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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此内容是最近我和各家机构交流关于当下最热门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货币信用，MMT等话题中，把其核心的问题“全球化下的债务的症结”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当下这些热门话题背后的核心矛盾点，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其实有些未来的可预知的事情，也都是这个问题的延展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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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下债务和杠杆的循环框架
图：简单的三大部门债务杠杆的循环框架
海外需求和企业部门的分工转移形成了第一轮的本国企业部门投资，这是第一轮供应曲线变动的外部主导力量，之后企业部门债务增加往往是用于进一步投资，供给曲线进一步外移，此时主要是依赖于外部需求曲线和内部供应曲线的匹配。如果外部需求曲线无法跟进，本国供应曲线就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最终会反馈回来导致增加的企业部门债务和杠杆的风险。海外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使得生产环节具备极好的利润率，随着收入的增加，本国储蓄得到积累，金融部门开始逐步发挥间接融资通道的职能，此时进一步的扩大本国企业部门的投资力度，同时积累财富的本国居民部门开始产生改善需求，这是对内需求曲线外扩的基础。所以，从供应角度来总结，分工转移带来的海外投资是供应曲线的第一轮变动，内部储蓄和金融部门提供的债务和杠杆式供应曲线变动的第二轮；而从需求角度来总结，来自于他国的居民部门（外需）是第一轮，而本国居民部门储蓄对应的是第二轮需求（内需）。
图：全球化下三大部门债务杠杆的循环
全球化的分工转移带来的海外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内部的分工分配的失衡。大部分居民部门尤其是社会阶层的中下层随着收入的增速放缓，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结果就是收入增长的放缓和债务杠杆增加出现相互反馈的，贫富矛盾储蓄失衡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等问题伴生，这种外部需求是非常脆弱的。
越是分配失衡，越是导致居民债务杠杆激增，此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做的仅仅是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对于整个系统而言，则忽略了其根本的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一味的通过更低的利率，更大的财政支出来进行维持，使得货币和财政并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当然也无法解决）核心矛盾，反倒会导致整个反馈进一步的朝着脆弱的一面加剧。
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储蓄的下降导致债务被动激增，而金融部门通过金融产品衍生进一步的提供杠杆使得居民部门债务进一步激增，实际利率的下降促使更大的居民部门债务和杠杆的主动增加。
对于生产国而言，海外居民部门债务的激增开始抑制其总需的外扩，外需开始放缓增速，而同时实际利率利率下沉又会导致海外资金疯狂涌向生产国追求投资回报。这进一步的加剧生产国的投资过剩，传导回来就会导致企业部门投资增速开始大大的超过了需求的增速，它会导致产能进一步的过剩，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且生产部门开始呈现产业链的自上而下的逐层过剩状态。
我的需求危机，就是你的供给危机。可以说海外居民部门的债务危机，就是生产国的企业部门（生产环节）的危机，债务最终制约需求的危机就是需求不足导致供应过剩的危机。
当然，无论是企业部门债务还是居民部门债务，金融部门只是一个服务的角色，其核心仍然是分工下的两个企业部门债务和两个居民债务的问题。
金融部门起到的作用是服务于企业和居民部门，提供各种金融衍生的产品和工具，可以说金融部门增加杠杆来第二次推动投资和消费：对于消费而言，收入不增长而债务不断激增储蓄不断下降的结果就是由居民部门引发金融部门债务和坏账；而对于投资而言，随着企业利润下降，企业需要更大的投资才能维持产出，金融部门就会提供更大的杠杆服务，供给过剩的速度会因为金融部门而变快，产能过剩的周期就会越短，最终企业部门坏账率上升，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暴露。
可以说金融部门无论需求还是供给，任何一部分出问题，金融部门都无法逃脱，同样金融部门并不能够实现对于结构的调整职能，它只是提供债务和杠杆的服务，并且他会加速和放大利同时也加速和放大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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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病”的症结在于债务的核心矛盾无法用货币政策解决
