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全盘布局。在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基础上，“科创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某种意义看，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具战略眼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不明显，要实现高质量增长，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创新的轨道上来。在“4+1”五个中心建设中，科创中心建设是基础，也是“牛鼻子”，上海能否再领“科创中心”之先，决定着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的后劲和前景。
自2014年提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起，上海就一直举全市之力以实际行动打造新时代创新策源地，并努力辐射出全球影响力。按照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两步走”规划，“2020年前形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30年形成科创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最终目标是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历经五年征程，从思维突破到制度供给，从科研助力到成果转化，兼具包容、合作、共赢性质的科创中心建设“上海模式”不断孕育、成长。
一、将优势发挥到“极致”，形成强大吸虹效应
毋庸讳言，与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相比，国内许多所谓的科技创新中心并非实至名归。大量城市科技园区存在重复建设、低水平铺张、缺乏整合，其中既有规划不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因“单打独斗”受到创新资源流通的制肘。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必然要构建开放式科技创新网络，实现本地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直至与国际创新资源的互动互通。在这一点上，上海具有最接近全球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潜质。在许多方面，上海的优势非常明显：城市经济积聚的资本存量、人才资源，无可比拟的金融资本市场，以及规范的法制与开放环境。
从宏观层面看，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三大明显优势：
第一，创新资源的全面性。与国际、国内创新中心或创新城市相比，上海创新中心建设的突出特点在于，城市拥有较为全面的创新要素，其综合性及综合配套能力提供了创新水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尽管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但上海拥有研发、制造、销售、应用、全球要素配置能力等创新链上的几乎所有功能。
第二，具有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依托。上海与周边长三角城市群长期积淀形成的服务于全球的制造能力，使得上海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的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上海所依托的长三角制造业基地，科技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能力基础十分雄厚，区域内具备发达的高端服务业、商贸流通业，以及较为完善的科技市场和服务环境，在自由贸易区设立以后制度优势的确立、效应示范以及外溢效应明显，都为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机遇。
第三，具有与国际创新资源的融合基础。作为世界性城市，上海具备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门户与中心地位。上海本地的研发机构、跨国企业的研发部门与国际资本、人才、市场的互动能力较强。虽然上海本土科技原创企业数量较少，但拥有一大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研发总部集聚。单从2014年上海提出建设科创中心的起点看，当时在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有378家，其中1/3是世界500强所设立，70多家属于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研发中心。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上海实际上发挥着基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基地的全球研发网络节点功能。
在微观层面，上海优势还在于具有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可以依托的内在条件。比如，科研和教育机构相对密集，大型公共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启动较早，科技人力资源基础较为扎实，对于国内外优秀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再者，上海已形成了现代工业体系，同时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良好，贡献值和增速指标都不错。此外，政府宏观布局和组织实施能力突出，主动意识、危机意识强，在科创中心建设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制度供给。
上海历史形成的经济文化优势与国际化优势具有独特性，将其发挥到“极致”，势必形成强大的吸虹效应。尤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长三角城市群体的科技创新力量有望汇聚到上海，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形成强大的科技创新“内核”，进一步带动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
二、抓牢“人才”核心，打造科创人才高地
业以才兴，全球科创中心模式各异，没有既定的范本，但根本是要抓住“人才”这个核心。
营造科创中心建设的最优环境，归根结底是要围绕人才做文章，让真正的科技创新人才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要有具备吸引力的配套待遇，让科研工作者能够专注于创新，而不需要靠情怀去“耐住清贫”。比如，因为商务成本高导致人才流失、难觅，可以通过政策突破，政府提供补贴、减税等，为初期阶段的创业提供支持，并吸揽各方人才；对于短缺的人才，建议采取“技术移民”政策，可以优先解决对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重要作用的科学技术转化和科技服务业的人才。
科技创新的前提是知识创新，而人才资源是知识创新的源泉。在人才资源的挖掘、配置和管理中，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作用各不相同。相对于引进人才，人才的自主培养更为重要，是起到主体作用。因此，上海要更加注重培养具有现代科技创新素养的年轻学子一代，政府要积极为人才培养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通过制定法律确保人才政策稳定，形成稳定的人才供给。高校则更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建设跨学科协同创新实验室，通过以成果、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实践和常态化的区域、国际交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企业作为用人单位，需要通过提供优厚待遇吸引优质人力资源，如推行持股制度、绩效工资制度以及阶梯式企业福利制度等。
