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片2】对话罗山：天体物理学博士后到华尔街之狼，资深量化基金经理如何炼成？

八、天体物理学博士后的学术背景、华尔街的工作经历，对您投资风格的影响？

过往的学术背景和从业经历对我现在的投资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完全一脉相承的。过去我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现在的投资方式也基于科学的理念和框架。

在广金美好，我们非常强调科学投资的基本理念和框架。具体来说，我们的投资方法类似于做学术论文，首先提出假设，然后收集数据来验证假设，进一步可能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明或证伪。

在投研过程中，我们对市场的各种特点和规律也会首先提出假设，并基于过去数据来验证这些假设在过去是有效的，然后收集更多的未来数据来验证这些规律是否可持续，或者市场是否发生了变化。

因此，我们的整体投研体系可以说是完全来自科学研究的流程和方法。

九、以前的经验有没有契机使您转变了投资风格？

过去这些年，我的投资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具体投资的市场、投资方向和投资标的上。然而，整个研究框架和理念一直没有改变，我仍然坚持科学投资的模式。

我的工作地点也在不断变动，最早在纽约，后来到新加坡、中国香港，再回中国内地。投资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从衍生品到信用产品，再到股票，现在是量化FOF基金。这些变化都有各自的契机，但底层驱动因素都是我在不断寻找机会更多的市场和地域。

当初我从美国来到亚洲，再从海外来到中国，以及从自己投资股票开发策略到现在做FOF，都是基于我对选择的判断。我认为亚洲比美国有更好的机会，中国比国外有更好的机会。现在我判断做FOF投资比继续开发量化策略也有更好的机会。

十、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中记忆深刻的事件？

我在华尔街工作了7-8年的时间，中间也有过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工作经历。

首先，我进入华尔街完全是误打误撞，开始只是一个对投资一无所知的外行。所以，对我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新鲜的，每次碰到的都是一个新的冲击。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一件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当时我在巴克莱银行投行部（巴克莱资本）接手了一个询价任务。巴克莱银行作为商业银行负责发放各类贷款，其中相当一部分称为消费贷。这些消费贷是面向个人客户的、没有抵押的，金额也不是很大，从几百英镑到几千英镑不等。贷款的数量非常多，因为银行的网点很多。之前，消费贷款最大的风险就是客户不还款变成坏账。为了管理风险，银行通常会购买保险，一旦客户违约，保险公司会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不能亏本，他们需要赚钱，所以对银行来说，这个成本非常高。

为了找到更好、更便宜的方式来管理风险，巴克莱银行找到了我所在的部门。我接手了这个任务，当时对市场和投资知之甚少，也正是因为没有经验的限制，我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来分析数据。在经过很多分析后，我发现违约率和一个叫做prime rate的利率之间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当prime rate上涨时，违约率也增加；当prime rate下降时，违约率也下降。这是有逻辑的，因为贷款利率和prime rate直接挂钩。于是我想到，如果能够用基于prime rate的衍生品来对冲风险，成本会比买保险低很多。

同时，prime rate和伦敦银行间利率LIBOR也有很高的相关性。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基于LIBOR rate的衍生品对冲方案，通过购买看涨期权，一旦LIBOR rate上涨，交易对手就要向我支付，这样就能够用衍生品的结算资金来对冲贷款增加的损失。这个方案的成本比简单购买保险要低很多，对银行来说非常有价值。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投资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够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机会，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才能真正赚到钱。

十一、美国华尔街和国内的量化交易市场有什么差异？

现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但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发展，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差异主要体现在交易工具和交易品种方面。海外市场，尤其是华尔街，拥有非常多的现有品种和不断创新的品种。国内市场也在不断推出新品种，从最早的股市期货到现在各种期权，我相信将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种出现。因此，品种的多少仍然是最主要的差别。

另一个差异基于监管和市场参与者的角度。由于海外市场的成熟度要高得多，所以监管方面可能更容易接受新产品和衍生品的推出。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推出速度可能相对较慢，这也符合中国市场目前的状态和特点。

市场参与者方面，整个市场仍处于早期阶段，参与者相对有限。然而，在证券公司的推动下，衍生品在一般投资者中的普及程度也在大幅提升。其中最为人所知且规模最大的可能是雪球产品，其发展速度在短短几年内是最快的量化衍生品品种。

