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流感1918：股市没那么糟

要点

新冠病毒造成的社会恐慌，远比不上100年前美国大流感给人类造成的绝望。①1918年大流感初起于美国哈斯克尔县，后随一战期间的美军调动，在不到半年内传至全球。大流感持续了三年，导致美国60余万人死亡，导致全球约1/3人口被感染、4000万到1亿人死亡，病患致死率约6%，全球总人口致死率约2%；②RNA病毒具有较强变异随机性，墨菲定律意味着高传染高致命病毒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短期难溯源特点，大流感一度被美国一些官员称为西班牙流感或宣传为德国人的阴谋；③以时任总统威尔逊为首的美国政府，几乎将全部资源集中于打赢一战，忽视了对大流感的防治，使得大流感下的人口大量死亡兼具天灾和人祸属性；④时任美国军队传染性疾病委员会负责人的沃恩，曾这样评价大流感：“如果这场流行病继续以这种加速度蔓延，……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文明将轻易地在地球上湮灭”。

炼狱下的1918年股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说明疫情恐惧导致市场下跌的逻辑不成立。1918年，道琼斯指数整体上涨。在1918年10月-1919年2月，大流感最致命的第二波来袭，美国多地出现隔离，道指下跌约10%，但难证明是令人绝望的疫情导致了股市下跌，因为1918年大流感和一战时间上重叠。实证分析表明，流感死亡率对于当时的股市实际回报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战争死亡率有显著影响。从政策经济周期角度看，企业盈利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是股市估值的锚。一战期间美国虽遭受了战争和大流感双重灾难打击，但美国货币增速与道指高度一致的走势依旧印证了股市长期是个称重机：称的是企业赚取货币化利润的能力。因此，在1918年第二波致命流感袭击期间，美股出现的下跌，更多的是反映了市场对战争结束后由财政赤字推动的货币扩张过程结束的担忧，而不是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绝望。

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我们对于新冠疫情阴霾笼罩下的股市并不悲观。需求侧：2020Q1货币供给逆势高增，股市市值/M2处于45%的历史分位，略有低估；供给侧：新冠病毒在总人口死亡率方面远低于1918年大流感，但经济冲击高于大流感，除了当前财政政策有待发力外，各国要么因为打的是遭遇战、要么因为傲慢与偏见，结果都不得不在应对病毒的第一阶段采取了大规模人员隔离的经济速冻方式来挽救生命。人类在第一阶段的阻击战中获取了较多经验，未来一到两个季度是病毒可能的缓和期，全球需要尽快加大生产，做好物资储备以应对病毒下一波可能的冲击。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科技和经济条件，使得社会有能力从坚壁清野式防疫策略，转向以“大数据精确锁定+饱和式核酸检测”的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这将极大降低病毒再次来袭时社会整体隔离的必要性。具有较强集体主义精神的中国，在打赢第一阶段的阻击战后，更有能力在未来的持久战中兼顾好战疫与生产生活。

 风险提示：病毒出现经验无法理解的变异；货币投放方式出现问题，以至于后续货币投放乏力；迟迟无法实现防疫策略转变的风险。

正文

前言：股神背后——战争与病毒“铸就”的Tailwind

在美股史无前例地连续熔断后，巴菲特割肉卖出航空股、银行股的消息不胫而走，内在缘由不得而知，不少投资者感慨市场中没有神的存在。事实上，巴菲特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每年致投资者的信中，曾多次将他的成功归结为“AmericanTailwind”，而非“股神”。换句话说，巴菲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计学中的幸存者偏差问题。应该说，巴菲特确实是足够幸运的，他出生在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由于年龄的问题幸运地躲过了大萧条对投资者的摧残。成年之时恰好赶上了二战结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式确立，之后是持续了将近八十年的“AmericanTailwind”（“美国顺风”），因此他曾经明确的表示：It is beyond arrogance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orindividuals to boast that they have “done it alone.”The tidy rows of simple white crosses at Normandy should shame those who make suchclaims。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巴菲特将诺曼底登陆暗示为“美国顺风”的开始也许并不妥当。诚然，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成为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标志性制度安排，不过，联合国事实上在一战后就已经初具雏形，只不过一战后的称谓是“国联”，那时的五大国是美英法意日，而非二战后的中美苏英法。应该说，如果没有德国挑起二战，国际社会沿袭的有可能还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一战后的国际制度安排，而德国之所以会走向报复性极强的二战，又和在巴黎和会上被威尔逊的“出卖”高度相关。在1919年3月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起初因为不同意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对于德国的严厉惩罚而一度被时任法国总理的克列孟梭讥讽为“保德派”，但诡异的是，一向强硬的威尔逊突然在随后的4月份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妥协了。德国因此受到了严重的羞辱性惩罚，加重了德国民众的痛苦，最终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2]。

