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一凌：产业链转移的缘起与重启 | 民生策略

文：民生策略团队

当然，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坎坷，在1980年代，全球化进程在震荡中倒退，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形有些许类似，两段时间的共通点都在于一个单一强大的制造业国家崛起，并引致了贸易逆差国家对其主动发起的贸易争端，这也为后续的产业链转移埋下了伏笔。

1.2 产业链转移：制造业不断迁移，但资源总是稳定

将1990年和2001年作为两个关键节点，我们可以将全球的产业链分工分为大致的三个阶段，为了简单地概述每个阶段中，各个国家或地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简单地根据SITC分类将11个大类产品分为资源（包括第2类：原材料；第3类 燃料）、中间品（包括第5类：化学产品；第6类：材料制造）、资本品（第7大类中的71-74小类）和最终消费品（包括第7大类中的75-77小类和第8大类：其他制品）[1]，为简化这一系统，与农产品和服务消费相关的大类暂不纳入考虑。完成上述四个大类的分类之后，即可观察各个国家从1962年到2020年以来在四大分类产品上的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的份额大小，以此来描述它们在世界分工体系中作为生产者身份的转变。

[1] 原材料包括：生皮、毛皮；油籽和含油果实；粗橡胶（包括合成橡胶和再生橡胶）；软木和木材；纸浆和废纸；纺织纱线及其废料；粗肥和粗矿物；含金属矿石和金属废料。能源包括：煤、焦炭和煤球；石油、石油产品及相关材料；天然气；电力。化工包括：有机化学品；无机化学品；染色、鞣制和着色材料；医药和药品；油和香水材料；制成肥料；炸药和烟火产品；人造树脂和塑料材料、纤维素酯；化学材料和产品。材料制造包括：皮革和皮革制品；橡胶制造业；软木和木材；纸板和纸浆材料；纺织纱线和织物；非金属矿物制品；钢铁；有色金属。资本品包括第7大分类里的71-74小类：能源机械和设备；特定行业专业机械；金属加工机械；一般工业机械和设备。最终消费品包括第7大分类里的75-77小类：办公机器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录音和复制设备；未作说明的电气机械、仪器和器具；还有第8大类的其他制造，主要是一些轻工业制造（卫生、管道、供暖、照明装置和配件；家具及其零件；旅行用品、手提包和类似容器；服装和服装配饰用品；鞋类；专业，科学，控制仪器；摄影器材和用品、光学产品；杂项制品）。

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日本一家独大——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1962年时，美国、德国、日本是最大的三个净出口国，而在此后的接近30年时间里，美国、德国、英国的份额逐渐被位于中间的日本所占据，到1984年时，日本的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总和达到历史最高点43%，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巨头”；但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也开始重演上一个时期日本蚕食其他发达国家份额的故事，1982年开始，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净出口份额也开始快速增长；1990年代开启，中国和东南亚、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也进入了“分羹者”的序列；当然，更重要的变化还是在21世纪初始，中国在获准加入WTO的次年2002年即实现了净出口份额相对于日本的反超，成为了全球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这一份额在此后逐年抬升并于2015年达到最高点63%。

相对而言，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品的产业链分工相对更稳定一些，这种稳定一方面体现在参与的“玩家”较少，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产业链转移发生得比最终消费品的转移慢。在1962年至2020年中，资本品净出口份额达到过1%以上的国家如下图所示，数量明显少于上图中的最终消费品主要净出口国，且集中在欧美以及亚洲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破局者”在2001年之后快速抢占份额，截至2020年，中国、日本、德国三足鼎立。

不论制造业的范畴内净出口者的身份如何转变，稳定性最强的是上游的资源部门，净出口者在1962年至2020年的近60年间总是集中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上：在原材料方面，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巴西、秘鲁等国家。在能源方面，净出口份额最高的国家也集中在中东地区、俄罗斯、北美地区。

2.1 水向低处流，劳动力价格是关键因素

产业链转移、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二战后全球的生产边界扩张，从消费端来理解这一结果，则是从全球来看生活水平在普遍地提高，以通胀调整和生活成本调整后的全球人均GDP（ GDP per capita，PPP ）来看，从1950年到2019年全球平均的生活水准和中位数的生活水准都在提升，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提升速率加速，这一时点也是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时点，这至少说明产业链转移能够在不损害原制造国居民的同时显著地提升转移目的地的居民的生活水准，进而提高全球的平均水平，相当于一种帕累托改进。