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越来越接近，但现在仍存在一定的距离。

十二、在海外和曾经的传奇机构，如长期资本合作体验如何？

最早我在巴克莱银行自营部工作时，与许多美国对冲基金进行交易，其中包括长期资本。与这些交易对手进行交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个人，整个团队以及其他同行应该也有类似的感受——胆战心惊。

这些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我们时刻都要提防被他们“算计”。当我们提供报价、进行交易时，我们会反复推敲，验证对方为什么愿意成交，是不是给出的报价有误。

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因为在投资方向上的错误，长期资本爆雷了。那个时候我们也非常紧张，作为他们的交易对手，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我们的很多衍生品交易可能无法结算，出现亏损。

我记得当时我与他们有一笔价值6亿美元的交易，当然我们有抵押品作为保障，我每天盯着抵押品、债券价格，因为长期资本的情况已经不妙了，如果抵押品出了问题，那损失肯定惨重。幸运的是，抵押品一直保持稳定，我们这笔交易在到期结算时依然安全。所以那段时间确实非常紧张。

十三、作为第一批用量化交易形式管理社保基金的基金经理，您的投资感受如何？

我曾在易方达参与社保基金的量化管理，当时是第一批为社保基金提供量化策略的公司之一。作为首批管理社保基金的3家公募基金之一，每家都获得了40亿的投资来尝试使用量化策略。

第一个深刻的感受是，社保基金对风险控制非常严格，相当保守。毕竟他们管理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养老钱，因此对风险的管理要求非常高。他们在挑选公募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和策略时真的是千挑万选。我们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进行沟通，最后经过一年多才决定尝试量化策略产品。所以这是第一点，社保基金在管理方面非常严谨，追求安全。

第二个感受是，社保对基金经理持续业绩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第一年有三家基金公司，到第二年就只剩下两家了。其中一家因为业绩不达预期被赎回，另外一家则保持了40亿的规模。我的账户因为业绩表现不错，可能超过了预期，所以又增加了一倍的资金，达到了80亿。再过了一年，我们的规模增加到了100多亿。

我深刻体会到，作为社保资金的管理人非常不易，事先需要做大量工作，投资过程中需要时刻小心，并全力以赴地取得良好业绩，否则合作随时可能终止。

十四、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专注于量化FOF母基金投资赛道？

从自己做投资、做量化策略转变为做FOF去投别人的策略，最直接的契机是2014年私募的阳光化。

在这之前，私募基金基本上只能通过信托做信托投顾发信托产品来管理，给客户提供投资服务。2014年以后，协会推出了私募基金的备案制，大家可以提交材料成为自己直接募资的资产管理机构。2014年私募阳光化以后，我首先在易方达内部提出了做私募FOF的业务。

虽然公募基金信息披露已经非常充分了，但是投资者买基金的体验还是非常不好。而私募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比公募基金少得多，且私募基金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策略的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一般投资者怎么可能有能力去判断该买什么基金，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赎回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投资者要去投资私募基金，为了更好的投资体验，大概率需要专业投资机构帮他来做分析、筛选、配置，这就是FOF机构做的事情。

当时我判断私募基金在未来有很大发展，那么私募FOF的需求一定也非常大，所以2014年我就提出做私募FOF。那时候私募都刚开始，私募FOF的规模更小，短期内带来的业绩相比易方达上万亿的规模来说意义太小。公司虽然不反对我去做，但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投入和支持。所以我在内部做了两年，没有特别显著的结果后，2016年我离开易方达，与广州金控一起成立了广金美好。

如果说私募基金阳光化是契机，另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我个人如果继续做量化策略，去直接投资，那按照市场上的竞争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对我一定越来越不利。因为私募基金越来越多，那自然量化团队也会越来越多，海归精英团队来势汹汹，改做FOF可以把原本的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优秀的团队越多，作为FOF母基金的投资对象就会越多，他们的业绩越好，对母基金的业绩贡献自然也会越大。

因此，做出这样的转变对我来说是一个甚至不用怎么想就决定的事情。市场有这样的机会，我自己过去也积累了一定的量化投资方面的经验，如果转型做量化FOF母基金管理，之前的一些投资经验也能派上用场，同时整个竞争格局对我来说从一个可能的红海变成一个空间非常大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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