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后浪出版的《柠檬、拍卖和互联网算法》
1939 年，雷德福德（R. A. Radford）暂停了在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的学业，投身英国皇家陆军。1942 年，他在利比亚被俘虏，并被转移到位于意大利的一座过渡性战俘营，然后被遣送到 VII-A 号战俘营，一座位于慕尼黑东北 35 英里（1 英里=1.6093 千米）处的穆斯堡城外的战俘收容所。德国人当初修建这座战俘营是为了关押 1939 年入侵波兰时俘获的数万俘虏，但是雷德福德抵达此处的时候，里面挤满了被俘的各国士兵，从美国人到南斯拉夫人。
雷德福德熬过了战争，回到剑桥完成了中断的学位。他将自己在 VII-A 号战俘营的这段经历作为基础，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据我们所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就刊载在 1945 年 11 月版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Economica）上。
在名为“战俘营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a P.O.W. Camp ）的论文中，雷德福德描述的世界并非如你所愿。它将 VII-A 号战俘营描述为一个市场，一个没有劳动来创造价值但交易频繁的市场：红十字会提供护理包，里面装满了罐装牛奶、罐装胡萝卜、果酱、黄油、饼干、罐装牛肉（即咸牛肉）、巧克力、糖、糖浆和香烟。自然不是每个俘虏都对饼干和牛肉有同样的偏好，于是他们开始了交易。少量黄油加两支香烟换一罐牛奶，一定量的咖啡换一袋新鲜的茶包。1
起初，这个交换系统完全出于善意。但是这样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战俘营的居民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更舒适地生存下去所展开的冷酷而理性的计算。“舒适”对不同的俘虏来说，含义并不相同，在有些人看来是一杯咖啡，而另一些人看来是一杯茶。
德国人把各个国家的士兵隔离起来，也就在战俘营中形成了交易壁垒，只有一些享有特权的人才能够和其他国家的俘虏接触。那些总是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接触的人就成了专业的交易员。法国人深爱咖啡，而英国人喜欢茶，后者往往会贱卖掉手里的咖啡。于是，能够接触“进口—出口”生意的少数英国士兵先从英国同胞手中交换到红十字会提供的咖啡，然后以很高的溢价转手卖给法国人，从法国人手中交换到英国人想要的茶。这样，两个国家的士兵都因此改善了境况，即使英国交易员从中获得了他们的一份利益。热爱咖啡的法国人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却能用英国人的咖啡和战俘营的看守交易，这些看守又在城里的黑市中卖掉这些咖啡，实际上城里比战俘营更缺优质咖啡。
同样，印度部队的廓尔喀人不吃牛肉，他们许多人也不说英语。因此，谁有幸能和他们交流，就可以用罐装胡萝卜和他们交换牛肉。除了和他们交易，这些罐装胡萝卜几无价值，而牛肉却在欧洲人之间很受欢迎。
这些个人偏好和动机在战俘营的方寸之内再现了全球经济的缩影。
不久，这些囚犯意识到需要一套交易系统来超越石器时代的以物易物。由于缺少硬通货，他们决定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以香烟来计算，而不是英镑和美元。2 一份人造黄油可以用 7 根香烟来交换，等价的还有一块半巧克力条，等等。大部分时候，在充当市集的许多战俘营小屋里，价格众所周知，也都是一致的。当价格出现背离，比如一个小屋中出现了 6 根香烟换一块人造黄油，而在其小屋中是 8 根香烟换一块人造黄油，精明且积极的套利者就会用低买高卖获利，抹去其中的价差。
和许多经济体一样，VII-A 号战俘营并不稳定。红十字会的香烟运达时，会立刻引起通胀，洗熨裤子这样的服务几乎一夜之间就需要双倍的香烟来支付。随着战俘营的俘虏们消耗了香烟，价格会再次下降。当红十字会的香烟供应受到阻碍时，战俘营经济就会遭受封锁。当俘虏们拆开原装的香烟，自己动手卷烟时，这些贬值的货币将带来信心的崩塌。
这并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高级官员认为不受限制的市场需要一些监督和干预。香烟作为货币之后，高级英国军官设立了一家无利润商店，基于列在战俘营木板上被普遍接受的价格，剔除买卖中大部分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出于健康考虑——有些人甚至担忧烟瘾大的人即使挨饿、感染，也会把手中的食物和保健品用来交换香烟——红十字会提供的盥洗用品被排除在交易之外。
1945 年，雷德福德在战俘营的第三年，穆斯堡的人口随着新战俘营的建立不断膨胀。据估计，穆斯堡关押着 110,000 名波兰人、英国人、美国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印度人。随着战俘营越来越拥挤，战俘的境况也越来越糟糕。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是一位美国 B-17 轰炸机领航员，在飞往明斯特途中被击落，经过 400 英里的强行军，在 1945 年 2 月底到达穆斯堡，此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在墨菲的记录中，他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市场的内容。3
