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2月8日，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
保罗·沃尔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卡特及里根政府的美联储主席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
他是美国1971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和当今全球浮动汇率体制的主设计师，也是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的美方官员。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
在1979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沃尔克用高利率和货币紧缩政策来遏制高通胀，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期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他对通胀及其预期的强调、对金融机构在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反思，都对美联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与日本前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一书中，沃尔克先生回顾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几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揭示这一系列经济事件关键转折点的幕后真相。
本文是保罗·沃尔克2014年5月在华盛顿特区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年度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整理自《时运变迁》，原文标题《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译者于杰，有小幅删节。
几周前，迪克·德布斯说服了本不情愿的我，再度参加一次公开会议。而刚一答应，躲不掉的问题来了：“保罗，我们需要你发言的题目。”
那么，在关于市场、形形色色的金融改革甚至“沃尔克规则”本身的所有话题中，我能谈些什么新鲜的或让人兴奋的东西呢？
“布雷顿森林”这个词组，似乎仍会勾起某种怀旧情结，对一个更为有序、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金融稳定、各国间紧密合作的世界的追忆。在大萧条和“二战”这两次灾难过后，至少还有对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相关的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希望。
这里没有人真的参与过布雷顿森林会议，但那是五十多年前，我作为一名低级别官员进入财政部时所处的时代。无论理念上还是实践中，“布雷顿森林”的原则当时都完全主导了财政部的思维和政策。贸易的恢复、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对经常账户管制的取消，带来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持续增长和稳定。
即便在那时，压力和紧张也是常有的事，但对新体系强烈的责任感占了上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潜在的资金实力提升了，互换协议的网络建立了，财政部甚至借入了一些外币资金！今天的“量化宽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已有先例，只是规模较小。60 年代初，随着短期利率上升，“扭曲操作”被用来保持长期利率的低水平，至少部分起到保护美元的作用。更为突出的是，美国还对资本输出采取了很多管制措施。
美国物价稳定，而且贸易及顺差可观，使用可兑换成黄金的美元作为体系中心，也就很少受到质疑。
当我 1969 年回到财政部，并刚好置身处理货币事务的第一线时，这些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考虑欠佳的越南战争及其财政和政治后果，动摇了金融基础。一种悄然发生的思想转变也越发重要起来。罗伯特·特里芬指出了基于某种单一货币建立货币体系并提供国际流动性的终极两难，颇令人信服。特别提款权的设计就是对这类批评的回应，但特别提款权有限的数量及承诺并不足以抑制担忧情绪的蔓延。
更广泛地说，一种“固定但可调整”体制的原理遭到了质疑。后来，这些疑虑被一个更为庞大的理论框架强化了。“有效市场”和“理性预期”的原理似乎在暗示，一个金融体系稳定、有效的机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会依赖，实际上通常应该独立于官方规则和安排。
无论理论怎样变化，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重新调整（在我看来是大规模地重新调整）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间汇率关系的需要日益明显，而那个时候，美元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关系首当其冲。暂停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不可避免地成为引导调整的过渡性手段，尽管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种种努力，不管是史密森会议上三心二意的推动，还是二十国委员会在之后谈判中全心全意的追求，最终都失败了。实际结果是一种浮动汇率体制，而对很多人而言，这一体制是意识形态的胜利。不知何故，从理论和便利角度出发的政治观点认为，各国金融和经济政策间的差异，竞争力和通胀率的变化，都可以而且将被汇率的有序波动顺利消解。国内政策服从外部影响的必要性，也能够大大降低，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主权的维护。
对管制、官方干预货币市场甚至国家储备积累的任何需要，都将大幅减少，乃至消失。实际上，即便不采取某个通用的浮动方法，这种“体系”（或者像许多人那样谓之“无体系”）也能有效运行。事实上，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很少在该“体系”的管理中发挥作用，一种混合体系，包含了大量浮动、一些固定、一些“悉听尊便”，发展了起来。偶尔为促成汇率协调管理付出的努力——显著表现为 20 世纪 80 年代广为人知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其实是对各国主张的回应，而基金组织本质上就是一个旁观者。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认同，摒弃一个在规则基础上协调管理的货币体系，并没有带来很大成功。至少在现实中，国际金融危机似乎还是那么频繁，而且在妨碍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更具有破坏性。
尤其是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遇了不如意的十年通胀，并以滞涨告终。尾随而至的是 80 年代拉美债务的重大危机。这十年在后期发生了一次紧张的银行业危机，接着是一次新的墨西哥危机，然后就是非常严重和极具破坏性的亚洲危机。不到十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和影响程度，又被 2007—2009 年的金融危机和严重衰退盖过了。画面并不好看。至少，我们已经被提醒，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尽管可能是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却也容易引发危机。这类市场越是复杂，越是相互关联，越是不受政府规制，其共同风险就越大。
多年来，其好处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增长和减少贫困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因工业化国家增长和生产率放缓导致的担忧。
