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2021-2025）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根据我们研究团队的测算，在人民币汇率不发生幅度贬值的前提下，我国大概率将于2022年前后跨入“世界银行”分类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换言之，“十四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
当然，这里说的“高收入阶段”只是全国居民平均意义上的；平均值的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结构性差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个体之间等等。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中国是一个拥有接近14亿人口、疆土幅员辽阔、经济社会结构复杂的超大型经济体。平均值意义上跨入“高收入”阶段当然值得庆贺，但结构性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也意味着存在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与潜力。以上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宏观环境的第一个特征。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宏观环境的第二个特征在于要素报酬结构和宏观收入分配。让我们从国家统计局2月28日最新公布的一组数字说开去。
第一个数字：2018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6%，规模达到90万亿元；除以13.95亿人口，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是64644元（经汇率折算后约为9600美元）。
第二个数字：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仅相当于人均GDP的43.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617元。由于统计样本结构的问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比平均数还要更低一些。
第三个数字：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我们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个用途：一部分用来作为各类消费支出，另一部分用来储蓄留作将来花费。201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大概是7:3。
从人均64644元的人均GDP，到28228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到19853元的人均消费支出；三个数字越变越小。这三个数字依次减小逻辑上确实是合理的，但减小的幅度之大，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见。
其一，与世界上其他主要代表性国家相比，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的比值显著偏低。从经济学理论而言，根源在于劳动报酬在国民要素分配中占比偏低。
其二，与世界上其他主要代表性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也显著偏低。这与宏观数据传递出的信号是一致的，即国民经济储蓄率较高，消费率相对较低。储蓄率高的原因存在于多方面，如人口年龄结构、金融抑制、社保体系不健全、竞争性储蓄、文化传统因素等。
上述两点特征事实结合起来，造成了近年来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的弱点。
展望“十四五”，受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做大国内市场、提振内需将更加紧迫。而做大国内市场、提振内需的治本之策就在于：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要素分配中的占比，二是多管齐下，让居民敢消费，而不是出于各种原因舍不得花钱、被动储蓄。
好消息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市场转型等经济中一些内生力量的作用，劳动报酬占比和储蓄率“十四五”期间将自发的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过去两年时间，在边际上已经能看出这一迹象。但另一方面，仅靠这些内生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某些关键领域的政策发力配合。例如放松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隔阂，健全社保体系、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品的供给，发展普惠金融等等。
从产业层面来看，“十四五”时期有三大领域将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式”新增长点：一是电动新能源汽车及其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产业化普及；三是互联网-物联网线上线下融合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最后，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是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人，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为了人。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我国已经有大约4亿人口成为中产群体（根据中产定义和统计口径不同，测算结果存在差异，一般区间为2.5亿-4.5亿之间）；但还有约10亿国民未达到中产，仍有7亿左右的人生活在农村。这是巨大的发展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总而言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在于大规模优质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激活、做大国内市场的关键在于开启“从4亿向14亿”的历史性跨越，从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为“2035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冯煦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