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顶级智库:遏制资本外流也需要美方共同采取措施
2017-05-08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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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5月7日在京召开,会上发布的中美联合报告中,前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领衔的专题报告《汇率与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替罪羊》,提出汇率机制不过是当前贸易失衡的“替罪羊”,结构性问题要远比汇率问题重要得多,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应当通过宏观政策协调,防止汇率无序波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协调。

华尔街见闻在昨日会上的媒体问答环节上对该观点进行提问之后,中美双方专家对此发表了各自观点。

本文基于中方报告观点,美方报告针对中国汇率政策的观点将随后呈现。

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国际本位币的必然结果 应当寻求多元化的国际流动性

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中,美元作为国际本位币的地位借此得以巩固;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流动性,也是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

作为“世界最后消费者”的美国背负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本位币的必然结果。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于美元作为预防性储备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因此,在管涛看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让其他经济体可以帮助美国分担国际贸易逆差,同时提供多元化的国际流动性,有望打破美国一旦出现贸易盈余就导致全球流动性紧缩,全球经济低迷反过来拖累美国的恶性循环,促进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也会使得全球经济秩序更加稳定。

施压汇率调整“治标不治本”美国贸易逆差降不下来

历史上,美国时常以货物贸易逆差为由,要求逆差来源经济体的货币升值,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近些年来施压人民币升值,如出一辙。

对此,管涛引述费尔德斯坦的著名“孪生赤字说 (Twin Deficit Hypothesis) ”

净出口=(私人储蓄-投资)+(税收-政府支出)

在特朗普政府寻求税收改革、经济刺激的当下,美国目前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趋势很难改变,除非美国提高国民储蓄率或者降低投资,否则美国几乎不可能实现经常账户的盈余。然而,除非出现重大冲击,否则很难扭转美国国民既定的储蓄习惯。

管涛指出,在美国经济繁荣时,国内需求旺盛,从中国进口更多产品导致货物贸易逆差扩大,此时即便压缩对华贸易逆差,也会转化为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更进一步去看,尽管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事实上大量顺差是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美国在华企业创造的,这是由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格局所决定的。

管涛:遏制资本外流也需要美方共同采取措施

华尔街见闻:我的问题是关于管涛的汇率专题报告《并非替罪羊》的,在其中第三部分“中美之间汇率关系的新思维”中,特别提到“汇率无序波动背后是市场情绪驱动的短期资本流动大进大出,这需要资本流出方和流入方共同采取措施,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协调”。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有怎样的政策措施能够防止短期汇率的急剧波动,特别是短期大量资本外流带来的波动呢?

内森·希茨(Nathan Sheets,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更加广泛的议题——我们在多边体系当中应该承担怎样的集体责任?就此而言,特别是从美国角度来说,美国应当继续推行与得到良好管控的经济体这个原则相一致的政策,特别是得到与良好管控的金融体系相一致的政策,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管理良好的金融体系,并发挥好作为融资中介的作用,来支持全球经济发展——这是美国应该作出的贡献。当然,对于管理中国的资本外流这是一个间接的措施。在我看来,除了确保自身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和良好管理的金融体系之外,美国能够起到的直接作用并不大。

亚当·帕森(Adam Posen,PIIE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内森讲的对,但是我的角度有些不一样,我认为美国财政部一直以来就在说中国的汇率机制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这个决定当时是由多名高官做出的,我认为这样一个政策是错误的。首先,中国就不是一个汇率操纵国。第二,如果你不断发出这样的呼吁的话,就是一直在强调中国的资本项目必须完全放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闭嘴,不应该再去呼吁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完全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了。目前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储蓄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基于市场的汇率机制。

管涛(报告作者,前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刚才提到那个问题,首先因为这是份联合报告,是平行研究,各研究各的,求同存异,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中方提的意见不一定彼得森他们同意,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不同意。所以我们在联合报告里面的综述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第二,就我自己的看法,说到汇率政策,汇率是一种货币对另外一种货币的比价关系,所以影响双边汇率的不仅仅是中国内部因素,也会有外部因素会影响人民币汇率。刚才大家一直提到如果美国政府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就会扩大财政赤字,会推高通货膨胀,美联储就会加息,美元就可以走强。由于美元走强给人民币带来的压力,如果还像过去一样要求中方单方面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外部政策变化对人民币带来的压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协商、合作协调的。所以有很多人讲在去年2月底的上海会议上是不是有一个广场协议,大家对于年初那一波全球金融动荡政治上做了一些协调,2月份以后形势逐渐平复了。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确认过,但是至少市场希望有关当局对于金融市场上,对于一些大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要做一些协调。

关于监管上的协调,我们不能简单的以为中国现在是外汇管制的国家,我们对于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了一些外汇管制措施,我们的合作也要求美方跟我们合作也得采取一些外汇管制措施。但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没有外汇管制的,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合作基础的,为什么有合作基础呢?在美国现有很多政策框架下有些也是涉及到跨境资本流动的,比如说反洗钱的措施是需要外方配合的,如果外方不配合,他也做不了。我们有一些可以从反洗钱的角度,像将来中国资本帐户越来越开放以后,按照小川行长讲的,我们从反洗钱、反避税、反恐融资这些角度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当然现阶段我们还有外汇管制,那些东西我们也可以把外汇管制的要求嵌入到里面,可以利用和美国在反洗钱、反避税方面的信息在无序的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进行调控。我说的就是不一定我外汇管制你也要外汇管制,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照顾两国的国情,通过信息共享仍然是有很多合作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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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主修法律,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后在美获金融硕士学位。在美国和法国长期游学生活,对于宏观分析和跨文化冲突有浓厚的兴趣。 「如果说生命的本质是通过基因传播信息,那么社会和文化也不过是个庞大的记忆系统,城市则是其巨大的外部记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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