配合金融部门的是一方面是金融部门的制度和监管，另一方面就是央行主导的货币政策，其中传统货币政策就是利率对供需债务的调剂，然而教科书和现实世界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名义利率的下降并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样可以降低企业部门的压力进而导致投资的增加促进居民部门收入的增加，又或者低利率的会进一步的推动消费同时由消费来带动企业部门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现实是债务的增加和利率的下降两者间是个相扣的环，之所以需要利率的下降往往是所谓的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其实说到底就是债务问题已经开始暴露才需要利率下降来试图解决问题。这四个（内外）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债务的问题环环相扣，且原因皆不相同，单纯的利率下降并不能解决其问题：
比如对于海外需求部分中的居民部门的债务问题，其根本的症结是在于其企业部门投资分工转移带来的对内的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导致的债务杠杆问题，而单纯降低利率本身并不能改善其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虽然看似暂时缓解了债务的支出压力，但是并没有解决根源。
同样对于生产国而言，利率的下降并不能解决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问题，虽然短期内利率的下降可以提振一些居民部门需求，但是这都是靠着增加居民部门债务和杠杆，消耗储蓄，换取短期内看起来不错的“效果”但却要付出的巨大长期的代价。
同时，低利率会进一步推动金融部门为了追求利润，而增加的这种空转和杠杆的这个衍生，进一步导致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的这种增加。
简单说，靠着利率曲线移动推动的需求是以付出巨大的债务和杠杆为代价的，如果其本身不能够解决根本上收入增长和分配的问题的化，这种低利率是无法维持的，其最终将会陷入到一个恶行的循环，越低的利率，越高的债务，越高的债务，越低的利率，这就是利率病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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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美的全球化发展：形成债务反馈链条的历史
中美之间的全球化发展路径的起点在1979年之后，大概经历了两轮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分工协同。第一轮的过程主要是依赖于简单的分工和投资，那一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历了经济的过热，投资和严重的产能过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大环境的冲击下，海外需求的不足迅速的使得我们依赖于外部需求投资导致的产能出现快速的过剩，企业利润下滑，银行金融部门债务激增，坏账率高企，同时房地产泡沫（海南）也出现了破裂。在1998年朱镕基总理前后，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第一轮的去产能去杠杆（主要是解除金融机构债务和企业债务杠杆）的一个过程，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到供给侧改革的启动等。 而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给了中国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进一步的承接了亚洲4小龙的生产转移的窗口打开，中美之间也走向了一个更为紧密的全球化分工合作的阶段，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摩擦，但是整体中国都保持着低调的姿态，一切以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为目标，所以对于政治上的摩擦，地缘政治上联合国五常的表态多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姿态，低头赚钱是主要的。 在中国顺利的承接过生产加工制造的同时，美国也在完成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技术时代的重要转折，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虽然称之为破裂，但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产业生命周期早期初创期泡沫阶段，完成了优秀企业的淘汰初选阶段。 做为工业时代向互联网信息技术时代这样代表着50年的一个长周期大维度的生产率革命，信息技术这种产业特征表现出完全不同于工业时代产出的特点，工业时代产出的特点则转移给了中国，表现出来的是重资本投入且不断的资本支出，而互联网信息技术使得它一旦进入到成熟期后，其企业部门对于债务和杠杆则没有依赖性，表现出生产力强大的产出特征，进一步将生产环节大量的海外投资转移，则可以进一步的实现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信仰。
图：美国企业部门债务占名义GDP%
这一点我们在观察美国私营部门也就是企业部门的债务占GDP的%中能够清楚的看到差异，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的和产业生命周期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相关的。在1987年以前的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的是跟它的生产职能是密切相关的，但在1987年后由其转向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主导的全球分工的框架下，其生产环节则分工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将研发高管管理等环节都放在了本土，这样就表现出来了其企业部门对于债务杠杆的依赖没有那么的高，其实大量的企业部门债务杠杆其实都转化成了新兴市场企业部门的投资。
