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项目,都投向了哪里?

来源: 长江宏观固收赵伟团队
东、西部地区计划投资规模较大;重大项目以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新老基建、民生等多点推进,浙江、广东等基建投资占比较高。

摘要

稳增长加码下,大部分省市已公布今年重大项目建设计划。作为各地重点推进的项目,主要在哪些领域发力、对扩大内需的贡献等,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东、西部重大项目规模较大;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新老基建、民生等多点推进

地方重大项目计划投资规模较去年小幅增长,其中东、西部地区计划投资规模较大。截至4月21日,已公布的计划总投资近47万亿元、当年计划投资7.6万亿元,可比口径分别较去年增长2.5%和5.2%。分地区来看,东、西部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居前、均超3万亿元,陕西、云南、海南当年计划投资低于去年。

重大项目以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新老基建、民生等多点推进。项目类型来看,产业数量占比最大、达48.3%,基建和新基建占比分别为27.6%和6.5%,其余为民生、环保和能源等。其中,河南等产业项目较多,主要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升级;湖南、江苏等中东部新基建占比较高,以城铁、轨交等为主。

政策和项目质量保证下,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多超额完成,对总投资贡献提升

产业项目由企业主导,基建和民生项目较为依赖财政;政策支持和项目质量,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保障。从宁夏等地项目资金来源看,产业项目几乎不需要政府出资,基建和民生财政资金超30%。重大项目多有融资等政策支持,同时项目质量较高,使得项目落地情况较好,过去两年投资完成倍数平均1.1-1.2倍。

重大项目对总投资贡献有所提升;财政平衡压力下,非重大项目落地情况,可能是影响总投资的重要因素。可比口径下,19个省市重大项目计划投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的比重,从2017年的10.6%抬升至2019年的12.6%。投资不确定性,或主要来自非重大项目落地情况,可能受财政收支、企业盈利等掣肘。

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意在托底而非强刺激,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

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意在托底而非强刺激;逆周期调节政策,“重基建、轻地产”、加快产业转型。从近期会议定调、地方重大项目特征来看,稳增长结构性发力、意在托底,并非“重走老路”强刺激;基建投资“喜新不厌旧”,房地产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产业层面加快传统行业升级、积极培育新动能。

高杠杆背景下,走传统刺激的老路行不通;近年来政策重心一直在调结构,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经历前几轮稳增长,持续抬升的杠杆对经济行为和政策空间的压制逐步凸显,新增融资大部分用于“借新还旧”。政策重心早已转向调结构,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注重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平衡。

风险提示:

1. 海内外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变化;

2. 统计过程中可能的偏误和遗漏。

正文

稳增长加码下,大部分省市已公布今年重大项目建设计划。作为各地重点推进的项目,主要在哪些领域发力、对扩大内需的贡献等,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地方重大项目,并不只是基建

总投资小幅增长,东部增长较快、西部规模居前

2月中下旬以来,各地密集公布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广东、云南等东、西部地区计划投资规模较大。截至4月13日,除吉林省外,其余省市公布部分或全部省级重大/重点项目建设计划[1];其中,广东、云南等21[2]个省市公布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合计接近47万亿元;广东、福建等22[3]个省市公布2020年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合计7.6万亿元。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计划总投资与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均最大,分别达20.9万亿元和3.2万亿元,东部次之、当年计划投资规模也超过3万亿元;具体省市来看,广东、云南、四川、福建、陕西等省市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居前。

相较2019年,计划总投资和当年投资规模均小幅增长;已公布具体规模的省市中,只有陕西、云南、海南当年计划投资规模低于去年。截至4月13日,广东、云南、四川等14个省市公布了近两年计划总投资规模,2020年合计39.8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2.5%,其中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较2019年正增长,其余均负增长;河南、贵州、广东等18个省市公布了近两年当年计划投资规模,2020年合计7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5.2%,只有陕西、云南、海南负增长。

重大项目建设周期以3、4年居多,使得重大项目计划投资以在建项目为主,甘肃、河南等中西部省份新开工占比较高。广东等8个省[4]公布项目建设周期,建设周期为3年和4年的最多、平均占比达48.8%[5],建设周期5年以上的平均占比为31.7%。较长的建设周期,使得重大项目以在建项目为主,已公布的14个省市数据显示,在建项目平均占比超过50%,浙江和上海占比均超过70%;新开工项目平均占比为28.7%,甘肃、河南和重庆等中西部省份新开工占比较高,其中甘肃最高达53.8%。

