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巴菲特称为股神，而巴菲特心中的英雄却是约翰·博格尔（John C. Bogle）——一个认为选股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人。
不选股票的约翰·博格尔是如何成为一代投资传奇的呢？按照先锋集团（Vanguard）首席执行官Tim Buckley的话来说：“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们投资的方式。”
创建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是约翰·博格尔改变投资世界的方式。在1974年成立先锋集团之后的次年，博格尔创设了首个与标普500指数挂钩的低费率指数基金First Index Investment Trust，随后它更名为Vanguard 500。
先锋基金是全世界率先发行的指数基金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支低费率的指数基金。它完全改变了基金业的格局，让指数基金走上了真正的指数级别的扩张之路，博格尔也因此以“指数基金之父”的荣誉永久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时至今日，44年过去了，指数基金已发展为一个吸引了数万亿美元资金、用户数量以百万计的庞大产业，这种被动投资在最近几年的风头正超过对冲基金等主动投资，几乎占据了基金行业的半壁江山。先锋现在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共同基金（mutual fund），资管规模约5万亿美元。
与对冲基金等主动型基金追求超越指数表现的目标不同，指数基金力求紧贴指数走势，采用跟踪某个标的指数的被动投资方式，由于只投资标的指数成份股，其研发费用较低。
作为指数基金的先驱者，博格尔还开创性地对投资者收取低廉的管理费，远低于几乎所有竞争对手。先锋投资者独立顾问Daniel P. Wiener总结称：“追踪指数原本是机构投资者才会涉及的工作，但杰克（对博格尔的称呼）拿出了普通投资者版本。他让人们意识到投资成本问题，告诉他们成本来自于利润。”
巴菲特在2017年的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上，当着诸多股东的面盛赞台下的博格尔，称因为大幅降低指数基金的管理费，博格尔深受欢迎，“他将成百上千亿美元装进了投资者的口袋。”
博格尔之所以决定推出廉价基金，且生活节俭，可能与他的家人在上世纪30年代遭受过经济大萧条的痛苦有关——他出生在1929年5月8日。
2019年1月16日，博格尔溘然长逝，享年89岁。路透社援引他的助手Michael Nolan消息称，博格尔死于癌症。
巴菲特在一份悼念声明中这样评价博格尔：“杰克为美国投资者所做的，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要多。”他还曾在2017年的伯克希尔年报中写道：“如果要树立一座雕像来纪念为美国投资者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杰克·博格尔。”
博格尔生前的挚友、前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Peter Fitzgerald把他与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Jeff Bezos）相提并论：
杰克是最初的破局者——他对于投资界，如同杰夫·贝佐斯对于零售业。
先锋与先驱
在很多方面，博格尔的想法都领先于他的时代。
这位出生于新泽西的苏格兰移民后代195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一篇题为Big Money in Boston”的关于共同基金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随后他以此为主题写了毕业论文，并且将论文寄送给了几位共同基金行业大佬。威灵顿管理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掌门人Walter Morgan对他颇为赏识，立即将他招入麾下，博格尔由此踏上了他在共同基金行业的辉煌之路。
1965年，博格尔升职为威灵顿副总裁，负责管理“威灵顿基金”。当时的美国市场投机盛行，人人都偏爱炒短线，偏保守的“威灵顿基金”被迫与一家擅长做短线的基金公司Thorndike, Doran, Paine & Lewis合并，由博格尔担任CEO。熟料，70年代初期股市崩盘，威灵顿基金的规模从20亿美元疯狂缩水至不足5亿美元，股价也从50美元暴跌至区区4.25美元，博格尔因此被公司炒了鱿鱼。
很多年后，当回忆往事，博格尔将这段“黑历史”评价为他人生中最差的赌注。他在威灵顿基金合并之前就怀疑过短线操作的效果，“我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没想到情况如此糟糕。”
这段经历让他坚定了“基金应该追踪市场而不是试图战胜市场”的理念，也成了他自立门户、找到人生最佳赌注的源头。
这个最佳赌注就是创立先锋基金。
追踪指数、低管理费
博格尔从一开始就坚持“追踪指数、保持低成本”。先锋基金控制成本的方法在于：扩大资管规模，本质上相当于薄利多销；改进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维护客户忠诚度、完善雇员奖励机制。
个人投资者指数基金
1976年，也就是公司成立两年之际，先锋推出了针对个人投资者的第一只指数基金Vanguard Index Trust，也就是现在被人熟知的Index 500基金。
绕过渠道，直接销售基金
在Index 500基金成立的第二年，博格尔再次打破行业惯例，直接向投资者销售基金，而不是通过职业经纪人，从而节省了9%的行业惯常收取的渠道销售费。
“我们当时面临的挑战是从大公司激烈厮杀的灰烬中杀出一条血路，成立一支全新的、运作方式更好的共同基金综合体，”博格尔1985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雇员>外聘明星基金经理
博格尔还信奉“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优秀的雇员＝好的薪水＝高效率”。他毕生都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而不是花大价钱聘请一些明星基金经理。
博格尔的独特风格与其竞争对手在很多方面甚至相反的。在他推出费用低廉的先锋之际，他的最大对手富达（Fidelity）的继承人爱德华·约翰逊三世（Edward Johnson III）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富达投资的控制权，此后提拔了彼得·林奇（Peter Lynch）等一批明星经理人。
仅为股东利益
对于先锋基金，博格尔采用了不同寻常、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的公司架构，“先锋基金的持有人就是股东，两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当时其他的共同基金公司在多数情况下控制基金综合体，并提供所有运营所需的投资、管理和营销服务，先锋公司则更像是一家共同保险公司，由基金的投资者们共同所有，公司自行雇佣人员，雇员们对基金的董事负责。在这种模式下，基金由自家的董事和员工管理，而不是为外部管理公司创造利润。
博格尔认为，先锋公司仅为股东利益而运作，这使得公司完全独立于其投资顾问，能够客观地监控投资结果，公平协商交易费用，并在必要时会更换顾问。