除了威尔逊迫切地希望通过牺牲德国来换取协约国对国联方案支持外，威尔逊的精神崩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时任英国首相的劳莱·乔治曾评论说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至于崩溃的肇因，时任威尔逊私人医生的格雷森的表述是：流感[3]。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蝴蝶效应的案例，其实不然。在肇始于美国的1918年大流感中，美国因流感死掉的人远远超过一战中阵亡的人，全世界有4000万至1亿人因流感丧生。因此，流感对于那个年代而言，并不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蝴蝶振翅，而是笼罩整个世界的死亡阴影，在全世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恐慌、混乱与灾难。

当前，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肆虐，我们和市场沟通下来后，发现大家对新冠病毒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出现了严重担忧，这些担忧主要包括：担心病毒会长期存在；担心病毒诱发国际摩擦风险上升；担心印度、非洲、南美等地区遭受严重人口损失；担心隔离造成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等等。这些担心混合下来，就构成了新冠病毒对于股市的压制逻辑。应该说，投资者对于新冠肺炎的一些担忧是合理的，比如，4月14日，IMF公布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份世界经济展望，除了中国、印度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历不同程度的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衰退幅度将会达到-3%，即便在大衰退期间，全球的经济增速仍然有0.1%。因此，IMF称：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和速度崩溃，可能会出现‘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但是，因为其他担忧进而对股市持有过度悲观的看法似乎并无必要。正如IMF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是情况是“百年难遇”的。人的生命周期的短暂决定了我们在面临过去一百年未曾见过的病毒冲击时，难免不知道该如何形成预期。但好在最近两三百年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可供研究。起源于美国的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严重人口损失与社会绝望情绪，远高于新冠病毒，在大流感冲击下的股市，可以作为我们思考当前股市走势的一条底线参照。如果美国股市在1918年大流感的冲击下，尚且没有值得过度悲观的表现，那么我们对于市场颇有些悲观的预期似乎值得反思。

1、美国大流感1918：起于墨菲定律，合于均值回归[5]

1.1、起：病毒、墨菲定律与国际冲突风险提升

关于这场新冠疫情对于市场的冲击，一大担忧来自于新冠病毒来源污名化可能会诱发国际冲突风险上升。从1918年的美国大流感来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不值得过度担忧。

病毒作为一种远比人类古老的生物，其结构异常简单，自己没有细胞，只有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这决定了它一旦离开其他生物的细胞就无法生存。从生物学本质上来看，病毒并不一定都是致命的，或者对人类而言病毒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例如，噬菌体病毒是人类解决超级细菌问题的可能方向之一；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的基因序列也已经嵌入了一些病毒的基因片段，这些片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进化[6]。因此，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谈“毒”色变，似乎并无必要。

对于人类而言，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某一种生物是病毒，而是在于病毒一直在变异。以禽流感为例，由于人类和鸟类具有不同的唾液酸受体，因此结合鸟类唾液酸受体的病毒通常不会感染人类细胞。但是，根据“基因漂变”假说，基因自然漂变可能是进化的基础，拉长时间来看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的基因都在发生变异。作为一种生命结构异常简单的生物，病毒本身就容易变异，基于RNA的病毒比起DNA病毒而言，更容易变异。除此之外，如果多种病毒寄居在同一个宿主内，不同病毒之间的基因也可能因发生随机重组而变异。