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新老基建、民生等多点推进

大部分地区重大项目数量以产业项目居多,浙江、广东等基建投资占比较高。从数量占比来看[6],已公布数据的20个省市产业发展占比平均水平为48.3%,其中,河北最高、达86.8%,新疆最低、为19.2%;基建占比平均水平为27.6%,重庆、山西、湖南等中西部,及广东、上海等东部地区基建占比超过35%;此外,内蒙古农业、福建生态环保、新疆和浙江能源项目占比较高。从规模占比来看,已公布数据的8个省市,产业发展占比平均水平为43.1%,与项目数量占比较为一致;基建占比平均水平39.3%、高于数量占比,或缘于基建单个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其中浙江、广东基建占比均超过55%。

代表省份来看,产业项目主要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等转型方向,及当地传统行业升级等领域。河南、河北、内蒙古和江苏等省市产业项目数量居前,其中,河南产业项目以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转型发展项目为主,并推动材料、化工等传统产业升级;河北支持钢铁行业产业升级改造,同时加大对特色产业、高端制造、信息化方面投入;内蒙古和江苏产业项目明确划分了战略新兴产业,数量占比分别达31.2%和51.6%,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服务投入占比也较高。

基建项目以传统基建为主,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领域。从数量占比来看,20个省市基建和新基建[7]占比平均水平分别为27.6%和6.5%。从广东、四川和湖南等基建占比较高地区来看,基建主要投向铁路、公路、能源、水利、信息基础设施等,大部分为传统基建范畴,例如,广东重大项目中城市建设、公路和铁路合计占比达80.3%;四川的交通与城市建设项目占比达71%,园区建设占比也较高、达17.6%;湖南重大项目中交通占比达68%,能源占比也较高、达18.7%。

湖南、江苏等中东部地区新基建占比相对较高,以城际铁路、城市轨交等为主。分地区数量占比[8]来看,东、中、西部新基建占比均值分别为6.7%、9.3%和5.9%;其中,湖南占比最高、达13.1%,青海、江苏、北京新基建占比超过10%,贵州、广西、福建等新基建占比低于5%。细分类来看,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占比居前、合计达54.2%;高压和特高压占比也较高、达21.9%,集中在江西、山西、新疆和青海等中西部地区。

此外,部分东、西部地区民生项目较多,主要涵盖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整体来看,民生项目数量占比不高、平均水平在13.3%左右,其中北京、广西、新疆等部分东、西部地区民生项目数量占比超过20%。代表性省份来看,广西民生项目主要涵盖教育、卫生、棚改等,其中教育和医疗合计规模占比36.9%;北京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数量占比较高,合计达44%;新疆民生项目涵盖城镇建设、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

投资不确定性,或来自非重大项目

政策支持和项目质量,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保障

从部分地区项目资金来源看,产业项目以企业自筹为主,基建和民生项目较为依赖财政。重庆将重大项目分为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其中区域协调发展、产业、乡村振兴项目以市场主导为主,基建和民生项目以政府主导为主。与重庆类似,广西[9]产业和能源项目以市场化的企业自筹为主,基建、民生、生态环保和农业相关项目,政府相关融资占比较高。宁夏[10]重大建设项目中,基建和民生项目明确为政府资金[11]的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38%和41.2%,产业项目中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合计占比接近100%;宁夏重大预备项目中,民生项目更为依赖财政支持、地方政府统筹资金占比高达70.9%。

重大项目多有融资、用地保障、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稳增长加码下,专项债等进一步向重大项目倾斜。省级重大项目一般多会获得各地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补贴奖励、信贷支持、用地保障、争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等。稳增长加码下,为促进项目开复工、尽快形成有效投资,地方也积极支持安排专项债用于项目资本金、推动专项债支持项目建设等;指导开发性、政策性等金融机构加大对重大项目建设的信贷支持。

享受政策支持的同时,重大项目较高的准入标准,使得项目质量和建设落地等有保障。从部分省公开申报标准来看,对重大项目要求,主要围绕项目发展方向、建设条件、融资条件等方面展开。例如,地方政府多要求项目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中长期发展方向,符合环保要求;已经开工建设,或项目已备案或审批、建设用地、资金等建设条件基本落实;部分地区对项目投资规模、项目单位法人等也提出一定要求。

政策支持和项目质量保证下,重大项目投资落地情况多数较好。从部分地区已公布数据来看,过去两年重大项目投资实际完成额,均超过计划投资规模,2018年和2019年完成倍数均值分别为1.2和1.1倍。其中,2018年陕西超额完成幅度较大、完成倍数接近1.6倍,江苏最低、略微高于1倍;2019年山东完成倍数最高、接近1.3倍,贵州最低、略微高于1倍,大多数地区完成倍数在1-1.3倍。