1987年后美国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上涨幅度其实要远缓慢于之前，并且呈现了一定的周期性，这就是前面我讲的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导致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互联网信息技术进入到这个成熟期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的企业的利润的正向增长，寡头垄断的信息技术企业对债务杠杆的需求更多是来自于回购股票这样财务性的需求。
在这个全球化的合作过程中所有的正向反馈开始，但正向反馈产生的同时，也在不断的积累弊端的过程中，尤其是美国。
图：美国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债务占名义GDP%
中国的就成为了这个大维度生产率革命环节中间最大的这个受益者，但同时生产环节的转移迁出让美国的中产阶级都开始逐步的出现岗位空心化。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研发环节对于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这使得美国达人的中产阶级和中产级偏下的人群更多的则被挤入到这个服务业领域。这种结构性变化虽然看起来美国就业数据可以很美好，但是其整体居民部门的薪资上涨则因此成为了一个困惑，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身的贫富差异则会被迅速的拉开。
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跟它的金融部门的杠杆提供是密切相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全球化使得美国企业部门的收入了大量的集中在了企业的高层高管以及资本手上，而不是集中在本国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身上。这就导致的是它的居民杠杆的提升实际上是必须由政府部门来提供的这样的财政支出来作为基础社会福利保障，这样的美国机制本身就失去了平衡。
图：美国政府部门债务占名义GDP%
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其中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的主要就集中在了房子环节，再叠加金融部门的杠杆。两个部门都受到了重创，开始进入到漫长的去杠杆的过程，去杠杆的过程中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终将大量的金融部门债务还有居民部门债务转移给了政府部门，其中的政府部门的财政赤字率的财政赤字扩大以及这个低利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大，那就是转移债务防止去杠杆萧条的最贴切的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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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8年的选择：用债务和杠杆换取时间
对中国来说，在全球分工的模式下来自于美国的需求和生产企业的分工转移，就是形成我们企业部门第一轮投资的主要外需，可以说我们的供给曲线的开始就是由外部债务和杠杆来主导的。之后企业部门债务的增加进一步用于投资，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种外部需求曲线没法进一步跟进，我们就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产能过剩，而这个产能过剩倒过来就影响到了类似于纺织这样的企业部门的债务，进而叠加了金融部门的间接融资杠杆，不良贷款的上升传导形成了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
之后朱镕基总理在应对债务风险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对金融部门债务进行一个统筹剥离，原则上来讲也是一种财政进行的兜底行为，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金融体系的不良负债进行国有信用支持的剥离。而对于企业部门债务则主要是采取了一些企业破产倒闭清算重组，也采取了供给侧改革进行行政性的落后产能淘汰，当然了在整个去杠杆过程中必然要承担其带来的风险冲击，包括了当时的就业下岗失业大军，经济下行滞涨等等。一直持续到2002年，随着外部，尤其是美国的债务杠杆稳定下来，海外居民部门开始大幅度增加债务杠杆，尤其集中在了房地产领域，这才使得我们的外需开始好转，中国开始重新启动第二轮的正向反馈路径。
2002年开始海外需求的外扩，使得国内原本过剩的产能迅速得到缓解，需求利润带动着投资的增加，企业部门收入利润的增加，传导到居民部门储蓄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这样居民部门也同时产生改善性需求（内需求），同时金融部门发挥其杠杆的职能，一切都是在正向反馈路径中前进，一直持续的08年金融危机前，可以说是最好的正向反馈的债务和杠杆的路径。
当然正向反馈的债务和杠杆的核心一方面是收入的增长，无论是居民部门收入，企业部门收入还是政府部门收入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的需求对于我们的带动，当然还有金融部门的杠杆作用，这个才是完美正向反馈的核心中的核心。