相反，墨菲是这样描述战俘营的：“这个冰冷的铁丝网围绕的世界，里面是简陋残破的建筑物、脏兮兮的帐篷、泥土，成群的士兵憔悴消瘦，他们穿着粗滥、破旧不堪的衣服，在拥挤中寻找每一块空地。”他们的食物是木屑一样的黑面包、芜菁和被称为“绿色毒药” 的汤，卫生条件不堪入目，幸运之人才能在架子上睡觉，大部分人睡在桌子上，或直接睡在地上。
VII-A 战俘营变得非常拥挤、难以管理。新来的战俘不熟悉里面的市场和规则，红十字会的供给又反复无常。战俘营经济在不确定性、混乱和极度稀缺之中土崩瓦解。
但是，天赐的恩惠很快就到来了：“4 月 12 日，美国第 30 步兵师的一个小队抵达此处，”雷德福德写道，“一个充裕的时代到来了，也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物品无限供应，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就会过剩，因为每个人无须付出就能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他们确实就不需要市场了，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并不如此。
完成学业后，雷德福德移民到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写下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无聊的 IMF 工作报告“1946— 1953 年加拿大资本流动”），1980 年在财政事务部助理主任的职位上退休，2006 年过世。大概他和妻子也曾在华盛顿光顾百货商店和当地市集，但是他从未写下来。
在战俘营中，市场不只让生活更舒适，还拯救了生命。
雷德福德和他的战友在德国战俘营能够自由地经营市场，太平洋的俘虏则被 禁止交易，想象一下这两种经历的差别。在日本战俘营中，被俘的高级军官只能得到少量的食物和其他用品，违反贸易禁令的人会受到惩罚，被单独监禁，这实际上是一种死刑。在南太平洋充满等级制度的战俘营中，死亡率是德国“放任自由”（经济上来说）的战俘营的 12 倍。
显而易见，德国战俘营和日本战俘营的区别不仅仅是对待交易的态度。婆罗洲山打根战俘营之所以臭名昭著，大半是因为它的死亡行军，它是名副其实的通向死亡。俘虏们被转移到星岛进（Hoshijima Susumu）上校掌管的兰瑙战俘营中，没能逃脱这个战俘营的人死亡率是 100%。这些不幸的俘虏没有市场系统可以利用。想要知道日本集中营的冷酷环境，可以观看电影《坚不可摧》（Unbroken），这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图书的电影，描述了恐怖的日本战俘营，也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日本战俘营比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更高，这一点毫不奇怪。要了解自由市场到底在两处不同的战俘营中起何作用，需要更加精密的方法。这种方法来自克利福德·霍尔德内斯（Clifford Holderness），他是一位重度“二战”迷，同时也在波士顿学院教授金融课程。多年前，国家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数据文件刚刚开放的时候，他就去浏览了这些文件，而他体内的经济学家直觉自然而然地思考怎样利用这些未知的数据。于是，他和同事杰弗里·彭蒂夫（Jeffrey Pontiff）一起着手研究哪些因素让某些战俘营拥有更好的结果。
在日本看守的残酷对待下，光是活着看到解放都算一种成就。因此霍尔德内斯和彭蒂夫检验了存活率是否能够根据某个战俘营的等级来区分。他们认为，关押在战俘营的作战单位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指挥系统的完好，是一个绝佳的指标，可以用来确定命令控制和市场在战俘营经济中哪个更占优。4
霍尔德内斯和彭蒂夫没有比较德国战俘营和日本战俘营的存活率。差异是多方面的，并且很复杂。他们分析了在德国战俘营和日本战俘营中，等级制度更健全是否会带来更高或更低的生存率。
山打根战俘营的战俘有些会很不幸地被随机分配给星岛进这样的虐待狂控制的战俘营，还有一些俘虏则最终会被送到一些等级森严的战俘营，那些战俘营中关押着在附近俘虏的同盟国士兵，并根据士兵军衔形成了等级，甚至有些战俘营有着完整的命令系统，从将军、上校、少校，到最低等级的士兵。其他的战俘营则可能大部分都是普通士兵。如果等级制度能够帮助某个团体存活，那么军官占比更合理的战俘营将更突出。
但是，霍尔德内斯和彭蒂夫的研究结果并不如此：他们的分析最终牢牢地放在了雷德福德所在的战俘营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分析显示市场能够挽救生命，或至少可以确定，典型的军事等级制度将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由军官构成的战俘营与军事层级高度匹配，幸存下来的人更少。5 这并不是因为军官牺牲了手下来提高他们自己的生存机会。虽然俘虏者给军官提供了优待，但是战俘营中的军官死亡率最高。也不是因为在低等级战俘营中，群体（他们往往同时来到战俘营）间的强大社会关系网造成了低等级战俘营的生存率更高。独自抵达的新人，或被击落的空军飞行员和机组成员这样的小团体，在等级制的战俘营中的生存率更糟糕。
于是，作者偏向于将这样的结果解释为：交易能够比军官的管理更好地服务于战俘营的俘虏，虽然有些军官会牺牲自己，确保手下能够幸存下来。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战俘营的个人记录，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在许多战俘营中，鼓励市场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莱斯特·坦尼（Lester Tenney）曾被日本人拘禁，解释了有人生病的时候，交易怎样帮助俘虏重新分配食物配给。病人可能吃不掉一天的食物配给，也无法在战俘营脏乱的环境、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储存食物。因此，与其任由一天的食物配给腐烂或吃进去又被呕吐出来，交易使得当下的配给能够交换一份未来的配给。即使冒着被打死的风险，战俘营的俘虏仍然觉得交易带来的收益提高了他们存活的机会。坦尼说道：“我愿意赌上性命交易食物。”