重大项目的贡献提升,非重大项目影响不能忽视

近年来,重大项目对投资的贡献有所提升,尤其是对西部地区拉动作用较大。浙江、广东、贵州等19个省市重大项目合计计划投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2016年和2017年稳定在10.5-10.6%的水平,2018年开始明显抬升,2019年抬升至12.6%。分地区来看,西部重大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值最高、达35.9%,其余地区均值低于20%;除西部省份外,东部的北京和海南占比也超过30%。

重大项目投资占比的提升,或缘于结构性去杠杆对非重大项目的影响,及稳增长加码下政策向重大项目倾斜。结构性去杠杆背景下,重大项目融资尚有政策支持;而非地方债形式的平台融资明显收缩,及财政收支平衡压力的上升,可能对非重大项目投资落地形成一定拖累。而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稳增长加码,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和施工,使得重大项目投资增长较快。两方面共同作用,使得重大项目对总投资的影响增加。

重大项目贡献提升的同时,非重大项目对投资的影响不能忽视,可能受地方财政收支压力等掣肘。政策维稳下,3月发改委项目申报规模达30.4万亿元,显著高于前2个月均6.1万亿元,及去年单月最高22.8万亿元。政策支持和项目质量保证下,重大项目投资或延续此前较好的完成情况,而非重大项目落地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制造业项目,可能面临企业盈利下滑、投资意愿偏弱等;房地产项目,可能受到商品房销售等的拖累;而基建相关项目,或受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高杠杆等的掣肘。

理性认识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

稳增长意在托底,“重基建、轻地产”、加快转型

从近期会议定调、地方重大项目特征来看,稳增长结构性发力、意在托底,并非“重走老路”强刺激。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经济大幅下滑,同比降幅达6.8%,实现经济“翻番”目标的难度大幅提高。4月政治局会议,未提及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仅强调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对总量增长目标的表述有所淡化。重大项目投向特征,也明显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结构性发力的思路。

逆周期调节政策,呈现“重基建、轻地产”的总体特征,积极推动重大项目开工的同时,重申“房住不炒”。2月以来,政策大力推动复工复产,着重在基建领域发力。各地相继发布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计划,专项债为项目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超过70%用于基建领域。但和传统周期下“基建+地产”的刺激举措不同,本轮逆周期调节始终强调“房住不炒”,在大的政策立场上,未做实质性放松。

基建投资“喜新不厌旧”,鼓励“新基建”、“新动能”的同时,重提老旧小区改造、传统产业升级等“旧”投资。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出新老并重、“喜新不厌旧”的特征。政策支持引导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助推企业上云用云、以更加信息化的方式来生产运营。5G网络、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稳投资的新增长点。而在体量上,传统基建仍占主导,老旧小区改造、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也是基建投资的发力方向。

“房住不炒”的政策前提下,多地出台房地产调整政策,对房企进行纾困、提振居民购房需求。4月政治局会议重申了“房住不炒”,但也提出了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实际上,2月以来,多地通过放宽土地限制、预售要求,提供融资支持等方式,对房企纾困;部分地方对居民提供购房补贴和公积金支持,加大人才政策优惠、放宽购房户籍约束,积极提振居民的购房需求。全国3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收窄至14.1%,30城4月中旬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也修复至去年同期的80%左右。

政策注重在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

维稳加码的同时,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要求并未放松,政策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平衡。2月以来,央行、财政部等多次强调,确保项目建设的同时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等。不仅平台债务,专项债项目风险管理也有所加强,财政部关于专项债项目信息披露的通知要求,自4月1日起,新发专项债须以统一的表格形式展现项目核心信息,包括项目融资结构、收益分布、总收益与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比等信息。

高杠杆背景下,走传统刺激的老路行不通,稳增长空间和效果也受到一定掣肘。经过前几轮稳增长,持续抬升的杠杆对经济行为和政策空间的压制逐步凸显,城投平台融资以借新还旧为主,部分制约了地方稳增长的能力。作为地方财政重要补充,专项债使用效率也受到一定掣肘。在《近500个项目,解密基建投向》报告中我们发现,专项债支持项目的资本金比例远高于最低要求、平均在40%左右,项目配套融资主要来自专项债。