2.2 产业链转移的背后是世界秩序的更迭

在1962年的产业链转移中，只有日本和中国实现过在其份额第一的贸易领域“一家独大”，具体而言就是指在日本和中国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的时候，也拉开了与第二名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最终消费品和原材料制造上：在1984年日本的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43%）的时候，其份额是第二名意大利的2.55倍；在2015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居全球第一（63%）的时候，这一份额达到了第二名中国台湾的9.58倍；在1976年日本的原材料制造净出口份额达到全球第一（40%）的时候，其份额是第二名德国的2.8倍；就中国而言，2020年原材料制造净出口份额雄踞全球第一（54%），达到第二名俄罗斯的10.5倍。因此，实际上能够在“世界工厂”这一定义下与中国类比的，从1962年以来，只有日本。

日本的制造业在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中崛起乃至最终坐上“世界工厂”交椅，背后反映的是两极角力的世界秩序下，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之一（美国）产生了符合双方诉求的合作关系。简而言之，二战之后，处于美苏冷战中的美国需要培养稳定的供应链及盟友，因此，美国正好利用其盟国身份对战败国日本的影响力，通过经济援助[2]、政治援助[3]使日本快速成长为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在此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日本也顺利完成了作为美军亚洲主要后勤基地的任务；对日本而言，它获得的则是经济的快速增长，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日本的GDP以每年5%-15%的速度增长，在1970年代超过德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主导了全球的汽车、家电、钢铁和造船产业。

[3] 美国在1947年帮助日本制定新宪法，确立了和平国家的地位。同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日本安保条约》，确保了日本在冷战时期的安全。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美国同意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进一步助推日本经济的复苏。

在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从两极角力走向多极化发展，这一环境给了全球各国和地区以自身禀赋进行产业链竞争的环境，第三次产业链转移发生，中国接过“世界工厂”的交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关税平均税率大幅下降，1999年时已经接近90年代初的一半水平；此外，大量的自由贸易协定也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1991年中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1993年欧盟单一市场协定生效。诸如上述的全球贸易壁垒消融有利于全球各国在产业链上的公平竞争，并最终达成效率最大化的结果，此时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政策的支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势的地理区位成为了第三次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

第三次产业链转移是全球消费国（发达国家）与生产国（发展中国家）的共赢，前者获得了廉价的产成品，后者获得了经济增长，这最终体现为图13中所描述的全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3 第四次产业转移：缓慢与反直觉

然而，全球“自由竞争”的环境或已接近尾声，目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可能导致未来产业链的转移既有“自由竞争模式”的特征，又有“博弈模式”的特征。

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率先开启了对华贸易争端，到2021年拜登政府又以《100日供应链报告》等文件提出了美国要摆脱对某些国家（中国在全文中被提到458次）的依赖，建立以本土和盟友为主的安全供应链的战略。

面对这样的环境变化，第四次产业链转移似乎蓄势待发，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会更像过去的三次经验里的哪一种情形，抑或全然不同？回顾过去的三次产业链转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必要条件：

（1）“日本制造”崛起的背后是美国利用其对日本的占领地位，强力地改革日本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国力对日本进行了必要的援助和投资，最终配合上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将日本打造为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的“世界工厂”；

（2）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代表的是“日-美”合作关系出现裂痕下的分工转移，此时日本不仅需要承受美国的贸易制裁，还要面对美国为主导的供应链上其他国家的竞争；

（3）第三次产业链转移时中国崛起，背后依赖的是世界的多极化格局和全球化浪潮，美国放松了对世界秩序的掌控，中国依赖比较优势成为新世纪的新星。

从这一角度来看，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背景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和博弈，但此时中、美打造各自的供应链时：首先，两国都并不具备类似二战后美国对日本那样的“占领”地位，无法“顺理成章”地去改变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其次，从国力上来说，打造以自身为主导的新产业链需要付出的经济援助代价是极高的，而以两种口径衡量（美国的GDP相对第二大经济体的比值，以及桥水基金的测量），美国的国力在下降，而中国的国力反而上升；最后，从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来看，与前三次产业链转移不同，以劳动力的角度来衡量，相对中国具备明显优势的国家极少。

因此，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可能是一次弱化版的1982-1990年：部分分工从中国分散到新兴制造业国家，但过程将会是缓慢的，这个过程中中美的竞争最终会体现为谁能培养出更广泛的“贸易朋友圈”。

更进一步的推论，可能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出口韧性有意义：在未来，如果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好，中国面临的产业链竞争反而可能更频繁；而如果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差，中国的出口反而更可能“超预期”。这是因为培育一个以本国为中心的“制造业基地”，需要付出较高的援助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在国力上升阶段是被政府和民众所认可的，在国力下降阶段则相反；正如在图19的各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对比以及本节讨论的那样，在新的“博弈模式”下，当前并没有一个曾经的“日本”或者“中国”可以快速地成长为“世界工厂”，这意味着新产业链秩序的塑造需要付出比以往更高的代价——例如通胀。

