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署《2020 排放差距报告》曾指出，家庭消费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最大国家（2022 年占全球 29%），近年来城乡居民生活、消费领域也成为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领域。
然而，家庭减排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工业部门，消费端减污降碳面临巨大的挑战。碳普惠机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减排机制，是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
其基本思想是通过设立碳交易市场和碳配额制度，引入货币化的碳价概念，并将个人或组织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通过供需关系来减少人为碳排放。
2022年由于国家到地方政府均公布了系列推动开展碳普惠活动的相关政策而被称为“碳普惠元年”，也是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选取数个重点区域对比调研发布碳普惠机制实施情况的“起点”。
2024年2月9日，新版《碳普惠发展调研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再度出炉，尽可能展示了公众认知度变化、低碳行为意愿对比、机制推行过程中的困境等多个维度，为这个新生事物的发展轨迹积累了观察数据。
认知度≠践行力
华尔街见闻了解到，《报告》将碳普惠试点城市分为两大类，即较早推行与近一年刚刚推行的试点城市，分别选取了济南市、广州市、北京市、上海市、杭州市四个代表性试点城市和太原市、武汉市两个新试点城市，同时结合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和调研团队便利性原则的基础上，选取了山东省沿黄河流域九市区进行调研分析。
根据2022、2023年度连续调研结果显示，2022年有30.2%的被访者从未听说过碳普惠，有33.3%听说过但不太了解，两者共占比例 63.5%。而 2023年这两组人群占比分别落至 16%和 19%，共占比落至 35%。尽管两次调研的问卷基数不同，但从比例上也能反映出随着国家及试点区域对碳普惠机制的推广宣传力度的加深，公众对碳普惠的认知程度显著提升。
在了解哪些碳普惠平台的调查中发现，公众使用蚂蚁森林的最多，原因可能在于该平台依托阿里旗下的支付宝，与淘宝购物绑定，在大规模用户基数的基础上应用起来较为便利与直接。其次，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碳普惠平台，公众对本地碳普惠平台更为了解。
不过，平台用户活跃度仍然较低。2022年有24.4%的被调研者从未使用过碳普惠平台，2023 年该比例下降为 17%，且9%虽然已经应用过但几乎不使用。与此同时，经常使用和总是使用碳普惠平台的人数占比 2023 年比 2022 年有显著提升。尽管如此，本年度调查中还是有 45%的人极少或很少，甚至从未使用过碳普惠平台。这说明碳普惠机制还是没有真正深入到公众生活中去，尚未达成“全民低碳”的目标，而面对步步紧逼的“双碳”目标与越来越多的消费端碳排放，如何提高碳普惠平台用户活跃度，如何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促进居民长期持续采取绿色低碳行为，积极主动参与碳普惠平台值得进一步探讨。
通过对比前后两年居民低碳行为的变化趋势发现，2023年试点区域公众低碳行为意愿略高于2022年。一方面，这说明随着碳普惠机制的推广宣传逐渐渗透到居民的意识当中，确实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提高居民践行低碳行为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种提升并不显著，仅仅通过宣传方式来进行碳普惠机制知识普及，无法显著激励居民践低碳行为意愿。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意愿转化成行为的可能性较低时，也可能会影响行为意愿的形成和强度。
为了研究试点区域因碳普惠时间长短不一而存在的差异，《报告》还分别选取了上海和武汉作为碳普惠机制推行时间较长和新推行城市代表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与武汉相比，上海作为推行已久的代表性试点城市，公众的碳普惠理念认知和行为参与意愿方面都普遍显著高于武汉。
进一步探讨上海和武汉两个城市受访者在碳普惠理念认知和碳普惠参与意愿是否对采取低碳行为产生影响时发现，尽管统计分析中的拟合系数武汉高于上海，但都不超过 0.5，说明公众碳普惠理念认知和参与意愿强弱和是否采取低碳行动的相关性都不高。可能的原因是当下碳普惠认知和参与意愿并不能直接转换成低碳生活与消费行动。
机制困境
《报告》显示出公众对碳普惠仍然缺少基本认知和认同。由于碳普惠全民教育行动在不同区域推广程度不同，且整体宣教处于广泛而不深入的阶段，导致公众对碳普惠机制的理解仍旧不足，低碳行动意愿和具体行动频率有待增强。一部分受访者对于碳减排的重要性和碳普惠机制的具体作用仍然存在疑问，这种认知上的模糊、不确定甚至怀疑态度阻碍了他们参与碳普惠相关活动，进而形成低碳生活方式的热情。
此外，《报告》还认为，尽管消费者日益开始关注生活消费中的碳减排，但在实际采取措施时，会因为绿色低碳溢价等原因更倾向于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
这或许与碳普惠机制缺少激励低碳行为的长期有效设计有关。在碳普惠机制的推广和实施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缺乏足够有效且长期的激励措施和手段来鼓励居民选择新型低碳生活方式。除了部分公众因为缺乏对个人行为影响的深刻理解而不愿意改变既有生活方式，或在消费型社会日渐兴盛之际，有刻意回避自己购买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即便是当下对碳普惠表现出参与意愿高的公众，也会因为激励措施不够长效而难以持续坚持采取低碳行为。
目前碳普惠机制主要基于数字化的碳普惠平台对公众的衣食住行中的低碳行动进行量化积分，转化成奖品或商品优惠等方式进行激励。这一过程很难成为消费者的刚需行动，多数是伴随着区域政府或平台所属组织开展某类宣传活动时出现较高活跃用户量。一旦活动结束，活跃用户即转为“僵尸”用户。总之，单一的依赖奖励或兑换礼品很难形成长期有效的行为导向。
减排行动的场景分散与平台覆盖不全也成为主因。碳普惠机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呈现出高度的分散性，从工业到建筑，再到交通出行、能源消费、垃圾回收再利用等多个领域，这种分散性给碳减排的统一推进带来了一定难度。
现有的碳普惠平台在场景覆盖上存在割裂，不同平台往往只关注特定的领域或群体，导致碳减排努力的不连贯性，影响了碳普惠机制的整体效果。尤其是在2023年的调研中发现，许多省份存在省级、市级不同级别分别在积极推进碳普惠平台建设，而在场景、规则、流程、计算方式等各方面都不尽相同，采用的平台提供商也不相同，这必然会导致省市两级在碳普惠推行一致性方面短期内得不到有效协同，还可能会对公共资源造成浪费。
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一些试点地区，碳减排核算面临着标准不统一和方法缺失的问题。不同地区和机构采用的标准和方法差异导致了碳减排数据的不一致性，这不仅给碳减排的评估和监控带来了困难，也影响了碳减排成果的比较和总结，制约了碳减排工作的深入推进。
《报告》指出，这些挑战和困难凸显了碳普惠机制在推广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确保碳普惠机制能够有效地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而且这种挑战在非试点区域更加显著。本次调研中非试点区域主要选取了山东沿黄市区，尽管山东省沿黄流域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难发现，由于以上问题较为突出，导致山东省沿黄流域市区在碳普惠机制推广效果方面尚无法满足当下国家战略定位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