都是以亿元计数。”小帅介绍，公司不断增长的业务量，以及催收手段减少、反催收的阻力，永雄员工的业绩越来越难完成。
在小帅看来，在当下冒充公检法的手段已经很少被使用时，还有催收员录制假冒公安的催债视频，只能是：“业绩压力太大，新员工用力过猛。”
金融机构与永雄结佣金，永雄与员工算提成。多名永雄前员工介绍，永雄公司接的委托，佣金基本在3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45%。据永雄集团2019年计划赴美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其佣金率在35.3%以上。此次上市计划后来无疾而终。
永雄集团官微显示，其催收员月底薪为2500元，长沙地区为3050元。“每个月完成4万元以上的回款业绩，才能获得8%的提成，否则4万以下只有4%提成，做到3万9时，要到4万就好难。”小帅说。每个案子情况不同，有些给到员工的提成可达10%。
何总介绍，永雄选择“后催”业务，主要就是考虑佣金高。“那些愿意给40%佣金的，很多都是烂账，都列在资产负债表的表外了。对于这些金融机构来说，要回来款就是纯利润，分一半给你（催收公司）都无所谓了。只是这行没有常胜将军，在‘个保法’出台以及公安的不断打击下，有的公司就搞不下去了。”
不断干活并产生业绩的员工，成为永雄最重要的资产。副总经理和总经理级别的中高层，又是凝聚员工推进公司目标的最重要环节。据永雄官微宣传，该公司有管理层配车制度。“总监级全部配车，普通小总监二十万以上的车，总监都是三十万以上的车。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男孩，都是宝马奔驰。”何总说。
永雄集团给管理层配车。来源：宣传片《永雄梦》
“既要打擦边球，又要完成回款业绩，最终考验的是管理层的掌控力度，怎么防范风险、怎么踩线避雷。”小帅说，公司对基层员工着装没有要求，但管理层要求着正装，早会也会喊口号，比如“狭路相逢勇者胜”附带一声“加油、越努力越幸运”等等。
小帅介绍，公司还有一项人才引进补助制度，即每拉一个人进来，只要此人没有离职，介绍人可获得每月800元的补助，拉两个人就是1500元。“甚至有人花几万元砸钱到58同城等招聘网站，专门拉人。”
“如果没有这项制度，谁愿意来干这行？用我们老家的话说，这是当讨账佬。”小帅说。
在监管越来越严、回款越来越难之后，小帅发现，催收业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系统问题。“金融机构放贷时审核力度不够，放出去就想着收利息，收利息挣得高。其实有些人，他们很容易产生违约逾期，但偿还能力有限，催他也没用。还有就是职业老赖，借这笔钱时，他们就想好了要赖的。”
在催收工作几年后，小帅说他渐渐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比如一些公司的金融业务，他们也有内催，但他们仍然把这些债务的催收委托出来，目的是什么？如果金融机构自己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钱就能回来，他们还要催收公司干什么？他们只是想把风险推给第三方公司。电话冲突、催收过程冲突、信息获取风险等等，都是第三方承担。所以，债务催收行业为什么能拿到这么高的佣金，因为能够‘背锅’，而我们就是背锅侠。”
从永雄离职后，90后的小帅转行到实体工程行业，而小龙则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干催收的，可能80%都想上岸，还有20%可能也想创业开催收公司。”小龙说。
在距离湖南永雄资产集团长沙总部50多公里远的湘潭大学校园里，有一栋红色大楼，名为“永雄楼”。
（下）
湘潭大学是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的大学母校。在大学毕业十多年后，带着成功企业家的光环，谭曼重返湘大，捐资1亿办学、建楼，成为“母校的荣光”。
永雄集团从事的“催账”，是一个古老而又难登大雅之堂的行业。作为金融业外包服务的中国催收行业兴起于21世纪初，但至今没有明确的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游走于法律边缘或灰色地带。2014年，谭曼创办永雄公司，一方面将催收事业做大做强，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筹建协会、豪捐办学等方式呼吁立法，为催收“正名”。
随着有关部门对暴力、软暴力催收加大打击，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踩着红线的催收公司，被查办甚至“一窝端”者不在少数。
5月25日，作为负有盛名的催收巨头，永雄集团以一封《告全体员工书》宣布公司停业，称百余名员工被抓，一时引起行业震动、社会广泛关注。
草莽生长的催收行业，将何去何从？
位于长沙岳麓区的永雄资产管理集团
擦边行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告全体员工书》中，永雄自称“为金融行业挽回损失上百亿元，向国家纳税上10亿元，长期提供就业岗位上万个，为行业培养专业人员数十万，为教育和乡村振兴事业奉献了大量爱心”，同时也在“‘老赖’与公权力夹缝中”、在“舆论的灰色地带”艰难生存。
永雄集团声明称“个别员工的违规违法问题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然而，澎湃新闻此前刊发的报道《起底永雄催收（上）｜前员工讲述：灰色地带、高佣金和“擦边球”》披露，永雄集团的商业模式是为金融机构催收长账龄债务以获得佣金，面对故意逃债的“老赖”或者无力偿债者，通过买卖公民信息进行“失联修复”，是不少催收员会使用的手段。多名永雄前员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如果完全合规，是回不了款的。”
公开信事件后，澎湃新闻通过各种途径联系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未果。5月28日，澎湃新闻来到位于长沙麓谷的芯城科技园永雄公司总部，发现该公司确已停业，但贵宾通道仍有人出入。澎湃新闻拨打永雄集团执行总裁及多家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雄的电话，对方以“我不是周雄，我与永雄无关”拒绝了采访。据知情人士透露，周雄的另一个身份为谭曼妻弟。