我们都能列举一长串金融危机元凶的名单：过度的杠杆，被畸形的补偿扭曲的激励机制，制度性监管的缺陷，纯粹的贪婪，对房价上涨毫无根据的信心，等等。我要说的是一个似乎被忽略的问题。在市场和机构的一切不当行为中，所有的监管疏漏，首先是关于国内经济政策潜在失灵的合法性问题，缺少一个运行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便是一个诱因（或起因）吗？具体地说，是国际监管、融资纪律和汇率管理的缺位，使得甚至是鼓励国际收支以及国内经济不可持续的失衡持续了太久吗？
比如，许多人就将矛头直指 21 世纪初几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巨大的国际收支失衡。这些失衡被轻易通过融资解决。结果，美国得以保持低利率的高度流动性，尽管国内储蓄事实上消失了。次级抵押贷款现象就是一个衍生品。
有效的调整机制在哪里？冒着最终崩溃的危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嚣张的特权”，也是造成“拖拉”的“致命诱惑”——一个及时调整政策的障碍吗？
欧元区（相当于一个完全的固定汇率体制）当下的艰辛带来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教训。一种允许资金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的单一货币，不能替代一个缺位的统一银行体系，也无法激励有节制的国内经济政策加以配合。
或者，思考一下（当时）两个最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之间汇率浮动的另一种极端情况。在竞争状态和价格水平几无变化的八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汇率达到了 125，跌到了 80，又回到 100 这一接近平均值的水平，讽刺的是，却发生在波动了 50% 之后。
这些都是一个请求的长篇导言，请求关注一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它值得我们花时间。
无疑，那些必要的零散调整，正在表现为大力规范商业银行资本金要求，以及首次采用流动性标准。商业银行系统之外对官方监督和管制的需求被广为接受，尽管距离具体操作的形成和规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针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濒危金融机构处理问题，正在努力探索一种共同方案，难以想象一个仅限于国内解决的方案也能取得任何成效。
在危机期间的 2008 年和 2009 年，对于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二十国集团内部在理念上达成了共识。于是，市场上出现了有一定协调性的官方干预，且声势浩大。中央银行间的合作为应对外汇市场压力发挥了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核心国家的中央银行官员仍在提供庞大的流动性。但这些措施其实算不上结构性改革。
眼下，尽管美联储打算实施的政策调整只是小规模的，新兴小经济体却已提出了市场敏感性的新问题。虽然那些国家部分官员的顾虑和抱怨似乎夸张了点儿，短期资本流向的波动，即便仅是由于对政策的理解出现了细微变化，也确实会导致重大问题。而且，工业化国家形势和政策的重要变化，无疑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范围的反响。
那么，假使你同意我的顾虑，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发问：这个分析将引向何方。更合理地协调自由开放的市场与独立的国内政策，在此过程中维护符合共同利益的市场和经济稳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或者可能是各种方法的组合）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我今天无法给出肯定和实用的答案。我真正了解的是，政府目前没有必要的分析和周密的方法，可以用来赢得关注和支持。
二十国集团建立在总统和首相的高规格基础上，已成为一项政治成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的调整被一致通过，在实现其治理结构和决策的政策合法性方面，同样是意义重大。但这些还不够，没有就所需的货币改革及相应的操作方案达成重大共识，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离那个共识还很远。但目前可行的是，为那些方案奠定理论基础，比如能够识别和限制旷日持久且最终无法持续的各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方案。我们应该能够在一个广阔范围内，以一种防止与有序调整相背离的极端变化的方式，管理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我们能够也应该考虑采取方式方法，鼓励甚至支持所需的国际收支平衡我也不会反对重新评估一种单一国家货币作为主导国际储备和贸易的工具使用的问题。比如，我们是想鼓励，还是阻止像区域贸易和货币区这样重要的发展？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我们差得太远了。但肯定的是，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一系列事件已然提出了一些被忽略了数十年的基本问题。
我们可能逃过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的重演。尽管世界局部地区有着诸多政治混乱，侥幸的是，我们仍然逃过了，勉强逃过了一次有损主要经济体和必要合作的金融崩溃。但显然，那还不够。
发生的一切强化了我们通常的断言：一个强大、创新和稳定的金融体系，对贸易的开放及所有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参与这样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有益体系，就意味着一定的责任。
很久以前，沃尔特·白芝浩从经验中简单总结了一个教训：“金钱不会自我管理。”当时，他通过《经济学人》的平台向英格兰银行喊话。今天，是我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要求一定程度的合作和协调，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在国际层面始终缺席。
在迎接这一挑战时，我们能不恢复我曾于五十年前了解的，体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划、协商和管理过程中的精神和信念吗？我们今天的主办方——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点起了蜡烛，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
“沃尔克规则”：保罗·沃尔克在担任奥巴马政府经济复兴委员会主席时提出，于 2010 年 1 月由总统奥巴马公布，并被纳入同年 7 月通过的《多德 – 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国通称《多德 – 弗兰克法案》）第 619 节，是对美国 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确立的允许商业银行混业经营这一原则的重要修正，旨在限制商业银行从事对其客户不利的自营交易、综合交易等投机性投资活动，强调风险隔离、审慎监督。但出于种种原因，相关规定的实施一直被推迟。2018 年 5 月，美国监管机构开始着手修改该规则，普遍认为其相关条件会被放松。
布雷顿森林委员会：1983 年成立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组织，依据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福勒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尔斯·沃克分别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所达成的协议。该委员会最初的宗旨是提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其他主要发展银行及其行动在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与促进金融稳定方面的意识。其成员均为各界名流，由各国金融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商界领袖和学术精英组成，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为其名誉联合主席，保罗·沃尔克亦为其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