我们可以从过去美国培育日本的始末来看这一规律：在1980年代“日-美”贸易关系出现裂痕之前，日本出口走势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基本呈正相关，而在第二次产业链转移开启后，日本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开始呈负相关关系，到1990年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之后，这种负相关更加明显。从消费者微观视角来看，对于要不要实现当期的需求，他们需要综合考虑收入预期（增加购买力）、通胀水平（减少购买力），消费者信心回升的时候，可能对应的是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下收入进一步正增长，那么对应到宏观层面来看，这也意味着美国处于温和通胀但经济增长的时期，将这种组合视为“国力强盛”的体现的话，我们会发现在1980年代后，美国的国力提升反而加快了产业链向其余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日本的出口下滑。

以此类比中国，在过去的接近30年中，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者信心强正相关，未来是否也会出现“新博弈模式”下的负相关呢？

3.1 出口份额：面临结构变化，附加值“放低保高”

成熟制造业国家向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产业链总是从“低”附加值开始，并且最终也会在“高”的领域保持一定份额。如果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开启，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可能面对的是一些低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不可避免地遭到转移，就如同此前三次产业链转移中所经历的那样，但同时这一转移过程中也存在先后顺序：以SITC分类中第8类（其他制造产品）转移总是最快的，如下图中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那样；此后才会是SITC分类中第七大类的75-77小类，例如日本从第8类消费品开启转移到海外的趋势后的接近20年后，75-77小类的净出口份额才开始见顶回落，对亚洲“四小龙”来说也是如此，从1990年代开始它们在第8类消费品上的净出口份额已经开始回落，但在75-77小类上的净出口份额至2020年仍然保持相对高位；最后，不论产业链转移发展到哪个阶段，成熟制造业国家总能够在“高附加值”的资本品领域保证一定的净出口份额，如下图中的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在产业链转移后期资本品净出口份额甚至会高出消费品份额。

中国当前在高、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的出口份额上均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在资本品上份额还落后于德国，与日本接近，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中国若经历产业链转移，将观察到的情况是第8类消费品份额下降，75-77类保持稳定，而资本品类占比继续上升（如图中虚线所示）。

3.2 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

正因为工业发展很难一蹴而就，因此在新兴制造业国家涌现的时候，才会在成熟制造业国家中表现出上述的出口份额变化规律：新兴制造业国家首先需要购买机器设备、进口技术指导等，才能够切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生产链条，并且在进行足够的资本积累之后，才能攀登价值链进入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领域，在整个过程中，成熟制造业国家可以向新兴制造业国家提供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技术指导，因此我们不难观察到在每一次产业链转移的时候，成熟制造业国家的资本品相关产业营收（或利润）份额会增大，我们观察了第一次产业链转移时作为成熟制造业国家的美国和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时作为成熟制造业国家的日本，它们的产业营收和利润变化，都会发现作为资本品的机械行业营收或利润占所有制造业的比例提升；

但正由于出口对象是新兴制造业国家，资本品定价需要考虑需求端的购买能力，在抢占新兴市场时降低价格让利可能是一种普遍的营销策略，因此资本品虽然“销售量增”，但却会表现出“利润率减”，这一规律在日本有着相当清晰的体现。

那么成熟制造业国家里什么样的产业能够在产业链重构时保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呢？日本给出的答案是两个方向：技术端和资源端，我们将日本作为观察的对象（因其制造业发展历程跨越了三次产业链转移），将时期划分为1960-1982年、1983-1990年、1991-2001年、2002-2021年四段，比较日本制造业各行业在这些时期里的平均利润率相较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差异变化，能够发现利润率在转移开启后有相对提升趋势的是化学工业、采矿业，前者是日本有技术壁垒的代表性行业，后者则是资源端行业，如果不考虑第四段时期由于中国的强竞争导致的利润率下行，石油、煤炭制品作为最靠近资源端的行业，利润率也在前三个时期中不断提升。

日本在拥有技术壁垒的领域能够享受较高的利润率，为什么在它相对贫瘠的资源端也保持较高利润率呢？这一反直觉的事实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对本国的采矿行业的政策性保护，包括贸易保护政策、产业促进政策（供给侧改革、金融支持、财政补贴）。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煤炭行业，在1960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政府提出了“油主煤从”的基本方向，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从47.3%下降到了1965年的27%，直到1975年达到了最低点15.5%，

但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日本意识到了能源自给的重要性，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重新回升并稳定在了18%-20%，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20%回到了23%；尽管自产煤炭的战略意义在不断提升，但从经济性来看，1980年代开始日元的升值和石油危机之后油气资源的降价，都使得日本的自产煤炭相对海外油气的性价比显著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国内煤炭生产的积极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对海外进口能源配额、关税，同时对国内的原油、天然气消费者征税以补贴煤炭行业，建立以大集团、大银行为主导的煤炭-金融结合体，以低廉的贷款维持煤炭行业的低成本运营和新矿山的勘探开采。