当然反过来如果这个收入的增长开始放缓了以后，我们的核心问题也就开始暴露出来，2008年对于欧美尤其美国来讲，他的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开始去杠杆过程，就意味着我们的外需开始大幅度的放缓。首先从大的维度上讲，我们的收入增速得到抑制，其次由于总需求的放缓，使得我们企业部门原本看起来并不过剩的产能迅速转为过剩产能，企业债务问题凸显出来，同时也进一步的恶化使得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收入。
如果2008年金融危机滞后我们没有太多的逆周期做法而只是跟着海外同步的周期去杠杆去产能的话，那么中国在2008年之后的数年里就可能再次经历类似于朱镕基总理时代同样的历程，从金融部门到企业部门都会经历一个去杠杆负债的过程，整体的供给曲线会得到一个压缩淘汰，破产倒闭，收入增速放缓，下岗就业等等问题还将再次面对，但是2008年之后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中国2008年之后选择的做法是用居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杠杆顶上总需求的缺口，一方面政策鼓励金融部门放开，政策推动金融部门主动加杠杆，同时通过让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度的增加杠杆的方式来刺激需求。当然这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大幅度增加杠杆的目标的去向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去了消费改善的需求，但是如果我们参考美国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率的拆分结果，实际上大家会发现离开了收入的增加这个所谓的消费刺激是一个伪命题，消费不会因为需求改善而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真正的消费为代表的居民债务杠杆的增长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线性增速。而在企业部门产能过剩，正向反馈收到阻断的过程中推动居民部门增加债务和杠杆的做法推动的真正内需消费增长并不和居民债务和杠杆相匹配，最终你会发现刺激消费的这个做法将大部分居民的债务和杠杆增长都绑进了一个特殊的资产-那就是房子。
图：中国美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名义GDP%的对比
当然对于房地产是如何产生负面效应，尤其是对企业部门的长久投资，对居民部门的长久性消费，还有对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会带来多大的风险，我相信这些方面不需要过多讨论。或许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香港模式的可怕性，但是时至今日大家已经都完全的心知肚明。当然房地产的优势是看似可以短期内填补上这样的一个总需求缺口，同时从地产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土地财政可以缓解一些燃眉之急的问题并且还容易形成依赖性。所以说一旦遇到坎坷，无论是从政府，居民，金融还是企业，所有人的选项都必然会朝着这种短期阻力最小的投机性方向去进行选择，这是所有人都会做出来的，当然了，也是所有人最终都要买单的。
图：中国居民部门承担了主要的债务杠杆转移的目标职责
在2008年之后经历这样的一个方式发展10年之后，我们开始意识到金融部门杠杆的放纵已经产生了系统性的风险，最终我们选择在2016年9月份（其实此时在2015年已经爆发出一定的系统性风险）之后对金融部门加强监管，开始主动的对金融部门债务和杠杆进行去杠杆压缩强监管。但同时棘手的问题又再次的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既要对金融风险进行防御主动去杠杆，又要避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产生较大冲击，于是乎我们选择的是仍然是让居民部门进一步的去承担债务转移的职能，所以从2016年9月份之后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成为了四大部门中仍然在继续上升的部门，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金融部门的主动去杠杆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但同时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则扛过了风险的大旗。
如果我们跟10年相比的话，可以说当下面临的问题其实有点类似于2008年以前的美国，无论是从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可作出的债务和杠杆转移的选项已经消失，没有更多的空间可以选择，最终当下的中国面临的跟当年美国差不多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稳住的话，只剩下的是政府部门来进行对债务承担转移目标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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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货币，财政不是万能的，货币+财政也不是万能的