1997年，一种被称为“H5N1”的禽流感病毒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异，使得它越过了物种屏障，在香港感染了18人，并导致了6人死亡。当年的遗传漂变虽然使得病毒获得了跨越物种屏障的能力，但并没有“变”出使得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的基因，因此H5N1并未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遗憾的是，生物学和医学并非完全是经典力学那种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科学，更多是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子物理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那样，也是一种基于概率统计的学科。因此，“遗传漂变”理论也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假说，这意味着极端漂变可能概率较低，但也存在一定的概率。

与此同时，墨菲定律作为一种统计规律，意味着概率再小的事件，只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几乎必然发生。1997年，H5N1通过遗传漂变获得了跨越物种屏障感染人的能力，但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出现能够有效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基因漂变。但在1918年，人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某种原本寄居在猪身上的病毒，因为自身的基因漂变或者和其它寄居在猪身上的病毒之间进行了基因重组再或者兼而有之，突然突破了物种屏障感染了人类，这次的基因变异如此的罕见，以至于它不但突破了物种屏障，而且具备了高效的人际传播能力，以及高致死率。

由于病毒的出现和演化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因此，可以几乎确定地说，病毒流行和阴谋论无关，人类即便有能力“制造”出一种病毒，也没有能力控制它后续的演化；如果有人蓄意制造攻击性病毒武器，无异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自己也将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下。但也正因为这个高度的随机性，也导致了短期内想准确地溯源非常困难，这为有意无意的污名化和别有用心的制造仇恨留下了巨大空间。

对于1918年的大流感，最广为人知的叫法是“西班牙大流感”，这个叫法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让很多后世的人误以为病毒起源于西班牙。事实上，病毒最初的源头不在西班牙，只不过一战期间西班牙是中立国，在没有战争干扰的情况下，当一种恶性传染病快速流行时，举国上下能够及时地关注到，西班牙的媒体等社会各界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报道，以至于让其他国家“误”以为病毒来自于西班牙，于是“西班牙流感”的叫法不胫而走，而且持续叫了一百多年。即便现在搞清楚了病毒并非起源至西班牙，但习惯依旧让很多现代人继续沿袭“西班牙流感”的叫法。

除了这种无意的“污名化”之外，人类在追踪病毒时还会犯诸多也许无心也许带着有色眼镜的错误。例如，在美国大流感期间，众多科学家和组织机构曾经试图溯源，其中由美国医学会赞助的调查被认为是最突出的，具体是由当时的《传染病杂志》主编乔丹领衔的。面对美国1918年的流感大爆发，乔丹并没有先把目光聚焦美国国内，而是首先怀疑中国。最终，是基于曾经在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培训过的中国科学家的实验鉴定，乔丹才把中国的嫌疑排除掉。

如果说“西班牙流感”的叫法和乔丹对中国的怀疑，还可以被称为本无恶意的“过错”的话，病毒起源的随机性也为别有用心的制造仇恨提供了良好土壤，如果故意制造仇恨的是官员，这种影响更恶劣。在美国大流感期间，德国是美国的头号敌对国家，当时负责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的美国公共卫生部官员帕森斯，让当地报纸这样报道：德国佬要残杀无辜的平民……他们通过病原体散布疾病和死亡，并已经这么做了……更准确地说，传染病就是他们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战场后方使用的武器。而时任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的布卢竟然对这种阴谋论不置可否[7]。

因此，当致命的病毒再次在全世界流行时，市场担忧国际冲突风险上升，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①1918年的美、德本就处于战争状态，有没有流感大爆发，美、德依旧会交恶；②冲突风险上升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冲突。如《孙子兵法》所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战争不是儿戏，尤其是在拥有核武器时代，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一些谣言和误会就发生战争。更重要的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是遏制冲突风险演变为冲突的最有力保障。

