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
七大政策出台，背后其实隐藏着同一条主线，就是房价、人口与制造业高级化的我国中期经济增长的因果问题。
基础研究与制造业的紧迫性再获强调。7月19日李克强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研究”，7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将制造业与现代产业体系摆在首位。作为“双循环”新发展路径的可持续性唯一来源，制造业高级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再度获得强调。全球经济的历史经验证明，唯有“制造业高级化”才有可能同时实现“三大目标”,只有制造业升级能够持续提供技术进步，带动可持续经济增长。但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滑，推进制造业高级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均已达到战略性高度。供给侧来看，除了在产业政策方面直接强调制造业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之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趋势的扭转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中长期问题。
“三孩”政策正式落地，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正是延续上述“双循环”供给侧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随后中办、国办7月24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旨在遏制资本无序进入校外培训市场，扭曲义务教育体系，与生育政策最新落地精神一脉相承。
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加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决心凸显。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生育意愿偏低，而是房价畸高所导致的生育、养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从经济方面形成了更强的约束。而在探讨房地产政策导向之前，需要充分意识到房地产在我国“双循环”发展模式下的重要地位，理解“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长效调控机制真意，旨在防止房价大幅上涨对居民生育养育的经济约束，也要防止房价大幅下跌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损伤。在此背景下，韩正副总理讲话（7月22日）以及八部门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通知（7月23日）背后透露出的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更多旨在聚焦供给侧，加速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三线四档”降低房地产企业金融风险，优化土地竞拍规则，而并非是要大幅压减住房需求。而作为本轮房价上涨幅度较为突出的城市，上海房贷利率罕见普遍上调更具有遏制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普遍意义，这可能意味着未来较长时间内，货币政策不会以LPR的下调作为主要的关注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或成为LPR下调的主要约束。上海房贷利率的上调或是结构性地产需求旺盛的客观结果，但后续全国范围内大幅调升利率、抑制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概率极低，政策主线思路仍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呵护好居民资产负债表以及连带着的生育意愿，最终促进制造业高级化有序推进的地产长效调控机制。
正文
上周重要政策事件频出，李克强总理强调基础研究、国务院关于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文件、“三孩”政策落地、国务院关于校外培训相关文件、韩正副总理“房住不炒”讲话、八部门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上海调升房贷利率等，但七大政策背后其实隐藏着同一条主线，就是房价、人口与制造业高级化的我国中期经济增长的因果问题。
1. 基础研究与制造业的紧迫性再获强调
7月19日李克强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研究”，7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将制造业与现代产业体系摆在首位。作为“双循环”新发展路径的可持续性唯一来源，制造业高级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再度获得强调。
李克强总理7月19日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我们到了要大声疾呼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刻。”有鉴于2018年以来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需求、生产流程的正常开展遭到美国等发达国家行政措施的直接限制，基础研究关键领域“卡脖子”风险日益显性化，总理的本次表态更突显制造业高级化路径中基础研究在产业链安全性方面的重要支持作用、以及我国在相关领域获得自主突破的紧迫性。
3天之后，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7月22日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除了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力图解决我国供给侧区域间“碎片化”的问题以外，在具体发展方式上将“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摆在首位，重点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积极承接制造业转移，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自立自强的思路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解决供给侧“碎片化”的问题、畅通国内供给要素大循环，最终达到推进制造业高级化进程的最终目标，显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意见》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要的具体措施。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〇三五远景目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以国内商品消费升级为主要需求来源、拉动供给侧制造业高级化的转型发展路径，是申万宏源宏观团队开展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的核心长期逻辑基础，也是我们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发展路径进行深入对比研究后，认为我国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下，唯一可以获得可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必由之路。
全球经济的历史经验证明，唯有“制造业高级化”才有可能同时实现“三大目标”,只有制造业升级能够持续提供技术进步，带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回顾全球经济史，唯有持续实现“制造业高级化”，才有望成为发达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则是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增长陷阱的普遍标志。发达国家在实际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之前，制造业增加值/GDP>25%；而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则普遍经历“过早去工业化”——实际人均GDP在6000-10000美元，已经开始去工业化。各国“去工业化”开始时，人均GDP、制造业占比越低，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大。
但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滑，推进制造业高级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均已达到战略性高度。我国其实从94年开始，经历了外需拉动下的工业化加速的过程，尤其是在我国02年加入WTO之后，国内制造业产能积极扩张、拥抱广阔的外需市场，一度形成“外需拉动工业化”的良性循环模式。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由1994年27.9%持续上升至08年33.6%，但这个过程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戛然而止。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一度在2011年至2017年间连续下滑，显示国内外制成品需求结构有待优化、商品消费升级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新的制造业高级化路径亟需从供给和需求两端重新激发动能。
供给侧来看，除了在产业政策方面直接强调制造业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之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趋势的扭转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中长期问题。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近十年国内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趋于下滑，确实有经济向地产基建拉动模式转型、大力发展非贸易部门的原因。但是从中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视角来看，与近十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回落过程同步出现的现象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趋势性下滑。
根据“七普”数据，2010-2020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74.53%下滑5.98个百分点至68.55%，这意味着在当前我国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人均发展水平之前，可以投入制造业研发和生产活动的人力资源占比已经开始下降。这一势头与实现成功赶超的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表现完全不同。
