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海发布官宣，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正式开通运行；同一天，申通地铁集团表示，即日起，上海、杭州、宁波、温州、合肥、南京、苏州7座城市轨道交通实现手机扫二维码过闸“一码通行”；还是在5月22日，第一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召开，各路“诸侯”共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在此一周前，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内容之一即是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时下，无论是线上渠道，还是线下活动，无论是官方谋篇布局，还是百姓的街谈巷议，“长三角一体化”被频繁提及，热度可谓空前。长三角一体化何以“横空出世”？长三角一体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后，长三角“三省一市”形成了怎样的经济发展共同体？金融协同在其中又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许多问题引发了普遍关切。
一、从构想到讨论交流，再到切实行动，长三角一体化并非“横空出世”
长三角一体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从构想到讨论交流，再到切实行动的内生发展逻辑。事实上，长三角的一体化发端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12月，时任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叫“上海经济区”，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撤销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成立6周年的“上海经济区”宣告流产。
“长三角城市群”一词进入大众视野是在1992年，最初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14个地级市，后又分别在1996年纳入泰州，2003年纳入台州，最终以江浙沪16城市为主体形态的长三角城市群最终得以形成。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25个地级市，在原有16个城市的基础上，加进了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
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在2省1市25城市的基础上去掉了江浙的一些城市，同时将安徽省的8个城市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最终的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泰州、扬州、盐城、镇江、常州，浙江省的杭州、湖州、嘉兴、宁波、舟山、绍兴、金华、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总数为26个地级市。
从“雏形”到最终“成形”，“长三角一体化”不断扩容、调整，最终在2018年11月进博会开幕式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言中提到，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完成最后一次升级，前后耗时36年。这一决策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被提到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同的高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上的重要一环。
进入2019年后，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政策消息则出的更为频繁。概因《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要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框架。三年行动计划覆盖了交通能源、科创、产业、信息化、信用、环保、公共服务、商务金融等12个合作专题，并聚焦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济互保、产业协同创新、信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7个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批项目化、可实施的工作任务。
二、上海“龙头”引领，长三角“三省一市”形成强劲经济发展共同体
长三角“三省一市”合作历来具备一体化发展的天然优势，内在具有发展的共同体纽带。首先，长三角交通基础设施完备，地理区位互联互通，已形成网络化和高速化的特征。长三角共有17个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里程均突破10000公里，跨江跨海大桥相继建成通车，极大地缩短了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3小时经济圈”空间范围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大部分地级市，可达性水平全面提升。其次，长三角地域文化相通相融。海派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和徽文化等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同时也具有崇文崇教、崇工崇商、兼容和谐、开放创新的共性。三省一市还同属吴语方言区域，有利于增加居民本地化意识，加速人才大量流动，加强经济相互协作，促进长三角的合作发展。再则，长三角地域产业结构互补、产业布局协同，各地支柱产业协调发展。与珠三角、津京冀相比，长三角优势产业布局更偏向上中游电子信息、电气设备、装备制造等产业。长三角还聚焦“科技+”，积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等新兴产业。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来，长三角一体化渐入佳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签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长三角协同优势产业基金正式成立，“上海大都市圈”规划启动等等，一系列务实举措，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了强劲支撑力和驱动力。长三角一体化的雏形就是“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因此，启动“上海大都市圈”，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龙头效应至关重要。
单从经济上看，以上海为中心，如果加上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6个地级市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万亿元，接近长三角城市群GDP的一半，占全国GDP的10%；若缩小范围，以上海为中心，与平湖、嘉善、启东、海门、昆山、太仓、吴江7个毗邻县、市、区一起构成的上海毗邻区，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毫无疑问，上海大都市圈是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强核”。
上海市在经济实力、科创实力、国际竞争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带动城市及区域共同体发展作用强劲。其中，重在消除发展壁垒的“放管服”改革对民营小微企业扎堆的长三角地区更具参考价值。2018年，上海市开展以“一网通办”为重要标志的“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获得电力、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跨境贸易、纳税、登记财产等领域的办事和审批环节减少30.5%、时间缩短52.8%。
