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关税扰动频发。局部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受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开放程度有限，贸易政策多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本就时有出现，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全球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的增多，也源于一系列国际环境的变化，但具备更大的协商空间。从影响来看，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对华出口的直接影响体量有限。特别是中企出海当地的业务前景并不受影响，通过带动当地产业与就业发展，可有效稳定并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关系。
▍今年以来，包括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关税扰动频发。
2024年4月22日，墨西哥设立5%-50%的临时关税；2024年5月3日，沙特对进口中国的不锈钢制品展开反倾销调查，且据2024年5月14日US News报道，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协定谈判因沙特对本土产业的担忧而陷入僵局；2024年6月8日，土耳其对中国电动车加征40%关税；2024年6月27日，印度宣布对进口中国包括液压破碎器在内的三种商品加征关税；2024年6月29日，印尼宣布对进口商品征收100%至200%的关税，覆盖从鞋帽到陶瓷等工业制品；2024年7月起，根据去年11月公布的方案，巴西调整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税率和免税配额，混合电动车、插电式混合电动车、纯电动车和电动货车的税率分别提升至25%、20%、18%和35%。
▍局部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受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开放程度有限，贸易政策多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本就时有出现，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
与发达市场相比，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受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贸易开放程度与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依据税率水平、监管效率、政府信用等因素，对全球各国2024年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量化评估，其中，印尼、沙特、巴西和土耳其分别在参评的184个国家中排名第53、69、102和124位。
同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存在着诸多非关税壁垒，贸易政策缺乏稳定性。例如，2023年10月，印尼政府颁布2023年36号贸易部长令 （Permendag 36/2023），要求电子产品、化妆品和服装等进口商品必须获得“进口许可证 （PI）”并满足“进口配额”的要求，该法案于2024年3月正式生效。然而，由于印尼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新的法规又大幅增加了清关时间，直接导致数万个集装箱积压在印尼各大港口。2024年5月17日，在印尼佐科总统的指示下，印尼2024年8号贸易部长令 （Permendag 8/2024）紧急出台并即日生效，放宽了对于进口产品的限制，印尼港口集装箱开始逐步清关。
因此，上述现象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无需过度解读。
▍全球来看，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的增多，也源于一系列国际环境的变化，但具备更大的协商空间。
第一，客观来看，近期部分欧美政客频繁渲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该口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力，造成了舆论在更多地区的传导。
第二，在近年来一系列全球性安全事件的影响下，各国对产业安全与就业保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往往选择以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模式加强本国安全保障。
第三，以WTO框架为基础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逐渐失灵，贸易规则向着区域化、双边化的方向演变，也造成部分国家在处理贸易问题上，往往采取先单边行动再双边谈判的模式。
但总体来看，与美国强调战略竞争的贸易争端思路不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政策整体上以产业发展和就业创造为基础，具备更大的协商空间与合作基础，企业出海对当地产业与就业的带动本就是双边合作的重要内容。
▍从影响来看，当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对华出口的直接影响体量有限。特别是中企出海当地的业务前景并不受影响，通过带动当地产业与就业发展，可有效稳定并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关系。
第一，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扰动对华出口直接影响有限，例如虽然印尼近期加征关税税率较高，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印尼鞋靴（64章）、服装（61章）、陶瓷（69章）、化妆品（33章）金额分别为9.8亿、2.73亿、6.99亿、3.55亿美元，分别仅占中国出口印尼总金额658.9亿美元的1.49%、0.41%、1.06%、0.54%，因此其贸易政策调整的诉求仅是保护本地中小企业，而不代表对华贸易思路的整体转向。
第二，当前各新兴经济体加征关税项目多主要针对工业制成品，而对于中企出海当地所需的原材料、中间品并未出台更多关税措施，对中企出海当地的供应链稳定性并不会形成根本性破坏。由于“一带一路”各国都有自身产业发展与就业稳定的诉求，因此企业出海当地不仅不受上述贸易扰动的影响，反而有可能获得当地更多政策支持。
第三，近年来“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机制等合作模式持续深化，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顺利召开，金砖国家成员更从6国“扩容”至11国，全球新兴经济体不断呼吁更加公平的国际治理体系，展望后续，中国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仍有拓展空间。
▍风险因素：
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脆弱性加剧；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与汇率风险加剧；地缘政治形势恶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本文来源：中信证券研究 (ID:gh_fe1d2be7e8db) 原文标题《“一带一路”国家近期为何贸易扰动频发？》文｜杨帆 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