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证券在宏观年度报告中指出，2020年“紧信用”大方向不变，中国金融周期继续下行，在金融周期下半场，轻资产行业表现相对亮眼，明年中国资本市场或“避重逐轻”。
短期内猪肉继续推升通胀，但2020年政策偏松态势不改，明年可能多次降准降息，尤其是一季度专项债提前发行需要货币政策配合。
光大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下个10年驱动中国经济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是“数字经济”。
他表示，目前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但由于数字经济有很多是无形资产，在计算GDP时没有办法准确统计，建议不要太关注经济增长。
彭文生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是劳动友好型的，这既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缩小收入差距。
2020年避重逐轻
光大证券张文朗等在2020年宏观经济展望中指出，明年中国金融周期继续下行，亮点不在总量，而是轻重资产行业动能转换带来的点点生机。
其中，轻资产占比高的行业中，既有研发投入要求较高但抵押品较少的企业，也有受益于人口规模和政策支持而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
张文朗等认为，短期内猪肉继续推升通胀，但无碍货币偏松。
“2020年可能多次降准降息，尤其是一季度专项债提前发行需要货币政策配合。”
张文朗等分析表示，预计2020年基建小幅改善，但库存周期开启或需时日。
“市场普遍关注的补库何时开启以及力度多大均有待观察，2020年GDP增速或放缓，但轻资产行业主导的创新呈现资本与劳动互补的特征，劳动力市场或不会明显恶化。”
同时张文朗等指出，预计基建增速前高后低，虽然对相关重资产行业带来支撑，但从全年大方向看，不管是金融周期下半场的国际经验还是海外投资者对A股轻资产行业的偏好，都意味着轻资产行业的机会或更可持续。
与此同时，测算的资金利差预示着国债利率有下行空间，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利率方向或更清晰，而重资产行业的信用风险可能大于轻资产行业。
未来10年看数字经济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表示，过去20年的前10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之后开始明显消退；近10年中国经济主要靠地产和金融扩张拉动，现在已进入金融周期下半场紧缩期。
他认为，在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周期下半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10年发展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增因素将是数字经济。
彭文生指出，官方正式文件中已经提出数据是新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二是参与收入分配。
与资本和劳动力相比，数据这个生产要素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根本性的差别是数据的非竞争性。
传统的商品比如石油、土地，一个人使用了，另一个人就不能用；但数据不同，今天信息的复制和传输成本几乎为零，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使用，边际成本几乎是零，比如APP和医疗数据等。
“非竞争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经济活动的规模增加、范围扩大带来效率的提高。”
数字经济还有来自需求端的规模效应，这是传统经济分析比较陌生的概念，说的是网络带来的需求增加效应。
此外，彭文生指出，垄断有两种，一种是技术进步或创新带来的市场影响力或行业集中度上升，这是一种“好”的垄断，虽然创新者获得超额收益，但这和效率的提升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类是因为自然力量或政府政策比如监管形成的垄断，垄断在获得超额收益的同时不提高效率甚至损害效率，这就是“坏”的垄断。
土地供给的垄断就是典型的“坏”的垄断。
“数字经济平台在开始阶段是“好”的垄断，是与创新紧密联系的，但到了一定规模后是否阻碍竞争就有争议了。”
中国是劳动力友好型
彭文生表示，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但有很大不同。
美国是资本偏向型数字经济，中国是劳动偏向型数字经济，反映了两国在人口规模和密度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差异。
具体来说，与美国相反，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偏向劳动，是劳动友好型的，这和我们直观的感觉似乎是一致的。
彭文生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机器替代人，普通劳动者在技术进步中受损；在中国虽然也有机器替代人的担忧，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外卖、快递、钟点工等创造的就业机会，而且这些工作带来的收入往往超过传统制造业。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尤其有帮助。
全国经济普查显示，过去几年中国的个体经营户快速增长，除了与登记制度改革有关，也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关。
数字经济的宏观含义
彭文生指出，数字经济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忽略数字经济，只看传统的人口和有形资本显然会过度悲观。
GDP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指标体系。
虽然无形资产投资的重要性上升，但其统计和估算还没有形成体系和规范，所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的准确性下降。
就当前来讲，争论GDP增长是否应该“保6”意义不大，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GDP的重要性下降，我们更应该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
数字经济在中国偏向劳动，在美国偏向资本，中国的供给过剩问题应该比美国要轻，CPI通胀不会像单纯从人口、金融周期角度判断的那样下降那么快。
从过去几年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伴随着CPI/PPI上升，这也体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缩小、财富差距扩大，创新带来部分资本回报上升和劳动者收入上升。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也有重要影响，创新带来的先发优势使得中国开始出口无形资产。今年10月份在印度Google Play商店最受欢迎App，其中有5个是中国的。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人口密度高，平台经济在印度也应该有类似的发展潜力。中国数字经济平台在本土形成的优势，为在全球市场尤其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提供了基础。
此外，数字经济天然和直接融资联系在一起，不利间接融资。
就间接融资来讲，数字经济促进普惠金融，降低信贷对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依赖，有利于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降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这些都有助于促进金融周期下半场调整和去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