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期主义”为经，“价值共生”作纬，是中国企业打造全球生态网络的终极密码。这两个与ESG价值观高度适配的维度，对出海企业提出了更高的风险管理要求。
3月25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为负责任的国际化提供了一种雏形。
多位海外经营项目的深度参与者告诉华尔街见闻，相比国内经营而言，海外业务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随着国际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变化，企业在海外项目执行和市场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诸如污染防治、气候影响、劳工保护、安全质量乃至合规经营等议题越来越多，海外市场竞争已经从单纯的产品、技术、资金实力转向绿色理念、属地贡献和商业道德规则等ESG维度的竞争。
另一方面，ESG表现对于国际融资的影响又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得不将相关议题列入海外经营生存的优先位。
合规的红线
近年来各部门陆续出台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等文件，对企业境外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更清晰的要求，并且已经延伸到了环境保护、质量安全、劳工权益保护、反腐败等ESG合规要求，引导“走出去”企业规避ESG合规风险。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也有了新定位,要求“走出去”的企业要市场化运作,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倡导中国企业、当地企业与欧美企业三方、多方合作,投融资渠道多元化。
以上这些要求都与接轨国际上的ESG规则密切相关。
据了解，世界银行集团旗下主要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在全球被广泛应用于衡量企业环境和社会绩效表现,并且被外部利益相关方,如国际银行、保险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所明示接受或默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将《绩效标准》列为提供私营项目跨国投资担保的先决条件。
目前已宣布在项目融资中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只资助那些已满足或在合理时间内能够达到符合《绩效标准》要求的项目，换言之，ESG相关议题已经成为了出海经营的生存线。
“如果一家中国企业环境和社会管理的意识薄弱，就会引发一系列负面问题，比如征地移民、用工标准、环保等方面会引发工会或非政府组织公益诉讼或者针对环境损坏的指控，这些负面舆论都会造成在东道国的项目进程受阻。”某国际工程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通常也是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支持项目最多的区域，具备优秀的ESG合规意识及环境、社会管理能力是获得当地私营业主信赖、签署工程订单和提升履约品质的关键素质。”
根据他的解释，声誉良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一是投资活动不容易受到东道国政府准入门槛和附加条件限制，二是东道国政府提供的融资和税收优惠等多方面的支持会为企业绿地投资提供更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机会。
此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已经发布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会责任指引》，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树立社会责任建设的标尺，指导企业以更加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绿色”的绿地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常也是上述所言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参与的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是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经济体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主要通过依照东道国法律置办新企业，并形成新生产力。
有数据显示，2013—2020年间中国企业以绿地投资方式进入“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子公司数量与绿地投资金额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而绿地投资更能体现 ESG表现与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动机的联系。
这是因为绿地投资要求企业将东道国环境、社会和治理等多方面因素纳入到自身战略规划中，这恰好与ESG理念高度契合。
华尔街见闻注意到，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推进，“一带一路”能源项目绿色投资受到许多金融机构联盟组织的支持，并且所有机构都签订了UNPRI发起的责任投资协定，其中涉及到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银行新兴多边融资机构、中国商业银行、传统多边融资机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六大主体。在能源项目的投资决策过程中，各主体作为责任投资者，需要将ESG因素作为多维评估准则并最终在多边合作中达成共识。
事实上，早在2017年中国政府就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分享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服务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中国政府倡导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时，要以包容性发展（而非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
一位专注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人士认为，ESG表现的声誉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声誉是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长期判断形成的总结性描述，拥有良好声誉的企业意味着拥有重要的竞争优势 。企业的ESG活动是构建无形资产、提升声誉价值的重要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