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力挽狂澜
2019年7月1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山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期间，他被提问道，“主席先生，如果你这两天接到总统的电话。他说，我要你辞职、打包东西，是时候离开美联储了。你会怎么做？”在场的人露出了然的微笑，鲍威尔也笑了，“显而易见，我是不会辞职的。我的答案是拒绝。”
在过去的一年里，鲍威尔不止一次地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和一个想要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忠实拥趸，在货币政策上展现了少见的一贯立场。但鲍威尔对降息表现得十分谨慎，没有轻易遂特朗普的意。于是后者频频公开表示自己非常后悔任命鲍威尔的选择，更在被鲍威尔侧面批评贸易政策后用推特愤怒质问：是否鲍威尔才是美国的头号大敌？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鲍威尔和特朗普在货币政策上站到了一边。疫情期间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大量经济活动被迫停摆，数千万美国人无家可归，金融市场也遭受重创。在总统应对不利、各机构失职缺位的情况下，美联储迅速反应、及时转向，在今年3月宣布推行一系列救市措施：
把利率从1.5%降到接近0；将数千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0；量化宽松7000亿美元，大量放水；并实施了2.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
通过此番举措，鲍威尔不仅支撑了华尔街，也减轻了实体经济的压力，保证公司可以借到款，银行愿意借出款。许多濒临倒闭的企业重获生机，失业率也开始下降。
他挽救了暴跌的美股，也挽救了人民暴跌的信心。欣喜于新出台的利率政策和复苏显著的股市，特朗普迅速改口：鲍威尔表现得非常好。我称他为MIP（进步最快球员），他是我的好助手。
之后，鲍威尔更进一步，极大提振了市场信心。8月27日，他提出了美联储至关重要的政策转变，将货币政策的重点从控制通胀率转向促进就业。9月16日，他再次释放明确信号，表示美联储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轻易加息。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鲍威尔带领美联储挽救了摇摇欲坠的美国经济与市场。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2 国会山里
我们通常认为美联储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的机构，但实际上，像最高法院一样，美联储只是一个形式看起来略有不同的政治机构，与国会的关系更是相当密切。
一方面，美联储受国会领导，致力于实现国会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具体权限很大程度由国会确定和支持，国会在过去几十年间曾多次提议审查美联储；另一方面，国会的庞大体量使其在灵活性和及时性上欠缺，而美联储可以更迅速果断地制定货币政策，并在经济状况恶化时及时出手。
图源：USC Prices
在任命美联储委员会人选时，国会也有极大话语权。而鲍威尔就得益于此。长期以来，共和党人都很难有机会承担关键性的经济角色。2011年，参议院驳回了奥巴马对于美联储委员人选的提名，要求他任命一名共和党人，鲍威尔进入了他的视野。2017年，在共和党人属意的人选中，特朗普提名了看起来和他步调不会“太不一致”的鲍威尔。
鲍威尔很快适应了这个角色。他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保证自己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直到就任八个月后，他才公开发表了第一次演讲。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因此对他称赞有加。但鲍威尔的独特优势在于，他不仅是个银行家，更是个政治家。他深谙国会和美联储的交集和这其中的规则，也成功利用了这一点。
当特朗普在推特激情发言之时，鲍威尔将大量时间花在了国会山，力图使国会理解并支持美联储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这样说道，“他愿意用整整一天的时间与我们对话。我和之前的主席交流很少，但总是能有许多与鲍威尔沟通的时间”。
鲍威尔的努力显然是卓有成效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为了鲍威尔一反常态，出面反对了总统在美联储的一些离谱任命。民主党也是真的相信，鲍威尔可以成为一个不偏不倚的角色。许多对美联储持习惯性质疑和反对态度的议员愿意给鲍威尔多一点操作的空间，他还赢得了生性多疑的银行家们的心。
鲍威尔于是成功突出并强化了美联储在应对疫情期间经济危机的角色，各方都愿意配合美联储在特殊情况下扩张的权威和大规模动作。举个例子，美联储能够在《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中获得相当的权威和操作空间就归功于此。
同时，鲍威尔一直致力于提升美联储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尽可能地使国会议员、银行家、民众都更多地参与进来，欢迎各方的批评指正。面对民众的争议，鲍威尔举办了“美联储在聆听”等一系列公开活动，并将关于货币政策的年度记者招待会数量从4提高到了8。他赋予了银行更多自主权，并弱化党派间的界限，使官员更加专心和灵活，这种开放性也让货币政策变得更加鸽派。
图源：USC Prices
03 不确定性
鲍威尔言辞上的转变是巨大的，但行动是否能紧随其后才是关键问题。
尽管美联储明确表示愿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换取就业率的提高，但通胀率其实在2024年之前都很难超过2%。这也意味着经济复苏仍然道阻且长，即使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劳动者仍然会受到较长时间的、较大程度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女性、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等群体尤其脆弱。尽管美联储表示会越来越多地监控非裔美国人失业率等非常规指标，但在实际行动中人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变。
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借贷政策也使许多人大失所望。即使央行进行了大量公开市场买入操作，但美联储下设在《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的许多计划都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在经历了近一年之久的动荡后，小微企业既难以在“薪资保护计划”中得到援助，也没有在美联储这里找到出路，餐饮和旅游行业的从业者尤其受到了巨大打击，第三产业低收入者被迫只能徘徊在温饱线附近。
图源：CNBC
同时，尽管鲍威尔取得了各方的空前支持，但这种共识究竟能够凝聚多久还未可知。
问题首先来自于美联储内部。譬如说，FOMC的一位委员支持鲍威尔对外释放更明确的不加息的信号，另一位则认为鲍威尔的发言应当尽量给日后的涨息留出空间。这也使他们在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时难以有一个确定性的方向。
在外部，鲍威尔也面对着多重压力。一些人认为鲍威尔美联储应当承担更多本来由国会负责的、偏财政的职能，借出更多钱并接受可能无法收回的风险。然而鲍威尔对于进一步扩大美联储的权限显然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多次强调“美联储的贷款能力并不等于支出能力”。虽然国会目前为止对于鲍威尔是大体满意的，但他们已经在讨论为美联储的放贷能力设定一个期限。
拜登就任后，美联储很快将在明年迎来新一轮主席提名。拜登可能会迫于党内压力选择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来对银行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如果民主党在大选后完成了对政府各机构的全面掌控，立法者可以选择以更加传统的方式进行放贷操作，即国会直接拨款，再交由相关机构进行管理并执行，而不必再假美联储之手。
但鲍威尔的成功为拜登的决策理论提供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二者在面对国会的态度是大抵相同的：面对面倾听，确保人们知道你理解他们的担忧，建立政治资本，让他们对你个人产生好感。尽管这种策略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像鲍威尔为美联储争取到的放贷能力一样，拜登凭借这些策略获得共和党人对其议程的默许也必然会有尽头，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如果拜登继续选择鲍威尔的话，他的日子可能会更加轻松一点。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可能。毕竟像鲍威尔这样在关键时刻正确履职的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们会期待他以后可以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