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可能多次降准降息?光大策略会提出:2020年要“避重逐轻”

作者: 刘华
未来10年中国经济驱动力在于“数字经济”

光大证券在宏观年度报告中指出,2020年“紧信用”大方向不变,中国金融周期继续下行,在金融周期下半场,轻资产行业表现相对亮眼,明年中国资本市场或“避重逐轻”。

短期内猪肉继续推升通胀,但2020年政策偏松态势不改,明年可能多次降准降息,尤其是一季度专项债提前发行需要货币政策配合。

光大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下个10年驱动中国经济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是“数字经济”。

他表示,目前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但由于数字经济有很多是无形资产,在计算GDP时没有办法准确统计,建议不要太关注经济增长。

彭文生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是劳动友好型的,这既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缩小收入差距。

2020年避重逐轻

光大证券张文朗等在2020年宏观经济展望中指出,明年中国金融周期继续下行,亮点不在总量,而是轻重资产行业动能转换带来的点点生机。

其中,轻资产占比高的行业中,既有研发投入要求较高但抵押品较少的企业,也有受益于人口规模和政策支持而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

张文朗等认为,短期内猪肉继续推升通胀,但无碍货币偏松。

“2020年可能多次降准降息,尤其是一季度专项债提前发行需要货币政策配合。”

张文朗等分析表示,预计2020年基建小幅改善,但库存周期开启或需时日。

“市场普遍关注的补库何时开启以及力度多大均有待观察,2020年GDP增速或放缓,但轻资产行业主导的创新呈现资本与劳动互补的特征,劳动力市场或不会明显恶化。”

同时张文朗等指出,预计基建增速前高后低,虽然对相关重资产行业带来支撑,但从全年大方向看,不管是金融周期下半场的国际经验还是海外投资者对A股轻资产行业的偏好,都意味着轻资产行业的机会或更可持续。

与此同时,测算的资金利差预示着国债利率有下行空间,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利率方向或更清晰,而重资产行业的信用风险可能大于轻资产行业。

未来10年看数字经济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表示,过去20年的前10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之后开始明显消退;近10年中国经济主要靠地产和金融扩张拉动,现在已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紧缩期。

他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周期下半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将是数字经济。

彭文生指出,官方正式文件中已经提出数据是新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二是参与收入分配。

与资本和劳动力相比,数据这个生产要素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根本性的差别是数据的非竞争性。

传统的商品比如石油、土地,一个人使用了,另一个人就不能用;但数据不同,今天信息的复制和传输成本几乎为零,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使用,边际成本几乎是零,比如APP和医疗数据等。

“非竞争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经济活动的规模增加、范围扩大带来效率的提高。”

数字经济还有来自需求端的规模效应,这是传统经济分析比较陌生的概念,说的是网络带来的需求增加效应。

此外,彭文生指出,垄断有两种,一种是技术进步或创新带来的市场影响力或行业集中度上升,这是一种“好”的垄断,虽然创新者获得超额收益,但这和效率的提升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类是因为自然力量或政府政策比如监管形成的垄断,垄断在获得超额收益的同时不提高效率甚至损害效率,这就是“坏”的垄断。

土地供给的垄断就是典型的“坏”的垄断。

“数字经济平台在开始阶段是“好”的垄断,是与创新紧密联系的,但到了一定规模后是否阻碍竞争就有争议了。”

中国是劳动力友好型

彭文生表示,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但有很大不同。

美国是资本偏向型数字经济,中国是劳动偏向型数字经济,反映了两国在人口规模和密度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异。

具体来说,与美国相反,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偏向劳动,是劳动友好型的,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似乎是一致的。

彭文生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机器替代人,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受损;在中国虽然也有机器替代人的担忧,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外卖、快递、钟点工等创造的就业机会,而且这些工作带来的收入往往超过传统制造业。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尤其有帮助。

全国经济普查显示,过去几年中国的个体经营户快速增长,除了与登记制度改革有关,也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关。

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

彭文生指出,数字经济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忽略数字经济,只看传统的人口和有形资本显然会过度悲观。

GDP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指标体系。

虽然无形资产投资的重要性上升,但其统计和估算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范,所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的准确性下降。

就当前来讲,争论GDP增长是否应该“保6”意义不大,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GDP的重要性下降,我们更应该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

数字经济在中国偏向劳动,在美国偏向资本,中国的供给过剩问题应该比美国要轻,CPI通胀不会像单纯从人口、金融周期角度判断的那样下降那么快。

从过去几年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伴随着CPI/PPI上升,这也体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缩小、财富差距扩大,创新带来部分资本回报上升和劳动者收入上升。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也有重要影响,创新带来的先发优势使得中国开始出口无形资产。今年10月份在印度Google Play商店最受欢迎App,其中有5个是中国的。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人口密度高,平台经济在印度也应该有类似的发展潜力。中国数字经济平台在本土形成的优势,为在全球市场尤其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提供了基础。

此外,数字经济天然和直接融资联系在一起,不利间接融资。

就间接融资来讲,数字经济促进普惠金融,降低信贷对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依赖,有利于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降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这些都有助于促进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和去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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