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厚的色调，舞动的光影，跳动切换的镜头，王家卫用他标志性的视觉语言，让《繁花》带我们回到了冒险与机遇交织的九十年代，回到了那个中国金融市场蛮荒而起的上海滩。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南方谈话、股票，上证指数一年时间从100点冲上近1000点。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回头看来，大多数人身处其中，却茫然不知。但胡歌饰演的沪上青年阿宝，却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弄潮儿。
正如“贵人”爷叔对阿宝说的那句话“我在这里为你盘算黄浦江上的事情，而你心里却装满了苏州河的勾当”，王家卫展开了阿宝和三个女人风花雪夜的画卷，也为观众白描了30多年前上海滩的股海沉浮。
剧中开场，青年阿宝经爷叔点拨，借钱（现在看就是加杠杆）买入“电真空”。“电真空”股价先跌后涨，抬升五倍，这成为“阿宝”变身“宝总”的第一桶金。
“电真空”确有其股，其原型是“老八股”之一的真空电子。
“老八股”在《繁花》中多次出现，指最早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电子、真空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浙江凤凰。
中国股市的原点
解放前，上海就曾是远东重要的股票交易市场，存在一批诸如“爷叔”这样知晓证券市场的“老股民”。在改革开放之后，上海自然成为股市最早探索的沃土。
1980年代初，随着国企自主权扩大，叠加知青回城带来的“接班”和就业的压力，上海一些国有企业开始组建集体性质的“第三产业”，以增加收入、吸纳安排富裕劳动力。
兴办“三产”的资金从哪里来？早在1980年9月，上棉十七厂就率先在厂内发行“股金券”筹资30万元。但此类“股金券”大部分其实是一种内部发行的债券，不面向社会发行，也不能流通。不仅发行起来可能存在职工不愿认购的困难，效果上也限制了其募资能力。
原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徐家树曾撰文回忆：“股金券”的大量出现，“为股份制改革做了铺垫，造了气氛”。
另一个背景是1984-1985年的宏观经济政策。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轮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决策层，提出了“经济调整”的措施。具体而言，核心的一项举措，就是控制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在执行层面，很多集体企业也就不太容易拿到贷款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8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发布《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了。正是该办法首次规定，集体企业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彼时，时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的秦其斌正在为资金发愁。
秦其斌生于1940年，1958年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80年代初，干部年轻化、专业化浪潮下，秦其斌升任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元件工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但很快，40岁出头的秦其斌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提出想到基层做点实际工作。”1984 年， 秦其斌出任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
当时，上海非常流行“音乐茶座”，音响成为市场的紧俏货。秦其斌于是提出，本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为此，秦其斌组建了一家“三产”音响公司，瞄准的就是这一市场。但建厂的资金怎么来？
秦其斌恰好踩在了历史的节拍之上。在《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发布几个月后，1984 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飞乐音响发行一万股股票，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这一万股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这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也是中国股市的原点。
当时，股票是一种“票”，以实体的形式存在。飞乐音响股票参考了解放前上海南洋卷烟厂股票样式，由上海印钞厂按印刷人民币的标准印制。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股”，票面上董事长秦其斌的印鉴，也让他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背面印有表格，股票转让，就在上面手写、盖章进行记录。
1986年11月，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John Joseph Phelan Jr.）向接见他的中央领导人赠送了一枚纽交所的金钥匙徽章。
而陪同中央领导人会见的，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回赠范尔霖的，正是一张上海飞乐音响的股票。
世界上最小的交易所
股市要发展，必须有二级市场带来的流动性。
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后不久，就有持有人开始转让。但在中国“股市”最初的那几年，卖家要自己找到买家，然后去代理发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办理转让手续。
而且股价不可以随意“炒”。当时规定，股票交易价格为票面金额加活期储蓄利息。彼时的股票，更多还是一个“持股+分红”的凭证。