如前所述，二战带有很强的复仇意味，无论是德国和美国在一战期间的直接对垒，还是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德国的“出卖”，德国似乎都有足够的动机去报复美国。但从二战的战争进程上看，希特勒初期一直在主动避免与美国直接交战，甚至对二战初期有些美国人在英德作战中被“伤及无辜”，德国法西斯的宣传机器一直强调那是英国人的阴谋，英国人想借此拉美国参加对德作战[8]。之所以德国法西斯要避免把国际冲突风险变成现实的国际冲突，是因为忌惮于美国强大的战争潜力。

在如何应对国际冲突方面，一战期间的美国也给出了教科书式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在一战初期，英美并非当前那么亲密的盟友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冲突风险较大。因为美国在一战爆发初期的立场是两边卖东西发战争财，但是英国作为海上霸主，却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权对德国实行禁运，禁止中立国和同盟国做生意，这样就激化了英美矛盾。对此，在1916年12月26日，美国就向英国发出了正式的抗议照会，但英国凭借强大的制海权，继续我行我素，美国无论如何抗议也并不能奈何英国。此后，英国的封锁行动升级，以防止禁运品流入同盟国为由搜查了美国邮船；并于1916年7月18日提出了针对87家被怀疑向德国提供过援助的美国公司黑名单，禁止英国臣民与美国这些公司进行贸易，由于英国的霸主地位，上了英国的黑名单就意味着剥夺了这些公司做生意的权利。

对此，面对英美之间日益激化的国际冲突风险，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让我们建立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海军，随心所欲地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支海军像美国海军一样须控制如此广阔的防御区，因此，依我所见，美国海军应当成为举世无双、最完备的海军”。1916年9月8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海军拨款法，规定建造137艘各类新舰只[9]。

因此，美军的强大并非始于二战，在经过一战的全力动员后，美国已经跻身世界一等一的强国。在美国海军日益强大后，英美之间的冲突风险非但没有成为冲突现实，英国反而日益向美国靠拢。对于1918年的美国而言，将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去应对战争，既为后来近百年的American Tailwind打下了基础，也让病毒从美国肆虐到了全世界。

这一切都开始于1918年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10]，当地的医生在当年的1月末、2月初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除了和流感一样的发烧、咳嗽之外，病人往往还伴有剧烈的头痛和身体疼痛，更为严重的是哈斯克尔县里的青壮年也纷纷染病，这就是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由于墨菲定律的作用，某种病毒出现了小概率的致命变异，幸运的是哈斯克尔县地广人稀且深处美国中部的不发达区域，这非常不利于变异之后的病毒传播。于是，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在3月中旬以前结束了，哈斯克尔县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民众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了战争上。

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起自于1917年4月6日，美国以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商船为由，对德国宣战。此后，美国以战争动员为名所做的一切[11]，都为美国大流感席卷全球并导致四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铺平了道路。其中，对于病毒传播最重要的莫过于征兵。

1917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选征兵役法》，要求美国所有21岁至30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1917年6月上旬，美国有900多万男子进行登记。在一战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总数约为500万人，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约5%。对于流感而言，美国在一战期间征兵的意义在于使它获得了由哈斯克尔县快速向全美乃至全世界传播的途径。

流感传播的大致路径是这样的，在征兵动员下，哈斯克尔县的年轻人被征召进福斯顿军营，福斯顿军营随即在1918年3月4日出现了轻微的流感病例。与此同时，福斯顿军营的美国士兵源源不断地向其他的美军基地和欧洲提供兵力。在欧洲，最早爆出大量病例的是西班牙，如前所述，因为它是中立国。随后是葡萄牙、希腊，6、7月间，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死亡率猛增。德国在当年6月份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病例，7月病毒到达了丹麦和挪威，8月份达到了荷兰和瑞典。在亚洲，1918年5月，一艘运输船将病毒带至了孟买，随后沿着铁路线向整个印度蔓延；同样是在5月底，中国上海也出现了流感病例。9月份，病毒进入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就是说，美国本土在1918年3月出现了流感案例之后，不到半年时间，美国大流感就扩散至全世界，美军调动在这个快速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不过，幸运的是，在初期的传播过程中，各地的症状大部分都不是太严重，以至于三名英国医生在1918年7月13日的《柳叶刀》上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种流行病实质上不是流感，因为其症状尽管与流感相似，但却十分轻微，持续期很短并且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复发或者并发症。