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在于最大程度地激发各城市内生动力、发挥城市间内部协同效应。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将“龙头”作用既要体现在引领上，又体现在服务上，更要在改革的路上先行先试，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过去三四十年间，随着区域合作的逐步推进，长三角地区“上海唱戏、苏浙皖搭台”并不鲜见。但是，已成功跻身国际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同时又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地带，长三角城市群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因此，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形成强劲发展共同体，既是全球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经验，也是国家确定的重大战略性共识。
三、抓住金融核心，通过金融一体化协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
长三角金融市场规模较大、体系完善。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金融市场规模约为93万亿元，约占全国金融市场规模的24%，超过京津冀和珠三角金融市场的规模。长三角已经形成由货币、外汇、股票、债券、黄金、衍生品、保险等市场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 另一方面，长三角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逐渐提高、直接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2017年，长三角社会融资规模为4.6万亿元，占全国社会融资规模的24%，同比增加12.57%。其中，直接融资规模6921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规模的52%。长三角金融市场支持产业直接融资的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企业上市方面，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共有1177家上市公司，覆盖所有一级行业；在产业基金方面，长三角规模较大的产业基金包括上海国方母基金、浙江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江苏省徐州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安徽产业发展基金等，目标规模在100亿元至1000亿元之间；在私募股权投资方面，；数据显示，2017年私募股权共投资10011个长三角项目，投资规模合计为757亿美元，长三角项目接受私募股权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分别占全国的31%和30%。
金融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进金融政策、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数据和信息、金融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是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内容。长三角金融发展优势与挑战并存，借鉴全球经验，发挥政府搭台合力、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充分用好资本市场、实现金融功能错位发展是可行的方向。
长三角金融协同在助推金融政策、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数据信息与金融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方面效果显著。其一，可依托顶层设计，以长三角各地金融集聚区的共建与发展为基础，推动长三角金融发展规划一体化。比如，通过长三角金融机构不断扩大网点布局和互设分支机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一体化。其二，借助资源整合，促进交易对象在长三角内自由交易，逐渐消除不同市场间交易价格的差异，消除长三角金融的套利空间。其三，发展数字经济，通过信息流推动长三角金融数据和信息的标准化，推进金融数据资源的统筹运用；通过大数据、智能风控来反欺诈和降低风险，提高金融平台的运营效率和安全可靠性。其四，加强交流合作，出台统一的金融人才政策，消除长三角内因各地金融产业发展程度不同形成人才鸿沟，打造长三角金融人才集聚地，提高长三角对金融人才的吸附能力。
据此，金融协同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可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第一，发挥政府搭台合力。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打造长三角直投基金、财富管理和金融国际化三大平台，即是要聚焦投资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协同相适应的资源发展新型项目，打造长三角财富管理大平台加强资产配置，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促进跨境交易、跨境并购、跨境产品等发展。完善长三角信息合作发展政策，从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三个层面共同建立长三角规范高效的金融协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用长三角”合作机制，形成区域金融机构监督和测评体系，实现风险互防互控。
第二，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大力发展长三角多层次金融市场，利用多样化金融工具提升长三角资产证券化率。建立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要素市场，发展和优化适应长三角发展的金融产品，培育和吸引金融市场多类参与主体。重点支持长三角平台式产业母基金发展，打造若干以长三角龙头上市公司为核心、产业超千亿元规模的优势新兴产业链。优化长三角地区产业链金融生态，围绕重点产业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开展产业整合，增加资本创造能力。积极引导“PE+上市公司+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产融发展新模式，推动上市公司进行产业整合；鼓励有产业链影响力的龙头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构建区域间良好的产业生态。
第三，错位发挥区域金融功能。强化长三角各地金融等级与城市等级的一致性，对三省一市分别进行金融功能定位，综合提升长三角金融竞争力。打造适应各城市产业发展的金融生态圈，形成区域内金融分工和互补。比如，或将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未来上海自贸区“自由港”的建设，把上海打造成为我国金融资源集聚中心、金融深化改革高地和金融对外开放窗口；借助互联网基因和私募基金的发展基础，浙江可定位为私募基金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江苏重点发展新金融和保险创新等金融领域；安徽结合“十三五”时期目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
（作者：刘功润博士，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