日本人抓到坦尼在做大规模交易——按照战俘营的标准。他和他的交易伙伴被判处斩首。他在回忆录里说，他之所以能够挽回自己和伙伴的生命，是因为他在审议会上当着战俘营的司令官对其他战俘说：“兄弟，不要想着愚弄日本人，他们很聪明。照他们说的做，你会活着见到你的家人。像我这样做，只会死在日本。”司令官“挺直了胸膛……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快乐的人” 。坦尼和其他人被送到禁闭室过了 10 天，每天都有干净的水和丰盛的一餐。谁说奉承没什么用来着？
坦尼从战俘营以及巴丹死亡行军中幸存了下来，接着用他的交易直觉成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名金融学教授。
总体来说，市场只是一种技术，一种参与者有机会直接影响资源分配的机制。这种影响是通过参与者表达自己的偏好来完成的，它是一种根据人们想要的商品以及想要这些商品的程度来决定商品分配的手段。
偏好表示，就是你想要某物的程度，常常意味着你愿意为之付出的价格。VII-A 号战俘营中的一些俘虏，特别是能够与德国看守交易的那些人，更看重咖啡，它在交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以香烟为货币来计算），因为咖啡的需求量大。你在杂货店付钱买花生酱；交易员在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交换猪肉期票；你为退休基金买入并持有股票，并时不时地在财经版查看股票的价值；市场中的价格是所有这些交易出色地捕捉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情况及相应的消费者欲望的结果。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描述的：“价格是沟通和指导的工具，体现了比我们直接可得的更多的信息。”从某个方面来讲，市场价格比我们更了解人类整体。
如果所有市场都如此，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辩论毫无意义：市场终究是市场。它们能有多少变化呢？
确实如此。我们仍然在用钱交换商品和服务。然而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巨大的跳跃。我们亲眼见证了市场规模和范围的膨胀，这是众多交易迁移到网络的结果。亚马逊被称为“万物商店”是有原因的，而计算机革命也让许多交易（虽然不是所有）的速度提升了数百万倍，也便宜数百万倍。虽然市场具有了很多新的形式和化身——无数的电商网站、在网上购买的度假机票、取代你曾经阅读的纸质杂志的电子杂志——今天的市场仍然要遵守雷德福德在 1945 年描写的那些市场原理，只不过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
同时，这些原理也被应用于更广泛、更新奇、更复杂的环境中。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搜索谷歌的时候，那些广告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基于拍卖设计的原理出现的，而 1945 年的时候，这种原理还不存在。你口袋中的智能手机又是从哪里来的？它既是技术创新，也是市场创新，经济学家将之称为多边平台。你在手机上下载 App（有时需要付费），开发者在市场的另一侧开发 App。免费的 App 利用帮手机平台另一侧的广告主打广告生存下来。最终，手机本身实质上成为手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生态系统围绕操作系统——安卓、IOS 或 Windows——建立，最终在这种多边关系中引导流量。
价格在越来越多的市场起不了任何作用。约会者登录 match.com 网站选择联系其中一些合适的单身汉，忽略另一些单身汉，这是对恋爱市场的偏好表示。虽然整个过程没有价格，也没有金钱交易。
我们所处的时代由审慎来定义，我们就是用这种审慎来设计机制，目标是精简能够想到的一切事物的分配或交易方式。这些变化的核心是我们对市场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基于的是我们观察到的市场创新。一些经济学家的新思想引发了全新的市场制度，比如决定谷歌 AdWords 算法的拍卖，分配肾脏给移植受体和分配学生给学校。其他见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旧式市场如何运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设计、管理市场运行。
对市场的理解和市场实践的双重革命常常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学领域已经从仅仅描述世界——先文字后数学公式——转到了塑造世界的运行方式。
理论也许没有这样超凡的影响力，毕竟理论无法靠自己行动，但受过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商业上的渗透却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6 在如今这个大肆宣扬的大数据时代，经济学家的入侵让他们能够比以往更容易追踪行为，调整和改进他们的模型。理论上，模型的每一次迭代都能够改善市场功能。7