人们经常把人力所不能控制的灾难称为天灾，把人力本能够控制却不去控制而产生的灾难称为人祸。在第一波袭击中表现温和的美国大流感，之所以能够在秋冬的第二波袭击中对人类造成惨重的伤亡，一方面是因为天灾，人祸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如前所述，RNA病毒自身具有较强的随机变异性，也可以和其他病毒在共同的宿主内因为互相之间的基因重组而发生变异。在美国大流感初期快速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我们无从知道它是不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快速发生了变异，或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某些病毒发生了重组进而进一步提升了毒性。但我们知道的是，仅仅是“传代”本身就有可能提高微生物的毒性。

1872年，法国科学家达伟纳进行了一系列的炭疽杆菌对于兔子的致死量测定的试验，揭示了后来被称为“传代”的现象：即微生物具有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的能力。当一个具有弱致病性的微生物从一个活体动物转移到另一个活体动物身上时，复制会更加娴熟，生长和扩散也会更有效率，由此可能会增强它的毒性。因此，当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还在为这种流感的温和性质进行评论时，仅仅是从它走出美国后快速遍及全球的角度看，病毒在不同国家的人体内多次“传代”本身也许就已经在为它转向恶性爆发埋下伏笔。

当然，我们不能责难当年的医生对病毒温和属性的误判，因为在100年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由病毒引发的流感，更谈不上对它的毒性等特点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医生和科学家的误判不属于人祸，这是人类科技的时代限制。大流感之所以在第二波中造成这么严重的人口死亡灾难，真正的人祸还是在美国。

事实上，在病毒即将发起最致命的第二波袭击前的1918年8月，连续出现了这样一些病例。3日，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接到一封电报：现在流行于整个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说的黑死病，但对外宣称是西班牙流感。8月初，一艘从法国驶往纽约的轮船上，船员遭遇了流感袭击。12日，挪威货轮“伯根斯佛尔德”号抵达纽约附近的布鲁克林，船上约有200人身患流感。一份美国海军公报警告公众留心14日和15日抵达纽约的三艘来自于欧洲的轮船，船上有流感病人。18日，纽约的报纸报道了两艘轮船上的流感病人被送进了圣文森特医院。19日，《纽约时报》报道：相当一部分美国黑人部队上岸后前往法国，他们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最后因肺炎死于法国医院。24日，塞拉利昂出现两例本地死亡病例，之前是英国军舰将流感病毒带来这里。在美国波士顿名叫“接收船”的海军军营里，27日、28日、29日连续曝出流感病例。

这些案例表明，在1918年的美国大流感转向第二波的恶性爆发前，美军等美国官方部门就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一种恶性传染病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美国相关部门的官员是怎么应对的呢？时任纽约市卫生部门主管的科普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1918年8月初说：绝无爆发流行病的危险，因为流感很少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8月20日，越来越多的病例迫使科普兰不得不承认纽约已经出现流感，但依旧宣称这次流感并不严重，而且绝不会传染开来。这种对致命流感快速蔓延的轻视，同样也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1918年8月31日，美国国会扩大了征兵年龄限制，由21-30岁扩展至18-45岁。

作为美国大流感快速蔓延至全世界的重要载体，美国征兵动员范围在这个时间点的再次扩大，无疑为致命第二波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祸？

美国当时的一些基层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腐败问题[12]，也面临着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在流感第二波袭击中损失惨重的费城为例，当时的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不但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针对病毒的预防行动，也公然否认了流感会对城市造成任何威胁。面对着迅速从美军中蔓延出来的致命病毒的袭击，1918年9月的费城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人心惶惶，9月27日，费城医院又接收了200名流感病人，其中123名是平民。在这种背景下，费城医疗界不断地提出警告，但克鲁森依旧宣布次日的自由公债游行及相关集会如期举行。9月28日，几十万人簇拥在费城史无前例的大游行路线上，病毒再次获得了加速传播的机会。