作为催收行业头部企业，永雄集团其实很早就意识到，“失联修复”等催收作业中的刑事风险，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近年，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针对金融信贷业务领域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打击，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2022年，公安部等九部门将软暴力催收、失联修复盗用隐私信息列入常态化扫黑除恶行动，催收行业进入史上最全最严最强监管时期。
第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 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微信公众号 图
“对于催收公司而言，常见的网络搜索、社会渠道修复、外部大数据公司修复等失联信息修复方式，相继失效，传统电话催收模式面临合规性以及收益下滑的双重挑战。”在2022年12月10日，由永雄集团赞助的学术会议——在湘潭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信用法治·韶山论坛”上，有专家如此表示。
永雄集团在上述《告全体员工书》中披露，2023年4月3日、4月10日和5月19日，安徽警方相继对集团卫成公司吉首分公司，集团怀化分公司、湘潭分公司和邵阳分公司进行调查。多个接近永雄员工的人士介绍，除永雄在告知书中提到的3名员工涉及寻衅滋事被批捕外，其他涉案的179人，多数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据南方周末报道，永雄之外，同期被安徽警方跨省执法的，还有湖南众诚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湖南华威金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诚普法院咨询有限公司等。
“我们现在卑微到了尘埃里了。永雄事件后，一些人把催收公司说得跟黑社会一样。”一名不愿具名的催收行业人士表示，“催收行业的社会评价急剧下降，在一些人眼里，讨债的人比赖账的人好像还要更可恶。”
“永雄事件后，很多干催收的，看到公安介入就要转行，还有一些家长，也不让孩子做催收这个职业。”长沙一家催收公司负责人介绍。
2019年3月召开的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筹）发起人会议 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微信公众号 图
正名之困：从“催收协会”到“信用清收协会”，无一获批
《告全体员工书》中，永雄集团宣称“绝对不存在公司违法犯罪行为”，“发现有员工涉嫌违法犯罪，对相关分公司坚决关停”。澎湃新闻调查发现，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检索，共有39条企业信息，其中注销的分公司信息有21条，如陕西、银川、新疆等地的分公司被注销，济南的分公司则于2019年6月18日被撤销营业执照。此外，永雄集团还以“湖南卫成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之名设立多家分公司，但又注销多家。分公司的关停与新开，成为永雄集团的生存策略。
其实，入行伊始，永雄就看到了催收行业的“命门”——缺乏立法认可和规范。在乱象丛生的催收行业里，永雄公司一方面高歌猛进，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试图走出灰色地带，为催收“正名”。
2015年11月，永雄公司成立一年多后，就欲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催收行业自律自治组织——湖南省催收协会。相关会议上，谭曼表示，国家应尽快明确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建立行业准入标准，完善法律体系来支持合规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有序发展。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15年8月，湖南省从事不良资产管理业务的单位90家左右，包括私营资产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据曾在永雄任职高层管理人员的崔总（化名）介绍，在永雄的带动下，高峰时期，作为中部城市的长沙一度大大小小有近千家催收机构。
由谭曼指导，王锐、殷明201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论文《以法治破解债务催收行业困境》指出，目前我国从事债务催收的法人单位数量已有2000-3000家，专门从事债务催收的工作人员有近30万人，但债务催收机构的市场地位和法律地位不明、监管机构不明，不少催收公司只能以“咨询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之名而“匿名”存在。我国无专门规范债务催收行业的法律法规，已有相关规定散见于刑法、民法等，以及《银监会出台关于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等。这些规范主要以银行为规范对象，并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债务催收公司进行约束，这显然无法直接有效规制债务催收行业的催收行为。“这就导致许多游离于法律边缘或灰色空间的债务催收行为。”
然而，湖南催收协会的筹建，最终无果。6月4日，澎湃新闻查询民政部官网发现，至今全国没有一家以“催收”为名的行业协会组织。全国只有深圳、青岛、浙江、柳州和山西等地成立有“不良资产处置协会”或“不良资产管理协会”。
一位与谭曼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士告诉澎湃新闻，就协会的名称，他曾与谭曼进行过交流，“协会不要用‘催收’，应该用‘债务清收’，毕竟中国讲究‘和文化’，以和为贵，人们一听到‘催’就感觉不好，谁喜欢老是被人催？但谭总觉得他们从事的就是‘债务催收’。”