通常，我们并不会将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数学模型）视为社会工程师，不会觉得他们是一群把世界当成实验室的疯狂科学家。他们只进行衡量、预测、描述。但是在过去 50 年间，经济学家逐渐从发展理论到设计我们购物的方式和互动的方式。因此，本书讲述的就是那些被市场迷住的人的故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市场走过的旅程：人们学习、重新定义、痴迷、控制、改变、设计市场，并将设计出来的市场投入现实世界，验证它的表现。
整体来看，这是一件好事。这些新设计出来的市场是为了减少无效率：减少买方所知的信息和卖方所知的信息之间的差异，有效利用闲置的汽车、空置的公寓这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摆脱毫无意义的价格争议，以及整体上更好地帮助市场上的参与双方更好地找到彼此。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提及效率，总是越高越好。
市场的倡导者总是想让你相信市场能够提供纯粹的收益，但实际上市场做不到。我们的世界面临的也不是战俘营中那种单纯的市场和控制二选一的问题。市场也许是一个潜在的效率天堂，但是在这个天堂中一切并不必然平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很容易理解市场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效率美德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我们这个社会志在坚持的其他价值将会受到冷遇。民主并不是为了尽可能地更流畅、更迅速、更有利可图或更有效率。8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维度看待这个故事。市场不断入侵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还未可知，而我们对社会的最终面貌也毫无头绪。收集近来在经济思想中产生的革命性洞见和直觉，以此为指导，政策制定者和公司已经在进行一场新兴市场的大型试验，我们将看到一些始料未及或意料之外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正生活在这场实验中，而实验的原则来自经济学家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深奥论文，来自高科技公司的实验室，并且常常（并不是全部）掩盖在某种政治倾向之下，这些政治倾向来自对市场效率的迷恋。
虽然实验的主体（也就是我们）几乎总是无视实验的结果，但是不要妄想市场规划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并不能为任何问题提供清晰的指导。人们（至少还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总是妄想经济科学有预测的能力。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新的市场机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市场革命追寻的世界是否符合我们的想象。
我们都是共谋犯。每当你在爱彼迎上预订房间、在优步上预订一辆汽车、在亚马逊上点击浏览一条广告——就这么简单、方便！——你就是在推进重塑社会制度的进程，而结果没人知道。你也许不是有意去做，但是你确实参与其中。
对于身处实验中的人来说，问题是你想成为实验主体吗？也许。
但是要真正知道答案，你必须更敏锐地意识到实验对个人和对社会可能出现的结果。并且，由于科学家能够假设，却无从真正知道结果如何，我们面临的是相互竞争的世界观。在光谱的一端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希望我们留在原地，以物易物。在光谱的另一端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希望清除社会的根本结构，并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规范缝合它。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各式各样，但是我们最常听到的那些往往都相差无几。他们到处宣扬自由市场的力量，看起来甚至不需要考虑任何权衡取舍。略微讽刺的是，理解权衡取舍是经济分析的核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惊人的权力，尤其是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在硅谷宣扬的网络乌托邦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对大政府的诸多谴责。为什么不呢？能够用可实践的办法解决世界的弊病，这里面包含的确定性往往颇具吸引力，这也是市场救世的叙事方法所包含的内容。要不是现实中的这两种情况，他们的论点将很容易反驳。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另一个支持他们的例子：他们有时候是正确的，只要调查一下在德国和日本战俘营中待过的人组成的焦点小组。市场是一种强大的工具，总体而言能够确保人们最终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要知道自己处于光谱的什么位置，你必须理解正在塑造世界的新市场，也必须在权衡取舍中做出选择。本书要达到的最大目标就是：帮助你更好地理解面临的选择，以便从根本上决定市场在未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为了做出选择，以及理解我们身处的新世界，我们有必要从雷德福德返回英国开始经济学家职业生涯的时代开始，探索经济学这一塑造世界的主要学科所经历的巨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