为什么克鲁森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那个流感大流行的关键时点去批准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自由公债大游行？因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卡杜在美国参战后宣称：如果谁拒绝捐款或是保持这种态度而影响到别人捐助，他就是亲德派。不能以4%的利率每周借给政府1.25美元的人不配当美国公民。这就是一战期间美国著名的自由公债运动，这种类似于摊派的战争债券，给费城的配额是数百万美元，而9月28日的费城大游行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配额的募集任务。

曾经有一位叫安德斯的正直的费城公共卫生人员试图通过制造舆论的方式来制止这场无视人命的游行。但他失败了，没有媒体复述他的警告。因为以战争动员为名，美国总统威尔逊建立了新闻审查制度，具体由一位名叫克里尔的记者领导下的宣传委员会负责。美国宣传委员会以骇人的笔调将德国描绘成企图掠夺欧洲并征服世界的威胁。让美国民众被“不忠”、“间谍”等罪名恐吓下，向美国民众灌输参战意识，激发美国人的战争热情[13]。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安全委员会由上而下的贯穿到每个州和县市，它们对德裔美国人进行恐怖统治。生于德国的美国人普拉格曾努力想加入美国海军，因为他说了些自己祖国的好话，就在圣路易斯市外被一伙人暴力羞辱并最终死刑处死。当这伙暴徒的首领被宣告无罪时，陪审员这样喊道：我想现在没人敢说我们是不忠诚的了。久负盛名的《华盛顿邮报》更是发表社论：尽管私刑有些过分，但它是国家内部一种大有裨益的觉醒[14]。

除了“民主的暴政”外[15]，还有20万名美国保护联盟（APL）成员，他们监视邻居和同事，并且向隶属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局汇报工作。恐怖统治的背后，是两条战争法律。1917年6月15日，美国总统签署了用来对付反战声音的《间谍活动法》，随后对美国政府具有异议的《美国社会党人》、《密尔沃基导报》、《群众》等报刊被禁止。1918年5月16日，威尔逊签署《惩治叛乱法》，这个法律扩大了美国控制言论与出版物的权力，禁止对美国政府形式、旗帜或制服的各种背叛、玷污、下流或辱骂的议论，也禁止任何阻碍战争努力的言谈。根据间谍活动法与惩治叛乱法，共有2168人被起诉，1050人被判罪；因威胁总统而犯罪的有65人[16]。

客观的说，这样一些对内的新闻审查和舆论管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军在欧洲的作战行动。但它也成为了美国大流感致命性传播的帮凶，因为民众和媒体都担心因为宣传疫情影响力士气而受惩罚，结果导致了安德斯寻求媒体帮助的努力失败，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媒体敢于报道他的警告。

不过，美国大流感期间的糟糕制度安排并不只有这些。如前所述，时任纽约卫生部门主管的科普兰面对着肆虐的致命流感，之所以罔顾事实，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流感不会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很遗憾，即便他讲的理由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美国，也许达官显贵是能够做到营养充足的，但是普通民众做不到营养充足，纽约当时的一份调查表明，纽约城中20%的学童营养不良，这可能和当时进行的粮食配给制度有关。一战期间协约国粮荒严重，以1917年4月为例，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存粮。1917年5月，美国食物管理局开始实行粮食管制，对食糖、小麦、肉类、黄油和其他食品实行有效的管制，并鼓励全美节衣缩食。当时的报纸曾有这样一段报道：根据食物管制的新条例，每个家庭成员每月配给面粉不超过6磅。这一点你去购买粮食时务请记住。请勿找事，要求粮店多卖一些，因为对你、对他都会引起很大麻烦。美国的食物管制对于战争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1918年美国能够出口至协约国的肉、糖和面粉的规模是它往年出口规模的三倍，但这也降低了美国民众抵御致命流感的免疫力。

