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警示产业链外迁: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中国要早做准备

来源: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余永定认为,要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形成清晰判断。正如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全球化过程不会终结,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现在是潮落的阶段,中国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产业链承压,“制造业迁出中国”“产业链去中国化”等言论不绝于耳。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是,不必过于担心这一问题,产业链外迁的成本过高,企业家轻易不会选择搬迁,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在5月27日播出的第17期浦山讲坛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即持上述观点,并指出“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但CF40学术顾问、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观点则相对谨慎:“美国经济界大部分人恐怕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成本太大了,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真的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吗?

余永定提醒道,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对于美国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必须早做准备。一般企业可视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自行决定去留,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但对于一些如5G等重要的产业链,则一定要确保其完整通畅。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则应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把握形势、细化研究 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期

文 | 余永定

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三大因素

“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现的,“全球产业链”概念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跟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新产品的出现。过去我国制造重型机械,整个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在一个狭小地域中完成,谈不上全球化,也没有全球产业链。集成电路等新产品的出现给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

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一国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与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雁行模式”是一种关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传递的学说,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中国、韩国发展不同产业,形成垂直分工。新技术的发展,加上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使全球产业链的产生成为可能。

第三,地缘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某种特定的平衡模式。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形容的,“中美国”概念出现。

全球产业链进入调整期

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仍将发展,但会经历潮起潮落。现在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也随之而来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了,而非无产者联合起来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处于劣势地位,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会原本可以与资本家进行博弈,维护劳工权益,但在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进入市场参加生产后,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了。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而正如老话“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改变。目前这一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出现逆转、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调整等态势都已不可避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势必打压中国。事实上,中国实力越是接近美国,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就会越强。由此,班农等人提出,“要把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踢出去”。目前来看,美国统治集团打压中国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的生产者、资本家有各自的利益,政客是否能实现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各自利益尚不确定,但仅就美国政客而言,其抑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不可避免。

从产业链自身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产业链越长、越细,越能提高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大大增加。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即在受制于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产出和风险的最优组合,实现效率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全球产业链链条较长,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所有环节停止运作。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链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涉及“脱钩”等问题。曾有外国学者指出,近年来全球的橡胶手套都在一个地区生产,这非常危险,因为一旦这个产地出了问题,全球的外科手术都将无法进行。这位外国学者建议,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进行调整,不应将全球产业链伸得过长。这位外国学者的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减少生产一个产品的细化环节,就可以减少该产品出现问题的概率。因为如果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同,那么生产环节越多,整个产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必须优化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达到一定平衡。

中国仍需警惕美国的打压政策

特朗普政府是一届无赖政府,为了选票不择手段。蓬佩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出“we lie, we cheat, we steal”的言论,足以说明问题。对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虽然这种无赖和危险不是美国的常态,但由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又出现了比较文明、讲理的美国政府,其仍然不会放弃打压中国的政策,无非是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化。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直至“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中国不能心存侥幸、抱有幻想,要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合作已经进行了40多年,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不太同意将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财产其实都分不清楚了,所以“离婚”成本很高,双方的脱钩成本很高,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特别是其商界、经济金融界更是如此。这种情况给中国提供了调整的时间。

总而言之,美国商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是中国可以争取的朋友,他们大部分人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我有一点没有信心,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症是否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

研究产业链应把握形势、细化角度

第一,要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形成清晰判断。正如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全球化过程不会终结,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现在是潮落的阶段,中国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第二,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我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一百。一个理性政府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假定这是个理性的政府。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可以学习华为的对策,极早准备“备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一般企业,应使其自行确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自行决定去留,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应视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或转移。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没有必要过多强求,这样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形成最为自然的结果。但对于5G等非常重要的产业链,一定要确保产业链完整通畅,不能因美国破坏而中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应该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第三,我国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研究。我国的技术力量储备不够强大,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一度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我国应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产业政策。但目前我国产业政策存在问题,亟需改进,应向先进经验学习。

四,我国产业链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不够具体化。对于产业链的调整,应尽量让产业链的终端靠近国际市场,把更多的产业环节放在国内,同时发展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欧等区域性产业链。但上述建议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未来的产业链研究应更为具体化,与实际联系更为密切。

汽车、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不同产业链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加强所谓“解剖一个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产业链之间的差异性,找到每一个产业链的核心症结,探究产业链结构调整、转移的规律,实现每个产业链的可持续。

本文来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原文标题:《余永定警示产业链外迁: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中国要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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