种种独特的风格使得先锋基金最初被嘲笑为“非美国人”，但时至今日，它已成长为规模高达数万亿的庞然大物，其中大部分仍是指数基金和ETF。
先锋基金的卓越表现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和他们的资金。在上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三年里，先锋获得的新资金超过了接下来出现的三大基金公司的总和。各大财经媒体纷纷报道先锋基金的出色业绩，这简直是不花钱的宣传和广告，还为基金吸引了更多资金。
最初，华尔街的竞争者们当然对先锋基金的低费率很不屑。博格尔曾说，先锋曾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手。但后来，富达等其他共同基金公司纷纷效仿先锋，推出了低费率基金。
赢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其著作《博格尔谈共同基金》（Bogle on Mutual Funds，1993年）的前言中对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约翰·博格尔改变了一个基础产业，将其带上了最佳发展方向。很少有人能获此殊荣。
巴菲特曾经这样评价博格尔：“他独一无二的投资理念在基金行业掀起了一场运动，最终使投资者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过去十多年来，巴菲特一直公开呼吁投资者购买指数基金而不是对冲基金。在赢得著名的“十年赌约”之后，巴菲特于2018年致股东信中明确提到了对冲基金与指数基金的表现差异：“（对手方）Protégé Partners的的这五只基金开端良好，在2008年全都跑赢了指数基金，然后，房子就塌了。在随后的九年里，这五只基金整体上每年都输给了指数基金。”
“股神”在股东信中毫不掩饰他对指数基金及好友博格尔的推崇：“我之所以下注（十年赌约），两大原因之一就是宣传我的信念：近乎无手续费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进行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指数基金将会取得比大多数投资专业者更好的回报。”
1999年，《财富》杂志将博格尔评为“20世纪四大投资巨头之一”。2004年，博格尔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2004年，博格尔被《机构投资者》授予终身成就奖。
批判者
虽然先锋基金凭借出色的业绩赢得了投资者的赞扬，但博格尔本人在共同基金行业里却有一个不那么正面的名声——他是一个好斗的人，一个共同基金行业的严厉批评者。
博格尔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大型基金公司过于注重自身利润，而不是为客户利益服务。
他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最后那几年，暴涨的股市带来了年均20%的投资收益率，投资者们被宠坏了，他们对支付给那些装模作样地挑选股票的共同基金经理的高额费用漠不关心。博格尔认为，那些共同基金公司接受这些高额管理费是不道德的。2012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样说：
我的想法很简单。在投资中，你得到了你并没有为之付出的东西。成本很重要。所以，明智的投资者将通过低成本指数基金来构建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而且他们会坚持这么做。他们不会愚蠢到认为自己可以一直跑赢市场。
除此之外，博格尔还经常敦促基金公司提高管理水平。
与绝大多数共同基金公司斥巨资吸引新客户不同，博格尔非常排斥这个带来了行业十年繁荣的产品驱动和市场营销驱动的观念。“我们决不允许使用‘产品’这个词，” 他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说，“它听起来就像是牙膏和啤酒。”
在200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灵魂之战》（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Capitalism）一书中，博格尔写道：
由于管理者资本主义战胜了所有者资本主义，共同基金行业失去了方向。
在巴菲特看来，没有博格尔，就没有指数基金。不过博格尔却曾警告，如果每个人都转向指数投资，市场将变得混乱，并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市场上的交易太多了。”
吝啬鬼与慈善家
与先锋基金靓丽的业绩齐名的，是博格尔的节俭——这早已声名在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吝啬。
1993年的一个清晨，博格尔对与他共进早餐的记者说，他会划掉菜单上超过5.95美元的食物。如果在纽约开晨会，他宁愿乘坐早班通勤列车，也不愿意花钱在曼哈顿的酒店先住一晚。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小气的博格尔，却对公益保持了很高的热情。纽约时报称，博格尔经常把自己一半的薪水都捐给慈善机构。“我对钱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捐赠。”
与先锋基金靓丽的业绩和持续扩大的规模相反，博格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深受健康受损的困扰，而且情况一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
由于右心室发育不良，博格尔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得不接受治疗。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是在1960年，当时他才31岁，这种病痛的折磨在他的一生中至少发生了6次。1996年，博格尔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随后恢复了健康，能每天都打壁球。
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博格尔非常勤奋，写下了不少投资著作，包括《共同基金的泥潭》（Bogle on Mutual Funds），《共同基金常识》（Common Sense on Mutual Funds，1999年），《文化冲突：投资与投机》（The Clash of the Cultures: Investment vs. Speculation，2012年）。
最后的警告
就在本月初，博格尔在接受巴伦周刊采访时还警告投资者，2019年需要格外谨慎，应该通过减少股票投资，且增加对债券等固定收益证券等防御性资产来做好准备：
“树木不会长上天。我看到乌云从地平线上升起，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以及何时过来。当务之急是多加小心。
如果之前你对股票和固定收益资产70：30的资金配置比例感到满意，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想要调整到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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