对煤炭以外的矿业公司，日本也同样采取广泛的政策性保护，由于各类矿产资源几乎全部以来海外供应，促进日本企业掌握矿权是确保稳定供应的关键，因此受政府控制的JOGMEC公司（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国家公司）应运而生，目的是在财政资金支持下，增加对上游开发企业的收购、促进民间企业获取资源权益等，日本政府还在每一个财年推出战略能源计划，并对上游资源的投资设定具体目标和拨款，在 2018 年修订的战略能源计划中，日本将继续将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自主开发比例到 2030 年分别提高到 大于等于40%和大于等于 60%。

从国内出口的结构来看，同样也显示出上述“量”和“利”分化的特征：低附加值的杂项制品、原材料的出口金额占比已经出现了长期的下降，而高附加值的第七类机械产品及化学成品比例仍然在上升；从细分来看，第七大类中属于资本品的71-74小类产品占第七大类的比例不断提升。

从工业企业利润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出现了日本曾经历过的利润向高技术壁垒和资源端聚集的情形，例如按照产业链上-中-下游来分类，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向上游聚集，具体来说则是自2016年以后，上游企业每一次利润率的阶段性低点都比上次更高；符合这一条件的还有中上游里的石油、煤炭制品业，中下游里的医药制造业，以及下游中的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其中，上游获得的利润分配愈来愈高，可能并非“中国特色”，以上文中谈到的日本对上游产业的保护政策为启发，国内在2016年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此后煤炭价格的“颜色区间”其实与1980年代的日本采取的做法类似。

尽管日本政府对煤炭这样自主能源的态度一直是“保护”，但在1986年时也迫于下游行业（钢铁、电力）的压力，由经济产业省牵头达成了一份煤炭“限价协议”[4]， 这份“限价协议”确实让国内生产的炼焦煤和蒸汽煤的边际价格下调，但由于日本国内外能源价差却越来越大，因此实际上对煤炭企业的“补贴”反而仍在加深。这种“补贴”看似不符合市场经济，但综合来看，它为当时处于与美国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下的日本保留了一张“底牌”——一旦被美国踢出自身的供应链阵营，便可能会瞬间失去主要的海外能源供应（“石油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这是日本在面临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时下的权衡。

[4] 炼焦煤下降1000日元至24970日元每吨，并承诺在1986年将国内煤炭的年消费量降低50%至170万吨，动力煤则每吨价格降低500日元至22,350日元，并承诺将国内产动力煤的年消耗量在1991年前减少15%。

3.3 新贸易秩序：重视资源国与新兴制造业国

若第四次产业链转移开启，中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随之转型，类似日本维持“制造业强国”一样，国内对资源供应的稳定性的要求也将变得更高。以能源为例，通过计算各个行业的“能源杠杆”，能够发现要生产出同样的增加值，资本品类的机械及高附加值的消费品需要消耗的能源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因此，打造与资源国的密切关系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当前中国与全球资源国也在积极推进相应的合作：例如2023年3月，沙特表示考虑用人民币进行对话原油出口结算，3月份巴西和阿根廷也宣布用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2月伊朗表示将探讨在双边贸易中增加使用双方的货币，这类进展一方面源于“去美元化”的催化，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各国的贸易结构中地位不断提升。

中国与发展中资源国（南美洲）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提供稳定、廉价的产成品，平抑后者的通胀，且根据双方货币结算也使得南美洲国家能够降低美元周期对其的波及。中国与富有资源国（中东国家）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向后者提供了下游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产业合作机会和廉价产成品，而后者则向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是在2023年3月沙特阿美以超过1倍的溢价战略投资中国的荣盛石化10%的股权。这种互动关系在过去的沙特与美国之间也出现过，沙特在1974年与美方达成“不可动摇协议”以美元对出口石油进行计价和结算后，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产业合作、金融投资均有明显的增长。

新兴制造业国家主要集中在东盟、西亚、北非、东欧及南美洲，其中西亚、北非因工业基础相对更加薄弱，或是未来中国出口的增量需求的来源，我们将近10年来最终消费品净出口份额有明显提升，且2019年至2022年间出口增速较高的国家定义为“新兴制造业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东盟的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西亚和北非的土耳其、孟加拉国、摩洛哥、巴基斯坦、突尼斯，东欧的波兰和捷克，以及南美洲的墨西哥。由于东欧及南美洲的国家工业基础相较其他地域更为成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而东盟作为最接近中国的“生产地”，承接来自于中国产业链最为便利，因此从中国进口以中间品及最终消费品为主；而西亚、北非国家的工业基础稍逊，制造业发展仍然在“打基础”中，从中国进口资本品较多。

对新兴制造业国家而言，中国能够与它们达成的互惠关系，则是中国让渡一部分“低附加值”商品的净出口份额给新兴制造业国家，并向它们提供设备和技术出口，这个过程中后者因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对中国来说，也培育了一个新兴的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