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的城市化策略

来源: 牛伟

本文来源:牛伟 (ID:),华尔街见闻专栏作者

2008年,还在万科总部工作,我们请麦肯锡来做战略,麦肯锡的同事给我们讲了他们MGI(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最新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报告《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

我记得当时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会形成11个巨型城市群,未来会再有5亿人涌到城市里。麦肯锡的逻辑很简单,因为城市越大就会越有效率,城市越大实际上人均的污染和资源浪费也更少。中国幅员辽阔,和日本相比,不会只有三大城市带,会形成更多的城市群。

这个结论不新鲜,明显城市是更集聚更有效率,后来读了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道理类似。陆教授书出版的时候,政策风向是限制一线城市发展,陆教授书里的着眼点在批评中国限制大城市发展的策略。

城市化在中国是国家战略,回想07年到现在,为什么城市群没有完全像麦肯锡那样说的发展?陆教授的批评似乎也没有被最高决策者全盘接受?城市化政策的思考方式是什么?

1.   摇摆的城市化策略

陆铭教授讲越有规模越有效率,道理上大家都承认,即使更大的规模会带来更多的城市问题(水、环境、交通拥堵等等),但是大城市对于效率的高贡献,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城市化战略是国家最顶层的战略设计,效率是不是城市化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唯一目标?

美国和中国社会文化根基差别很大,陆教授在书里讲了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区域经济总量的贫富差距很大,但是人均创造财富差别比较小;中国各个地区人均创造财富的差别很大,地区之间总量反而相对平衡。我觉得原因是美国文化源于移民,实际上决策的依据比较重视人员本身,重视破除流动的障碍。中国是传统封建的农业社会,天生安土重迁,对流民警惕,有完善的户籍制度,更珍惜占有的土地。简单的说,中国人更重视建设美好的家乡。

所以在中国,除了效率目标外,一直以来都在思考如何均衡?而且大家认为的均衡,更多时候是地域的均衡。刚改革开放时定义的社会主义初级矛盾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社会主要矛盾定位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之前对落后生产力认识表示我们追求效率的渴望,现在不平衡不充分的认识代表我们要追求均衡。

放到城市化策略上来看,发展更大能级的城市代表追求效率,发展中小城市代表均衡,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效率和均衡之间摇摆的。

发展一线城市代表了极端注重效率,回想07、08年开始,金融危机后的加大投资,实际上全社会需要讲求效率,资源大幅度向一线城市倾斜,看看当时的房价上涨就知道,一线城市明显好于二三线城市。到了2014年后,新一届政府开始更关注均衡发展问题,可以看到针对小城市和农村发展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政策、限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和功能疏散政策、发展三四线城市的棚户区改造政策等等。从房价看,也能看到这段时间二三四线城市的普遍增长和一线城市的被管制。

从人口增加看07年-12年这五年,12年-17年的五年完全不同,可以看出之前中国集中发展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人口增长遥遥领先,三大城市圈人口增长迅速,但是后五年全国明显更加均衡,北京上海明显下降,中西部城市人口增加明显。

2.   发展均衡是否意味着放弃一线?我们过了效率优先的阶段了吗?

实际上效率追求容易,均衡发展难,看大前研一的新书,他认为北欧也走过只注意公平忽视效率的误区阶段。日本最近二十年是贫富差距增速最小的时代,但确实是经济发展最慢的时代。

研究了过去几年的经济指标,中国的现状是一线城市集中了极强的产业基础,北京、上海、深圳连每个行政区都有拳头产业,服务全国。但是广大的二三线城市过去除了居民消费和房地产行业增长外,其他行业都在退缩。中国第三产业的格局是,每个城市服务自己,一线城市服务全国。

之前做的棚改货币化研究也看到三四线城市由于不可逆的人口下降和迁出趋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棚改货币化制造的是一个难以为继的自我循环,实际上并不能够撬动实际发展,当贷款停止(相当于补贴停止)三四线经济一下子熄火。

让大家来选择,是选择一个绝对生活水平都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变大的社会,还是选择一个贫富差距不大,但是各阶层生活都改善有限的社会?过去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双选题,但是实践起来看,确实很难兼顾。今年贸易战谈判更能看出,我们的经济基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坚强。

判断一下城市化策略的最终结果,估计平衡在效率和均衡这个政策天平的结果,是我们近一段的城市化策略会走向倾向发展强二线城市。可以看到,2016年末各个二线城市不约而同的开始了户口大战,这其实是对于前一段发展三四线和乡村的城市化策略的纠偏。于是,十年后,大家又回到了08年麦肯锡给我们讲的11个巨型城市的故事。

城市化政策方向还有一点点变数,就是看全球经济还会有多坏。目前的发展二线是政策底线,如果经济坏下去超过预期,可能城市化又会更向发展一线倾斜。因为到那时,又需要中国整体竞争力的进一步增强。

从这个思路看,多说一句,放弃一线,强行行政管控一线人口的政策在现实执行是有很多矛盾之处的,发展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大湾区都市圈的政策,最终都会使得都市圈整体竞争力变强,人口整体都会增加,不可能出现都市圈发展如火如荼,都市圈中心城市人口凋零减少的情况。

3.   最糟糕的户籍制度让我们错过了完美城市化的最好时机

最后特别想吐糟吐糟户籍制度,小时候我们见证过粮票的取消,当时总在想,等我们长大时,可能所谓户口就取消了。现在看,我们这代人都已中年,户籍制度却生命力无比顽强,不仅没有取消了,似乎还在加强,被各级政府应用的得心应手,似乎是解决一切事情的灵丹妙药。

子女教育看户口、人口收入保障看户口、买房卖房看户口、医保改革看户口,当供给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思考的都不是如何增加供给,思考的都是如何限制需求,户籍人口成为限制需求最实际的人群划分器。

刚才说中国人安土重迁,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人口流动并不困难,我们实际享受了人口流动的红利。在脏活累活的就业我们做到了基本无户籍歧视。但在实际劳动人口保障上,我们则是能拖就拖,最多解决户籍人口需求。

我们做过一线城市的人口结构分析,发现一线存在超越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口红利。核心是这种鼓励不完全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一线城市严重剥削了其他城市,我们做到了让人口流入的城市,只流入流动人口中创造价值的部分,把教育,重大疾病医疗,养老的责任全部甩给了户籍所在地,那些人口流出地财政穷,被留下了更多的老人儿童,负担重,条件差。很多三四线城市核心区现在都是医院,到那里能觉出这些城市的落魄和老龄化来,随着全国都进入老龄化,这些城市未来负担更重更可怕。

回想过去,如果早有决心取消户籍制度,保持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方向,当供给出问题的时候,通过社会资源在人口流入城市,就地增加应有的教育、住房、医疗设施上,可能我们那些巨型城市的形成更加自然,更加水到渠成。既不浪费资源,人口自然配置,也不用现在事后补课。

改革的方向是让大家生活更好,创造更多的学位和医院是正经,而不是看户籍的三六九等分配需求。想了两句话作为结尾:

错过一个好时机,需要后面花几倍的努力补上。

做一件事最好的机会是过去五年前,次好的机会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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