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2025年针对手机等设备的国补正式上线各大平台，进一步刺激需求，带动了新一波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消费热潮。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看来，有必要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但刺激是有代价的，是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要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为中长期经济社会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刘世锦还表示，增加有效消费需求，要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及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
以上观点来自于刘世锦在新浪财经举办的2024年会暨第17届金麒麟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刘世锦发表了题为《扩大消费需求与新时期增长方式转型》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振消费摆到九项工作之首，前一段时间有关经济主管部门也密集出台了扩需求、稳增长的增量政策，最近一段时间有些数据有所好转。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明年和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增速，包括质量。
中国经济需求不足不是投资不足，也不是出口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说一下结论。我们用购买力评价指标和OECD国家，在和中国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做一个比较。从家庭消费来讲，中国相当于OECD国家的68%，最终消费74%，服务消费相当于70%。简单来讲，中国现阶段消费不足和OECD国家相同的阶段均值相比，我们这个偏差达到1/4到1/3。
现在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重点是服务消费不足，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找准重点和难点：
1、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为重点的服务消费，生存型消费现在都差不多了；
2、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阶层；
3、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消费需求结构性的偏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简单说一下。
1、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倾向。
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总体水平偏低，尽管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另外一个内部的差距比较大。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参保人是5.5亿人，其中95%是农村居民，领养老金1.7亿人，2021年发放的养老金大概是4040亿，人均养老金200块钱。
与此同时，城市里面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大概6000块钱，城市里面退休职工人均3000块钱，和农民的200块钱比较差了30倍和15倍。至少社保角度来讲，养老这块并没有缩小差距，而是拉大了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发展型消费是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加上居民个人支出以后，两个组合，政府这块支出跟不上，水平比较低，就会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特别像医疗、教育、社保等等发展型消费。
3、城市化比重和质量偏低。
我们目前城市化比例用常住人口的口径来算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48.3%，还不到一半。但是和OECD国家和中国发展相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城市化率最低也是70%，有些达到80%。
为什么强调城市化率对服务消费很重要？我想提供一个概念，为什么要搞城市？它是聚集经济，我们讲规模效应。过去搞生产讲得很多，你办个工厂，你得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你得聚集效应，你得在一个产业区里面才能降低成本。现在事实上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社保，还有其它文化、体育、娱乐等等，也有相当大的所谓规模效应或者集聚效应，人少了就开展不起来。城市化水平低、质量差和服务消费搞不上去有直接的关系。
4、和收入差距偏大也有直接关系。
我们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1/3，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相当大程度是释放出来了，现在需要低收入群体把消费的潜力释放出来，补上去，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缺口，出现所谓的断层，消费接不上去，我们的需求就出了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政府部门的财富或者广义上来讲的公共财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资本，占比这么多年逐步在下行，但是到目前为止，占到37.6%，接近38%。与此同时，OECD国家历史上很少超过7.5%，目前大体围绕5%上下波动，有些国家政府财富是负的，债务超过资产。
国有资本财富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话，比如国有企业的财产收益这块拿来一般就直接搞积累搞储蓄搞投资了，如果是个人财产收益的话，可能会做一个区分，我可以把一部分拿来做消费，一部分去储蓄。但是国有部分都去搞投资了，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在投资驱动的阶段，这个是有优势的。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的消费比重占比过低的时候，这个很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弱项。某种意义来讲，正是由于这么一个特点，居民消费或者整个社会的消费占比较低，和这个是直接有关系的。
经济快速下行的时候，需要赶快出手有较大的规模刺激措施，但是刺激是有代价的，不是规模越大越好，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并非最优选择，微观问题出现问题，无法解决的应对之策，是次优选择，是救急或者治标而不是治本。我们把刺激作为主要的或者长久之策并不是好办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增长，防止形成刺激依赖症。刺激要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也包括创新，创新还是要搞，但是目前更紧迫更现实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刚才讲的导致消费出现结构性偏差的五六个方面的原因，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化、收入差距、公平竞争、增长政策导向等等这些问题，这些改革很多内容一个是我们可以改，需要改，还不能拖后，另外它也可以立竿见影，并不像有些人说改革时间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不是的，今晚发布，明早涨停，说的是股市，短期之内明显见效，这种改革都有。