在应对大流感方面的制度性短缺还体现在医护人员方面。在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夕，美国约有14万名医生，仅有776名为美军服务。伴随着美军参战，军队迅速征用了原本是民用的医疗资源，以牙医为例，1917年1月美军中只有58名牙医，1918年11月，这一数字升至是5654名。战争导致军队抽调大量的医护人员到军队和欧洲战场，直到几乎所有最好的年轻医生都被网罗起来。平民的医护条件迅速恶化。为民看病的医生要么太年轻，要么就是大部分接受的是老式医学训练。护士的短缺更为严重。

总之，在1918年9月来临之前，美国以战之名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都为美国大流感的第二波更具致命的袭击铺平了道路。而对这一切，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一战期间执行的强硬路线就是要胁迫那些原本不情愿的人支持战争，并且镇压或者铲除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甚至在参战前，威尔逊曾经就警告国会：他们（一些美国公民）的不忠荼毒着国家生活的根本……这种失去理性、背信弃义及无视政府的东西必须被根除。在一战中，威尔逊更是要求“将残酷无情的精神……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威尔逊应该算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美国总统，他说到做到，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他甚至没有对致命的美国大流感留下过任何面向公众的发言。

这样一种狂热之下社会的疯狂，或许可以从当时一本美军出版的《军医》期刊中窥见一二，这本原应是以拯救生命为宗旨的医学类期刊，这样写道：这个国家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现今的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若不能赢得战争，任何事情都将不再重要。对人类生命的关心成为十分次要的。……医学官员更注重大局而非细节，即使是极为重要的个人安全，在公众利益的措施面前也要退居其次。在美国总统自上而下的这种主流观念引导下，美国大流感从天灾变成致命的“天灾+人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前所述，截至1918年9月，以战之名下的美国制度安排和以费城自有公债游行为代表的“人祸”，为美国大流感发起第二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袭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18年10月份，人类终于迎来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流感袭击。研究表明，在这次长达数年的美国大流感之中，绝大多数死亡就发生在1918年秋天的12周内。没有人知道美国大流感究竟导致全球死了多少人，不同学者估计的数字从数千万到1亿人不等。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印度、非洲等不发达地区根本没有能力去做流感死亡统计，另一方面在有能力做死亡记录的地区，例如美国纽约，因为种种原因统计员擅自停止了对大流感死难人数的记录。

如上表所示，在美国，三年大流感总共导致美国总人口的0.52%死亡，五年的一战总共才导致0.05%的总人口死亡，大流感带来的人口损失是一战的十倍。与此同时，大流感虽然起源于美国，但对于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更大，大流感导致全球各国平均的死亡率是1.15%，给中国带来的死亡率1.43%，全球人口损失最惨重的是印度，总人口死亡率高达5.22%。

然而，在1918年的秋天的流感大爆发之后，大流感虽然还在1919年发动过第三波袭击，1920年也有一些病例，但是造成的死亡率是逐年降低的。不过，这并非人类在当时战胜了病毒。事实上，100年前人类的医学技术是非常欠发达的：①在整个流感大爆发的三年中，人类并没有搞清楚大流感的病因，并一度将其病因误认为是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事实上，病毒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需要等到1926年，直到1931年病毒才被初步锁定为大流感的病因，因此疫苗在当时拯救不了人类；②受限于当时的化工技术水平，简单的棉纱口罩根本起不到阻止流感传播的作用，熔喷布、N95等有效阻隔病毒传播的口罩直到20世纪末才成为可能；③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毒性很强的病毒诱发了细胞因子风暴和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这是大流感致人死亡的重要机制，在当年没有ECMO人工肺的情况下，ARDS的致死率为100%。