随着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不断增长、达到数以十万亿计时，第三方催收机构也不断壮大。2019年，永雄资产试图赴美上市时，其在催债务达到400多亿元。
2019年3月，永雄集团又联合国内60余家催收公司，欲成立“中国信用清收协会”。他们在长沙发布了有关行业立法、市场规范、服务标准及协同发展等问题的《湘江共识》。永雄集团为协会筹备组组长单位，万乘金融、致融征信、银盛业、一诺银华、和君纵达、华道数据为副组长单位，然而，“中国信用清收协会”也没有下文。
“民政部门不批，认为催收行业没有主管领导（部门），协会筹建搞了几年都没动静。”曾任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副院长的王锐介绍。在他看来，作为头部企业，永雄是真心拥抱监管，希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和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催收行业的法律和市场地位，从而化解催收机构执业的风险。
“要成立协会，首先得有个婆家。这些年来，催收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没有婆婆，没有部门愿意来当这个婆婆。”一位曾参加当年“中国信用清收协会”筹建大会的催收界人士说。
捐资与名分：永雄楼、特聘教授与“母校的荣光”
试图组建协会的同时，谭曼还试图从学术上探寻催收的“名分”之路。
2017年，谭曼豪捐1亿元给大学母校，创办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家“信用风险管理学院”。
据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官微信息，2017年5月，永雄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曼与湘潭大学签署协议共建“信用风险管理学院”。2018年，教育部批准“信用风险管理与法律防控”作为法学类新增特设专业，本科生培养采取“主修法学+辅修金融学”的培养模式。
谭曼1995年入读湘潭大学，他在成立永雄公司后又回到湘大攻读博士，通过捐资建院，成为该校信用风险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
王锐告诉澎湃新闻，该院设立的契机是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催收行业一方面属于金融服务业中的外包服务业，另一方面也是涉及信用评估、失信黑名单建立等领域的信用服务业。永雄集团的广告语正是“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
王锐介绍，永雄承诺5年之内对学院捐款不低于1亿元，捐资主要用于教学楼修建、教学硬件设备、资助学生出国留学、聘请教授院长等投入。比如，信用风险管理学院将每年选派25名在读本科生，在其大四时前往美国杜兰大学专修信用法方向的法律硕士（LLM）课程，永雄为这些学生提供全额资助。
“据我所知，目前永雄至少到位了8000万，但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等原因，部分项目的钱没有花出去。”王锐介绍，催收在西方发达市场是成熟的行业，有主管机关，有完善的法律，其进行催收作业时不光打电话催告、谈判等，还帮债务人找工作，想办法让其有能力偿还债务，使其个人信用评级不下降。
据湘潭大学官方信息，2018年7月1日，香港太平绅士、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院长顾敏康教授受聘信用风险管理学院院长，2年后，被任命为湘潭大学法学学部部长。6月2日，澎湃新闻记者表明希望采访有关永雄集团的相关问题时，顾敏康以采访需要经过学校宣传部为由婉拒。
据湘潭大学官网，2018年，湘大法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增设“信用法务”方向。2020年，湘大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别增设“信用法学”学位点。2018年，谢勇教授“中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立法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
谢勇是谭曼在湘潭大学读书时期的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后任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谢勇主持的这个项目中，谭曼是课题组成员。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包括谭曼出版的著作《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研究》。
在2019年4月上海召开的第五届贷后风险管理与资产处置论坛上，周雄以《催收行业的根本出路：成立行业协会，推动催收立法》为题演讲，并提到，捐资共建湘大信用风险管理学院，是希望能以学术力量推动催收立法。
谭曼为湘潭大学信用风险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湘潭大学官微 图
湘潭大学官网显示，谭曼为信用风险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周雄为该院的实务导师。同时，谭曼还是湘潭大学信用立法研究中心主任。不过，上述网页信息已于近日被从湘大及永雄官网删除。
2021年9月4日，永雄集团给湘潭大学捐建的“永雄楼”举行交接仪式，谭曼将钥匙交给湘潭大学校长李伯超，法学院院长欧爱民给谭曼颁发“杰出贡献院友奖”。
“永雄楼”是一栋红墙大楼，分为主体和东西两个附楼，于2018年5月动工，2020年11月完工，专供湘大法学学部所属的法学、知识产权、信用风险管理三个学院使用。
据湘潭大学官方微信，永雄楼设置有学术报告厅、模拟法庭、知识产权大数据实验室、法律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教辅单元，以及刑事侦查技术实验室、谈判调解实验室等。在湘潭大学学生会的一篇探访“永雄楼”的文章中，同学们将永雄楼内网速超快的数字自习室称为“永雄网吧”。
