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比尼警告，新冠疫情复苏不会像市场想象的那样乐观，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面临“L”型衰退。
鲁比尼认为，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过后，各国没有及时解决金融崩溃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所揭示的结构性问题，而大多选择“缓兵之计”。这催生了一系列重大下行风险，从而导致另一场危机变得不可避免。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这种风险变得更加尖锐。即使疫情结束后全球经济能够出现短暂的“U”型复苏，一场“L”型衰退也会在未来接踵而至。
鲁比尼分析称，新冠疫情带来的首要风险在于债务违约。为了应对疫情，各国都出台了一些列疫情应对措施，这推高了本已高企的债券水平。许多国家的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
伴随着许多家庭和企业的在疫情期间收入损失，私营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将变得不可持续，未来可能大规模违约破产。考虑到公共债务水平飙升，这将导致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复苏比08年金融危机后的还要弱。
疫情的另一大影响在于医疗系统的公共开支。新冠疫情危机表明，更多的公共支出必须被分拨给医疗保健体系，全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相关公共福利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考虑到多数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为此类支出提供资金将会导致当前没有资金支持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隐性债务进一步扩大。
全球经济也面临巨大的通缩风险。新冠疫情在造成商品（未使用的机器和产能）和劳动力市场（大规模失业）的闲置的同时，引发了包括石油和工业金属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这可能会催生债务通缩，导致无力偿付债务风险上行。
而各国的货币贬值政策将使得全球面临滞胀风险。从短期来看，政府将必须通过货币化的财政赤字来避开萧条和通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全球化加速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引发的负面供应冲击，将让滞胀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更广泛的工业数字化可能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为了防范未来供应链的冲击，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将把生产从低成本地区转移到成本较高的国内市场。但这一趋势非但没有帮助国内的工人，反而会加快自动化的步伐，给工资带来下行的压力，并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疫情也会加速已经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鲁比尼认为大多数国家未来将采取更多的保护主义政策，后疫情世界的特点是对商品、服务、资本、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的流动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这种情况已经在制药、医疗设备和食品行业发生，政府正在对这些行业实施出口限制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以应对危机。
全球的民粹主义也将抬头。在经济不安全感加剧的情况下，蓝领工人和广大中产阶级群体将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言论的影响，特别是限制移民和贸易的建议。
新冠对于环境的破坏同样不可忽视。和气候变化一样，流行病大爆发本质上都是人为灾难，源于医疗和卫生标准低下、自然体系被滥用。未来数年里，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很多病态症状将变得更加频繁、严重且代价高昂。
鲁比尼总结称所有这些因素叠加新冠疫情的爆发未来将引发一场“完美风暴”，将整个全球经济拖入“绝望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