才因业聚，科技创新人才的高度集聚，离不开成就事业的大科学基础设施。比如，以张江地区为主要载体，上海集中规划和建设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再比如，通过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组建了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等一批创新功能型平台，积极推进材料基因组、太赫兹、量子通信等领域功能型平台规划布局，引导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转型升级。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若对标纽约、伦敦等全球一流科创中心，上海在一流科创人才的数量、质量上仍显不足。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上海世界知名大学和高水平研究机构相对匮乏。上海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影响力也较弱，上海只有极少数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国际重要科研社团具有实际影响力；我国本土科学家在国际权威科学院中出任外籍院士的数量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印度；获得国际性权威科技奖的人数寥寥无几。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环境”，这里的“环境”建设既包括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也包括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所有这些“环境”建设都旨在消除影响“政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行动有效性和效率的各种障碍，让科技创新人才“心安、气顺、劲头足”。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人才高地自然会水涨船高。
三、借鉴“硅谷模式”，激活全社会自主创新动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核心城市带动模式和多中心齐头并进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很显然，上海立足“上海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应该采用核心城市带动模式。
从政府发挥的功能来看，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没有通用的策略。在美国两个著名的科技创新中心纽约与硅谷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法律、政策、税收、金融、公共服务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在技术创新路径选择、创新要素配置、技术转化与落实等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做好宏观规划与引导，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加强立法执法，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硅谷模式”是全球科创中心公认的典成功模式之一，以之为观察样本，可以对上海的科创中心建设带来启示。硅谷是以企业主导科技创新发展的典范，硅谷内上千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实验室，有些企业甚至是作为创新技术的中间试验室而发展起步。企业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而开展的科技创新活动，在通讯器材、软件和科学研发服务业显示出了巨大的“企业科技强度”。
硅谷模式的特点突出表征为：其一，高效的产学结合方式。自从“硅谷之父”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工业园——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输送了大量的创新人才。惠普公司、苹果公司、硅谷图形公司、雅虎公司等大量的硅谷公司均由其毕业生创建。斯坦福为硅谷培养了大批的创业和创新人才，硅谷也积极借助斯坦福对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快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其二，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硅谷形成了一个中小产业的企业集群，企业之间既有市场竞争关系，还有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即模块化的分工。比如，Intel公司主要生产芯片，Sharp、NEC主要集中于显示器领域，各大计算机制造商从市场购买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模块化正是实现这种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过程的有效策略。
其三，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硅谷的文化鼓励创业，而它的风险投资体系保障了个人创业的实施。在硅谷发展早期，美国政府经常充当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积极鼓励硅谷的创新和发展。其后，随着硅谷的发展，风险投资逐步兴起，在斯坦福大学附近集中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
其四，庞大的面向创新的非正规社会网络。硅谷在企业中往往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企业之间存在经常性的人员流动。大量的技术移民扎根硅谷，与其母国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部分移民回国创业后，又与硅谷形成新的联系。由此形成庞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成员共享创新理念、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
“硅谷模式”对当前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至少有三大启示：
一是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需要很好地结合市场需求。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产学研”结合，但是一直存在责权界定模糊、缺少产业技术层面战略合作、政府引导不足、缺乏金融支持等问题。从上海政府层面来讲，积极引导与促进上海科技创新“产学研”的推进，要完善政策，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和高校“牵线搭桥”，实现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发展主战场的战略拓展。比如，在浦东张江，可成为更多的科研院所集聚地。
二是企业集群间构建良好的合作生态。产业需要形成拳头效应，离不开分工协作。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走过5年征程，开启2.0版本之后，在基本形成科创中心框架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建设发展，这就意味着，科技创新产业园区要从粗放型发展的路径上转到内部产业集群的生态建设上了。
三是金融支持科创中心建设。上海科技金融活力不断迸发，金融业要支持自主科技创新，就是要探索和建立健全有效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这既包括适应各类市场主体，开展自主科技创新，进入快车道融资所需要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及适应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加快自主科技创新金融融资所需要的直接融资体系。
如果说创新是进步的基因，那么环境就是培植的土壤。无论是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创新链条平台的打造，还是金融重点支持、政府放松管制的退出，最终都在为激活创新主体这个“源头”服务。作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的“试验田”，上海政策供给、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方向，就是要真正松绑科技创新主体的“手脚”，以营造最优上海科创环境，激活全社会自主创新动能，最终建设成最具上海特色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作者：刘功润博士，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