这篇文章最后介绍，谭曼获得过“中国经济十大金融人物”（2015）、“2017发展中国十大年度人物”、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2018）等荣誉，文章呼吁全体湘大学子以谭曼学长为榜样，“毕业后成为母校的荣光”。
《永雄梦》宣传片
夹缝中生存：催收行业如何破局？
2023年4月13日，当谭曼在永雄楼参加“中国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立法研究”结题筹备会时，其下面两家分公司刚遭遇了安徽警方的执法。
在邵阳、湘潭的分公司于5月19日被查，以及长沙总部资金被冻结之后，一直寻求立法保护的永雄，以一封《告全体员工书》将公司的“生与死”直接摆在了公众面前。
5月26日，在永雄宣布停业次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发布倡议书：一是倡议各催收企业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合规作业不踩红线；二是呼吁执法部门理性、客观看待催收行业，既要打击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群之马，也要保护合法合规经营的催收公司；三是呼吁有关部门进行催收行业立法，让催收企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该倡议书最后强调：中国的催收行业诞生于2003年，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有着数千家公司、数十万从业人员的行业，每年为金融机构收回逾期及不良贷款逾千亿。催收行业是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置的外延机构，是金融机构诉前压降不良资产的重要一环，也为社会节约了大量司法资源，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
澎湃新闻从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处获悉，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良资产清收专业委员会是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二级分会，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国内唯一一家合法注册、成立的催收行业的自律组织。永雄集团并非其会员单位，而永雄集团2019年筹建“中国信用清收协会”时结盟的万乘金融等催收公司，已加入该组织。
“永雄并不能代表催收行业的全部。”上述知情人士介绍。
在与其他行业巨头有所疏离之时，永雄的学术推动催收立法之路，步履愈加匆忙。
2022年12月10日，在前述“信用法治·韶山论坛”上，有专家表示：信息修复难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专家介绍，行业内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乱象，“部分催收机构和催收人员迫于生存经营压力或为了提高催收效率，不惜悖离帮助债务人挽回诚信的服务初衷采取过度方式或强硬措施进行施压，甚至有部分催收人员铤而走险采取逾越法律底线的方式进行违规违法犯罪催收，如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方式获取债务人的个人信息、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催收、黑社会性质软暴力催收、用‘呼死你’软件进行电话轰炸等。”
专家表示，这“不仅造成社会大众对催收行业的质疑和信心缺失，甚至因个别催收机构及人员实施违法犯罪催收行为而否定整个行业，乃至否定行业在帮助金融机构挽回经济损失、帮助失信债务人挽回诚信等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导致催收行业在监管和舆论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澎湃新闻注意到，“失联修复”一度也曾困扰法院等司法机关。2019年，长沙两级法院联合移动、电信、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首先对涉讼人员进行失联修复，然后向其强制弹屏“闪送”相关法律文书，以解决该问题。
在上述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中国当下催收行业的根本出路是：三网修复、失联连通”。他们认为，可以建立一种“由运营商根据债权人提供的相关信息关联出债务人的最新联系方式，再提供加密触达渠道协助催收机构使用虚拟号/网页外呼/确认债务人身份后发送短信等方式精准触达失联债务人”。
然而，在个人信息保护呼声渐涨的当下，在灰色地带生存的催收公司，何以获得个人信息绿色通道？与会专家“强烈呼吁国家立法赋予催收机构批量修复债务人联系方式的权利”。
不过，在办理过催债相关刑事案件的刘长红律师看来，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目前都尚未赋予失联修复的权利。“金融机构的合法债务追讨方式是诉诸法院，但如果法院接收这些数以亿计、案值几万元的小额贷款（案件），那全国法院都不可能开展其他正常工作。而如果严格执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政策，催收行业的擦边经营就是死局。”
对于催收立法，崔总并不看好，“我国金融业不够市场化，银行是相对垄断行业，各方面和发达国家比差得远。催收行业的体系没有理顺，五年内立法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我们的愿景是这个行业能够被认可和规范——如果看重它对金融机构的贡献、希望它健康、阳光发展的话。”
本文作者：谭君，来源：澎湃新闻，原文标题：《起底永雄催收（上）｜前员工讲述：灰色地带、高佣金和“擦边球”》《起底永雄催收（下）｜创始人曾捐亿元办学建楼任院长，呼吁立法寻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