我们还是要用刺激+改革的办法，花钱建新制度，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解决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深层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扩大消费需求配套的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比较多，时间关系说几个点。
1、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养老、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可以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或租或售向新市民提供，这件事情已经在做了，力度还要加强。这次房地产下行是经济回落或者需求不足的很重要的变量。
住房供求关系已经由过去的总量不足的问题转变为结构的问题，比如现在有农民工家里面可能有200平米的小楼，一年充其量回去一次，有的一年回不去一次，一晚上没住，一年365天，364天在城市里面，住的是地下室，统计的时候说住房面积挺大的，但是实际的住房状况很差，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仍然有大量的人群存在居住困难质量不高的问题，除了农民工之外，应该将房价偏高的城市和其它住房困难群体纳入保障范围，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实际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加快探索建立并完善多层次多机制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可以加快房地产去库存，另一方面有助于房价回落，相当多的家庭由于过去买了房子现在拿钱来还账，所谓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这部分人给他们解困，让他们能有一些资金用于消费。
2、以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带动第二轮城市化浪潮，提高城市化的比重和质量。城市化比重相对比较低，制约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要以城乡结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委突破口，在城乡结合部开展城乡居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利用的改革试点。在符合土地用途和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宅基地在集体组织之外流转，允许小产权房以合理方式进入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入市交易。可以先做一些试点，形成可行的做法和经验之后，在更大范围推广，实际十八届三中全会，包括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和改革的要求，应该大胆积极进行探索。
与此同时，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试点开征房地产税，房地产税的问题比较复杂，不展开说，但是这个地方可以试点，作为地方税制突破的改革。通过改革一方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中一部分收入也可以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方面筹资，同时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土地资源市场化还是有空间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的空间。
带动中国第二轮城市化浪潮是什么意思？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核心区一般居住人口30%左右，60%以上在核心区之外的都市圈范围，特别是城乡接合部范围，我们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这块的城市化怎么搞，农村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这个需要，现在应该说条件也在逐步具备。这个区域如果搞得好，制造业、中低端的服务业可以聚集，基建和房地产也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通过这种方法提升城市化的比例，比如今后一段时间至少把城市化的比例提高10—15个百分点，至少达到75%以上，这样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能快速增长。我们希望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八到九亿，这样中速增长期，我们的服务消费，现在服务占比差20个百分点，就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概括一下，现在扩大消费的问题怎么来看？看起来就是一个经济变量的调整，经过深入研究分析以后，我们将会认识到，实际上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来已久的重投资轻消费；重基础设施建设，轻基本公共服务；重工业化，轻城市化；重城里人轻外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需要变，我们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切实转向由创新和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来驱动。
加快改革解决中国消费比重结构性偏差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这些方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不像有些人讲的远水解不了近渴，简单说改革和增长赛跑，改革不主动不积极，慢一点或者原地踏步，都可能使我们的增长付出很大的代价，拖慢中国式现代化既定目标的进程。
最后再说一句，现在推动改革特别需要提振两台发动机，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是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创新精神实际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会看到一个地方有没有好的领导者面貌完全不一样，这两部分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或者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少数，要采取得力措施、管用的措施，提振这两台发动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不能躺平，不能避责安于现状。
这次特别是改革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明确部署和要求，现在关键是落实，不能仅用文件落实文件，既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解决什么问题？指方向画底线，往东和往西，方向不能搞错。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要避免，划底线。在这个前提之下，更要重视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指方向、划底线的基础之上，既要做好规定动作，也要允许和鼓励自选动作，要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