财政政策的手真的能解决问题么？其实前面的四大部门的债务表如果仔细的思考并不能想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为什么也一定会陷入到边际递减的泥潭呢? 答案还是出在无处安放的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上，这就是利率病的后面还有一个叫财政永久赤字的财政病，看看日本，看看欧洲，甚至是看看美国，财政手段也好，货币手段也罢，简单说就是只要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能够加的起来债务，加的起来杠杆，他们的边际效应都是有用的，因为货币和财政可以通过对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来产生总需求曲线的外扩，这是很关键的，但是如果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已经负债累累，甚至是企业部门产能过剩负债累累，居民部门已经把未来五十年的青春都已经折现成为了少部分的大部分财富的时候，货币和财政的就逐步的无效了； 核心的问题不解决，单纯的靠着货币和财政，换来的第一阶段的结果就是激增的居民部门债务，第二阶段的结果就是深陷结构矛盾，货币和财政逐步的无效，这就是日本，欧洲走过的道路。 而当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深陷其中的时候，逆全球化，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国家利益注意等等思潮，以及一些社会层面的不稳定就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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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走向政府债务的时候
关于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各国政府债务背后是政府信用得支撑，各个国家政府财政信用支撑的框架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把各个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作为一个统一衡量的数字化的标准。
图：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美国、日本、中国
比如说日本和美国，政府债务财政赤字等占GDP的比重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而同样如果新兴市场也达到同样的水平的话，甚至是不达到这一水平就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所以原则上每个国家的政府债务的这个问题是要分而去看的，当然也要包括中国在内，不是简单的统计学上给出一个所谓的衡量标准的警戒%。
大家经常讨论的比如美国和日本，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都已经非常的高了，但其本身的政府债务破产的风险却并不高，这就是非常清晰的告诉了我们政府债务并不是用一个绝对值的占GDP%数值来进行衡量的。
虽然说日本政府债券更多的都是由日本本国居民在购买，但日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信用是来自于日本在80年代末被美国挤压中大规模的全球化产业外迁、全球投资。这些日本企业形成全球跨国性范围内的投资，全球范围内的这些投资回报是日元强大的政府信用的中流砥柱，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日本本土遇到重大任何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海外日本投资大规模的回流，这就是大家关注到的重大危机日元回流的现象，这就是日本政府而强有力的信用支撑。
对于美国而言更是简单，全球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货币体系从这个英镑转向以美元为主。虽然中间经历了布林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但是全球的贸易清算结算，金融支付体系，包括全球储备货币，都是美元和美债，这就是美国强有力的信用支撑，另外在二战之后科技和军事的力量以及全球制度和游戏规则都源自于美国主导，这也是它的另一层信用的背书。
虽然说理论上这些拥有“特权结构支持”的政府债务赤字规模可以无限的扩张，但是人类仍然对政府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完全的信任，可以说某些时候不得不接受这种信用。这些年出现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虚拟货币对于主权信用货币的挑战，其实深层次的背后也是来自于这种政府主权信用的虚弱，对于现在正在逼近历史性新高的黄金而言（各个本币计价的黄金陆陆续续的已经创出了新高）这其实也就是政府债务激增和信用风险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对冲。
当下在这次疫情之后，各国部门的债务都转移给了政府部门，这其中包括了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相当于用政府信用成为了对所有债务的兜底。虽然从中观上黄金是一个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的一个反应，但如果从更大维度的宏观思考，黄金实际上是对所有债务向政府部门集中，这些债务未来势必大规模消耗政府信用而做出的一种反馈。
图：美国信用体系对标物：黄金
当然这样就可以解释大家的一个疑问，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都是有底的，但是政府债务和信用的损耗是无限的，当到达这样临界值的时候，黄金的反应会逐步的和实际利率有一定的脱钩迹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隐含着政府债务和信用的损耗的对冲职能。