实际上，这个“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在中国股市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1986年9月，在静安寺附近的南京西路1806号一处10余平米的理发店，该公司成立了静安证券交易部，这是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
最早交易的只有两只股票：飞乐音响，以及1985年1月公开发行股票的另一家街道集体企业——延中实业——“延中”指的是延安中路街道。交易方式也很“传统”，报价就写在一块黑板上。
但这意味着一个真正二级市场的开端：持股人可以在这里委托柜台挂牌，进行代购、代销，不用自己去找卖家和买家。
证券时报专栏作者李几招，是80年代参与股份制股市策划人之一。他曾多次采访原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等当事人。根据他们回忆：
开业当日，原定于8点30分开门，结果早7点营业部内外全部挤满了股民和看热闹的人，门口的大树上爬满上了看热闹的人。正式开盘后，飞乐音响开价55.6元，延中实业54元。第一位买者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他用1000元买了18股飞乐音响。下午4点30分收盘后，共成交股票1540股，成交金额85280元。
有趣的是，获赠股票的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约翰·范尔霖，还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交易所”，对自己那张飞乐音响的股票进行了过户。
法制日报曾记录了这一幕：时任静安证券营业部副经理胡瑞荃很不好意思，对范尔霖说：“对不起，我们这里刚创办，实在太小了！” 范尔霖的回答也很有趣：“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 毕竟有一间房子， 纽交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
由于场地确实狭小，很快营业部迁址到西康路101号——这个地址在《繁花》中闪现在那张和平饭店的便签上，正是阿宝起家之地。
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股票交易柜台增加到9家。到1987年11月，股票交易价格也放开了，不再看票面金额和银行利息，股票价格随行就市——这是“炒股”的真正开端。实际上，后续几年，静安证券交易部编制的“静安指数”，也成为当时反应中国股市枯荣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包括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在内的八只股票不再需要柜台，正式在交易所上市，这就是上交所的“老八股”。
时至今日，飞乐音响（600651.SH）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只股票，依然活跃在交易市场之上，其大股东几经改制，目前已经是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虽然已不是音响，但没有脱离老本行——汽车电子、模块封装及芯片测试等等。
截至2023年三季度，飞乐音响营收13.9亿元，归母净利润1500万元，是总市值不过百亿的中小盘股。不过相较于老八股中已退市的爱使电子和浙江凤凰，以及沦为“ST中安”的飞乐股份，这样的境况还算不错。
“宝总”炒的是大蓝筹
《繁花》中，青年阿宝刚开始买“电真空”时，“黄牛”介绍这只股票“盘子又大，又是龙头股”。的确如此，相比较飞乐音响50万元的总股份，真空电子规模要大得多。
随着“三产”和集体企业发行股票试水取得一些经验，1986年，上海市着手酝酿国有大中型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
1987年1月，第一家落地：上海真空电子器件公司，转制为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股金总额2亿元，其中0.5109亿元向社会发行股票募集。当年，通过柜台交易首次公开发行14.5万股，每股价格100元；之后的1988年、1989年，继续公开发行了剩余的36.59万股。这就是早期股民口中的“电真空”。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可以参照的是，到1987年，上海的GDP刚刚突破500亿元。
“电真空”的前身，是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电真空工业公司，为上海最早生产黑白电视机显像管的公司。此次发行股票募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筹资建设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彩色电视显像管。
“电真空”自然成为了最早的“大盘蓝筹”。上海证券报曾采访“电真空”原董事长顾培柱：“老八股中，飞乐音响等其他七只股票加起来的资本金和交易量，还不及电真空的一半。”甚至到后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之后，这种情况依然维持了很久。
在《繁花》中“电真空”让阿宝一战成名。在中国股市的初创期，著名的散户“杨百万”杨怀定，就是靠炒“电真空”冠上“百万”之名的。
“杨百万”曾向南风窗杂志回顾：1990年，用炒国库券获得的利润，“果敢地买进了100元票面的电真空股票2000股”。“到了1990年9月28日以后，上海股票市场的电真空价格迅速涨到了每股700元，国庆节以后，竟涨到850元。在这个价位上，我抛出了全部电真空股票。随后股价迅速下跌，但我已完成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百万’历程。”
“电真空”原董事长顾培柱也回忆：“电真空最高收益曾翻了25倍，即100元最高至2500元。”
当然“电真空”募得的海量资金，全部用于永新彩管一期建设。这也让这家企业后来成为了与北京松下彩管、三星SDI中国区、汤姆逊广东等外资企业并驾齐驱的国内八大彩色显像管生产企业之一，在整个1990年代，利润丰厚。
《繁花》的最后，宝总在与麒麟会谈判时引用了《飘》里的一句话“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说自己会退出股市，去专心种花。
“杨百万”的后续没有那么浪漫，但也值得一说：1993年，他把股市中赚来的钱投资了房地产。
本文作者：温世君，来源：棱镜，原文标题：《《繁花》时代：上海“老八股”往事 | 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