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鲍威尔曾在海湾战争期间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来在老布什总统政府中做过国务卿。他采用的军事策略，被称为“鲍威尔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投入战场，通过快速行动来获得决定性胜利，而不是渐次增兵，以免被拖入一场持久战。今年以来不论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有着些许“鲍威尔主义”的影子。
从货币来看，一季度的新增社融达到了8.2万亿。但是，今年的名义GDP增速应该在8-9%之间，在稳杠杆的政策大方向下，合意的社融增速应该在10-11%。按照以往的投放节奏，一季度的新增社融应该在7万亿左右。一季度的社融数据说明，政策前置十分明显。
从财政来看，根据人大通过的财政预算，今年的广义财政赤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会达到6.4万亿，和去年的实际值4.2万亿相比，多了2.2万亿。今年一季度， 广义财政余额就做到了1万亿赤字，而去年同期是0.3万亿盈余，一进一出相差了1.3万亿。换句话说，今年在财政上比去年多准备的弹药，一季度就打掉多一半。
一季度的名义GDP一共才21万亿，超过2万亿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前置，对于经济的拉动立竿见影。最近，从PMI到水泥价格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出现了企稳的迹象，市场信心也在明显恢复。如果说今年1-2月股市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政策转向后的估值修复。那么三月底以来的上涨，主要的推动力则是来自对经济复苏的预期。
在这个意义上，本轮稳增长的“鲍威尔主义”实验非常成功。与之相比，在过去两轮经济中（2011-12年和2014-15年）的政策对冲，更加接近于渐次增兵的方式。的确，信心，或者说预期，是决定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在短期内集中优势火力，一把将信心拉起来，接下来如果信心和经济活动能够互相强化，自我实现，使经济增长脱离原来的下行轨道，那么本轮的政策实验就达到了目标。
当然，由于本轮稳增长的节奏和之前不同，历史上没有先例，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难度也相应增大。但有几个问题是值得重点观察的。
首先，不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弹药都不是无限的。财政受到预算的约束，货币受到稳杠杆的约束。以财政中的政府性基金为例。卖地收入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去年地方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增加25%，今年预算中是3%的增速。但1季度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跌了10%，如果接下来土地收入持续低于预期的话，受制于赤字规模，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政策前置，本质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的游戏，但总的弹药量是大致给定的。为了要给之后的行动留出空间，当经济出现企稳迹象后，容易出现“经济进，政策退”的情况。这时，如果经济复苏还没有达到自我持续的程度，就会出现金融和经济数据快上快下的情况。
第三，中国经济复苏，能否带动全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放缓，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一方面出口下滑，会抑制厂商的资本开支，压制企业部门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走弱会影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利于中国PPI的反弹，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
第四，房地产能否复苏是关键。今年1季度的新增社融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2.3万亿人民币，但其中超过一半的增量，来自包括票据融资在内的银行短期借贷。可见，信贷需求并不能完全赶上信贷供给。当然，这样的情况在经济复苏早期并不罕见，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能否跟上。历史上每一轮信用周期的复苏，都伴随着房贷的复苏。1季度强劲的货币和财政数据背后，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在发力。而居民部门能否接过接力棒，主要在房地产。
去年4季度以来，由于棚改货币化的退潮，房屋销售和土地市场都面临下行压力。1季度以来，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大量资金注入实体经济，而近期的楼市的火热显示这些资金正在流入房地产市场。但是，过去三年中，居民部门负债已经增加了20万亿左右，相当于之前17年的总和，家庭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有多大并不确定。因此，房地产市场值得密切跟踪。
本文作者：麦格理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胡伟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