全球各个部门债务转移给政府，在关键时刻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同样是有负面性的，这也是大家讨论MMT最多的担忧。债务最终转移给政府部门，推高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会消耗和损耗政府主权信用，如果真正意义上进行赤裸裸的MMT的话，那也就是赤裸裸的扒掉主权信用的这条裤衩，这个对我们的伤害应该从历史上是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历史借鉴和参考的。
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讲呢，虽然没有赤裸裸的直接的进行债务货币化，但是间接性的或者说被动性的或多或少已经都做了。咱们其实看一看各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以及持有的大量的主权债券，政府债务规模和赤字不断加大，这所有的一切已经反映了大家担心的问题。
央行透过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去进行主权债券购买，跟央行直接进行主权债务购买，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有人会说金融机构债券购买会更加的市场化对债务定价，如果政府债务上升过快，大家会在债券市场上通过价格做出投票。但是这个说法太理论化了，可能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主动权掌握在华尔街手上，这样的思考是对的。但是对于类似于美国，日本，欧洲，这些拥有“特权结构支持”的主权国家，甚至也包括中国都具有特殊性，这样的理论在现实层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时候金融机构没有额外的选择，所谓的发挥市场的机制在全球这些拥有“特权结构支持”的主权国家的债务身上是不那么有效的。
所以对于这些拥有“特权结构支持”的主权国家，央行直接买和透过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去买自己的国债，唯一的区别更多的就是”穿条裤子”和”没穿裤子”而已，遮着羞羞答答的去做债务永久货币化，还是彻底撕掉面具赤裸裸的去做。
大家看起来好像是说通胀并不是特别的严重，甚至担心通缩和滞胀的风险，但事实呢？类似历史中那种恶性通胀，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的问题，在现在这样所谓的通缩的环境中不也赤裸裸的发生了么，更多的是通过赤裸裸的发生在金融资产上，而不是发生在了我们以前担心的“通胀”，比如说房产土地甚至是其他一些衡量财富的东西随着债务的扩大其实都已经是表现非常明显的本币信用贬值的特点，全球范围都是贬值，只是贬的快贬的慢的问题。
债务最终无论以何种形式的货币化，事实上已经通过金融资产价格拉大贫富，稀释大多数人财富，而不再是像以前那种非常简单的通过普通生产资料的“通胀”来进行财富的稀释。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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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羊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作为目前全球债务信用之锚的美国，在经历2008年的债务转移和此次疫情的再次转移之后，巨大的债务压力全部集中在了政府部门（货币和财政）。政府的信用裂痕已经产生，当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产生这种裂痕。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中，在1970年前后美国已经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的债务信用危机的冲击。未来美国需要做出对这种政府债务和信用的一个补偿，否则的话也会再次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就是我说黄金背后的根因。
在美国的这一轮转型和挑战中如果出现了任何偏差，我们将有可能直接面临的是二战后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或者说进入到全球体系战国混乱的时代。
如果参考70年代80年代的这个路径，美国通过货币财政内政外交四个维度，历经了美国四任总统。美国关键时期人物从保罗沃尔克到里根再到基辛格克林顿，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美国重要的信用重塑到再次信息技术引领全球化的过渡，拉高名义利率推动实际利率稳住脱钩黄金的美元信用，财政里根包含减税在内的改革，产业转型创新科技信息技术时代的推动，当然了也有重要的外交手段，石油美元到美日贸易战打到了十五年直到1985年逼着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在新技术带动生产率带来增量收入前，外交手段对于当时整个工业时代存量收入分配上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时至当下我们又面临着类似于同样的这个问题，也看到了同样的政府债务激增信用损耗的背景这个做法，无论是从货币财政，应该说全球这两个方面在过去十年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在未来新技术能够带动生产率和大规模收入到来之前，在外交层面上针对存量收入分配就是各国目前逆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各国政府目前来讲都处在这样的一个债务和信用的悬崖上，存量收入无论是谁减少，都有可能对本国的这个债务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在传统中美国通过我们称之为割羊毛的手段来不断的维持和换取时间，这个很形象，各国都需要别人的收入来作为自己的增量进而维持自身的债务和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