转型背景下,淡化总量目标、加快结构转型才是前进方向,需要更多从转型逻辑寻找投资机遇。2015年以来,我国进入加速转型阶段,政策重心已转型调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本轮稳增长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政策支持扩内需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产业转型,基建投资“喜新不厌旧”,鼓励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在转型背景下,加快结构转型才是前进方向;需要淡化总量目标,更多从转型逻辑中寻找投资机遇。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地方重大项目计划投资规模较去年小幅增长,其中东、西部地区计划投资规模较大。截至4月21日,已公布的计划总投资近47万亿元、当年计划投资7.6万亿元,可比口径分别较去年增长2.5%和5.2%。分地区来看,东、西部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居前、均超3万亿元,陕西、云南、海南当年计划投资低于去年。

(2)重大项目以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新老基建、民生等多点推进。项目类型来看,产业数量占比最大、达48.3%,基建和新基建占比分别为27.6%和6.5%,其余为民生、环保和能源等。其中,河南等产业项目较多,主要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升级;湖南、江苏等中东部新基建占比较高,以城铁、轨交等为主。

(3)产业项目由企业主导,基建和民生项目较为依赖财政;政策支持和项目质量,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保障。从宁夏等地项目资金来源看,产业项目几乎不需要政府出资,基建和民生财政资金超30%。重大项目多有融资等政策支持,同时项目质量较高,使得项目落地情况较好,过去两年投资完成倍数平均1.1-1.2倍。

(4)重大项目对总投资贡献有所提升;财政平衡压力下,非重大项目落地情况,可能是影响总投资的重要因素。可比口径下,19个省市重大项目计划投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的比重,从2017年的10.6%抬升至2019年的12.6%。投资不确定性,或主要来自非重大项目落地情况,可能受财政收支、企业盈利等掣肘。

(5)疫情冲击下的稳增长,意在托底而非强刺激;逆周期调节政策,“重基建、轻地产”、加快产业转型。从近期会议定调、地方重大项目特征来看,稳增长结构性发力、意在托底,并非“重走老路”强刺激;基建投资“喜新不厌旧”,房地产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产业层面加快传统行业升级、积极培育新动能。

(6)高杠杆背景下,走传统刺激的老路行不通;近年来政策重心一直在调结构,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经历前几轮稳增长,持续抬升的杠杆对经济行为和政策空间的压制逐步凸显,新增融资大部分用于“借新还旧”。政策重心早已转向调结构,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注重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平衡。

注释:

[1] 不同省市关于项目计划名称有所不同,有些称之为重点项目,有些称之为重大项目,下文如无特别说明统一称为重大项目,本文统计以省级项目为主。

[2] 广东、云南、四川、福建、陕西、河南、湖北、浙江、重庆、河北、新疆、安徽、天津、甘肃、黑龙江、海南、宁夏、青海公布2020年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内蒙古、广西、江西公布2020年第一批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青海公布2020年一季度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规模。

[3] 广东、云南、四川、福建、陕西、河南、浙江、重庆、河北、天津、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宁夏、贵州、西藏、北京、上海、江苏公布2020年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公布2020年第一批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广西、江西公布2020年第一批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青海公布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

[4] 包括广东、广西、重庆、浙江、河北、湖南、宁夏、青海,其中广西为2020年第一批重大项目计划,湖南为2020年第一、二批重大项目计划,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涉及广西和湖南相关数据均为对应批次。

[5] 本段文字所指占比均为项目数量占比。

[6] 结合各省重大项目名单,我们将重大项目分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与社会事业、农业与农村、生态环保、能源六大类。

[7] 我们统计的新基建范围包括: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高压与特高压、大数据中心、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基建有部分项目在此前分类中属于产业项目。

[8] 此处涉及新基建省市为22个。图13为了样本可比性只用了20个省市,不含甘肃和青海。

[9] 广西业主自筹包括:业主自筹、银行贷款;财政资金包括:上级资金、财政拨款、专项补助、中央资金、国家建设基金、自治区补助等;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资、PPP融资、未说明来源的其他资金。

[10] 宁夏地方政府统筹包括:自治区预算内统筹、市县政府投资、自治区财政拨款、银川都市圈建设奖补资金、市县自筹、市县整合资金、市县统筹引资;中央专项资金包括:专项建设基金、铁路专项建设基金、地方铁路建设专项债券资金、交通部车购税资金、专项债券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投资、中央财政资金、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中央财政补助;其他资金为未明确说明来源的其他资金。

[11] 包括地方政府统筹和中央专项资金。

[12] 主要选取了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词频统计样本,统计范围包括出清旧经济和培育新经济相关表述,词频统计以短句为单位。

本文作者:长江证券研究所赵伟、杨飞、来源:长江宏观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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