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依旧活了下来？答案很可能还是在于概率与随机性。如前所述，由于病毒一直在随机性的发生自身遗传漂变或者与其他病毒基因重组，相比DNA病毒而言，流感这种RNA病毒的变异速度会更快一些，因此突然产生一种高传染性的致命病毒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同样是因为这种具有很强随机性的遗传变异并不会停止，这意味着很难说流感病毒的后代是“精确”拷贝了它的父祖辈，更多以准种群或者高度相关的变异群存在。在这些变异中，绝大部分的变异由于基因缺陷过大而丧失掉了继续感染细胞的能力。即便那些继续往高效率、高致死率方面传染进行变异的病毒，由于会很快消耗掉宿主的生命而难以继续高效传播，例如致死率远高于SARS的埃博拉病毒，由于其致死率过高而难以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2、炼狱下的股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2.1、新冠肺炎带来的是担忧，美国大流感造成的是绝望

如前所述，随机变异下均值回归的统计规律和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意味着兼具高传染性和高致命性的病毒可能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在1918年的美国大流感中，是概率杀死了数千万的人类，也是概率拯救了人类。事实上，投资者今天在新冠肺炎下感受到的忧虑，100年前的人类曾经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受过（表3），准确的说在100前年的大流感中，美国民众感受到的不是担忧和恐慌，是地狱般的恐惧和绝望。

不过，与新冠肺炎相比，1918年大流感更让人恐惧的地方在于它杀死的大多是年轻人。从目前的公开报道来看，新冠肺炎主要对老年人、肥胖群体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产生的病死率比较高，对于健康的年轻人伤害比较小，这依旧属于病毒致死率的正常规律内，也就是说通常而言，免疫力较强的群体死亡率较低，免疫力较低的群体死亡率较高。但1918年大流感病毒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攻击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年轻人。

过去了一百年，现代人很难切身地感受到当年人类的绝望，但从当年的文字记载中，我们或许可以对当时人类的绝望程度有所洞悉。即便是对于1918年已经站在人类军事、经济、科技之巅的美国而言，时任美国军队传染性疾病委员会负责人的沃恩，在目睹了病毒席卷全球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这场流行病继续以这种加速度蔓延，……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文明将轻易的在地球上湮灭。

在我们和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这次病毒冲击的担忧。事实上，从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短期反映的是人的情绪的角度看，对于疫情和病毒本身的担忧能够通过情绪本身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一点是成立的话，在炼狱般的1918年，美国股市应该是出现远大于当下的调整。

虽然1918年的大流感从全球来看持续了将近三年，但因流感而出现的死亡主要出现在1918年，1919年的流感死亡率就已经大幅下降，1920年的死亡率更低。与此同时，同类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正是人类恐惧产生的根源，因此，如果投资者真的因为流感恐慌而抛售股票导致市场下跌的话，这种由恐慌导致的下跌应该在1918、1919两年体现的最明显。因此，我们将这两年的股市表现作为分析的重点。

如果从1918年1月底美国哈斯克尔县开始出现奇怪的流感病例算起，1918年至1919年期间道琼斯累计涨幅是34.37%，截止到1918年底的累计涨幅是3.01%。如果考虑到此前美国官方和民众对于大流感的爆发普遍认知不够，市场可能对此定价不足，我们将统计涨幅的起始时间推后至美国军方已经确切知道流感大爆发并且向公众发出警告的1918年8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到1919年末的累计涨幅也有31.25%，截止到1918年末的累计涨幅是0.61%。事实上，从1918年8月14日，直到1918年9月底费城自由公债大游行期间，虽然各种迹象表明大流感的爆发已经愈演愈烈，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此期间依旧是波动性上涨了3.65%。

从这样一种统计来看，即便是绵延了三年的1918年炼狱般的大流感，似乎并没有对道琼斯工业指数产生连续三年的压制。如果说1918年炼狱般的大流感真的对股市产生了显著影响的话，似乎只限于1918年10月18日-1919年2月7日。这个时间段大致对应着1918年美国大流感最致命的第二波，如表4所示，在此期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89.07点下降至79.35点，累计跌幅10.91%，略高于上证综指疫情期间的跌幅，但远低于欧美日主要股指的跌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