如赶超型经济体韩国，在人均GDP达到 1万-2万美元之间的时间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总体仍趋于上行，美国在人均GDP达 2万-3万美元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甚至还曾持续上行。
我国过早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的趋势当中，这一趋势亟待扭转，因而制约我国出生率提升的结构性问题也需直接的经济措施进行有效应对。
2. “三孩”政策正式落地，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正是延续了上述“双循环”供给侧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随后中办、国办于7月24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旨在遏制资本无序进入校外培训市场，扭曲义务教育体系，与生育政策的最新落地精神一脉相承。
继5.31政治局会议提出将推进“三孩”政策后，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标志着“三孩”政策的正式落地。《决定》强调“充分认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恰恰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暴露出的“少子化”问题、令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过早回落势头的回应。
1）对房价畸高导致的生育、养育成本高企约束生育意愿 “对症下药”。《决定》突出强调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一方面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另一方面强调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提及“结合下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提及“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正是对房价畸高导致的生育、养育成本高企约束生育意愿 “对症下药”。
2）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结合减轻校外培训负担相关文件，降低教育成本。
《决定》强调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持续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有效解决“择校热”难题。
此外，7月2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点强调“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也提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此外还强调“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根据市场需求、培训成本等因素确定培训机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均是旨在解决目前部分地区培训机构“扩张乱象”、培训费“畸高”的问题，最终达到降低家庭教育成本约束家庭生育意愿的问题。
此外，《意见》要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
3. 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加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决心凸显
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生育意愿偏低，而是房价畸高所导致的生育、养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从经济方面形成了更强的约束。
我们在此前专题报告《人口数据凸显三大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不平衡的城镇化》中明确指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并非生育意愿，二胎放开后，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说明有经济能力负担二胎的人群正在持续呈现出较高的生育意愿。
而更客观的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来自于房价畸高带来的经济约束，我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刚性特征较为明显，2009年以来房价四轮快速上涨，已经开始挤占居民的消费潜力，并大幅推升了儿童养育成本。我们测算的结果显示，我国住房市值已经达到GDP的386.3%，明显超过美国（224.7%）、欧元区（302.8%）和英国（255.4%）水平。如此高占比的背后，是居民持续加杠杆购房的结果，最终侵蚀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只有压缩家庭消费才能满足购房需求，而作为占比较大的教育支出，也将受到明显的影响，提高生育的经济约束。根据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2019年学前-高中阶段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比重均超过9%，而高中生更是达到25.3%。我国房价收入比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高位的地产价格在挤压居民消费的同时肯定会影响到教育类支出，提高生育的经济约束。
在探讨房地产政策导向之前，需要充分意识到房地产在我国“双循环”发展模式下的重要地位，理解“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调控机制的真意，旨在防止房价大幅上涨对居民生育养育的经济约束，也要防止房价大幅下跌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损伤。
房地产行业向上拉动大宗商品需求，向下拉动后地产周期消费升级，疫情以来居民购房热情持续高涨，传导至地产投资韧性、可选消费一度升级改善，是国内经济增长最稳健支撑因素之一。此外，站在更高的扩大内需推动制造业高级化的“双循环”发展模式视角，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中最大比例的资产是房产，住房市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86.3%，明显高于除日本外其他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房价变动直接挂钩居民资产负债表，这将相应影响居民内需的释放过程，而后者又是制造业高级化的动力源泉。
因此，真正的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并非是要大力打压房价，而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证房价不再大幅上涨，就不会对居民消费以及居民生育养育造成更明显的经济约束，也要防止房价过度下跌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损伤。
在此背景下，韩正副总理讲话（7月22日）以及八部门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通知（7月23日）背后透露出的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更多旨在聚焦供给侧，加速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三线四档”降低房地产企业金融风险，优化土地竞拍规则，而并非是要大幅压减住房需求。
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突出强调“解决好大城市的住房突出问题。要把握好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重点”，旨在从供给侧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同时强调“要牢牢抓住房地产金融这个关键，严格房地产企业“三线四档”融资管理和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旨在遏制部分房企“盲目扩张加杠杆”、导致金融风险积聚的问题，防止金融风险未来影响到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此外强调“加快完善“稳地价”工作机制，优化土地竞拍规则，建立有效的企业购地资金审查制度。要持续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两集中”政策的推进也是为了防止房企“盲目拍地、哄抬地价”、导致房价畸高的问题。
7月23日住建部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8部门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要求对“经营贷”“消费贷”等资金用于购房、变相涨价、捆绑销售车位等行为进行突出整治，也是从供给侧管制部分房地产开发、租赁企业经营乱象，旨在促进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切实落实好房地产企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调控机制，而非旨在大幅压减住房需求。
而作为本轮房价上涨幅度较为突出的城市，上海房贷利率罕见的普遍上调更具有遏制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普遍意义，这一点可能意味着未来较长时间内，货币政策不会以LPR的下调作为主要的关注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或成为LPR下调的主要约束。
7月23日晚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与在沪银行召开会议，确定房贷利率即时普遍上调，其中首套、二套房贷利率分别从现在的4.65%、5.25%的水平上调至5.0%和5.7%，新规于7月24日起开始实行。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首套房贷利率长期在一线城市中保持最低水平，此前数年内上海极少动用房贷利率工具实施调控，而这次的上调一方面对存量房贷利率并不形成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上海对于遏制房价上涨过快势头的政策决心。
在此政策之前，上海已经推出新房打分摇号政策、二手房上网价格审核等政策，但上述政策均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扭曲结果。本次提升房贷利率，影响范围更广泛全面，对上海房价上涨的势头或将形成较为直接的遏制作用。而从上调幅度来看，二手房上调更多，也意味着首套刚需得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保障。
从上海房地产市场政策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地产调控的“价量分离”策略，需求的量、特别是刚需的量仍得到持续的呵护，但前提是房价不能再出现明显的无序上涨，以避免未来房价的双向大幅波动再对居民财富和购买力形成新的系统性扭曲。上海房贷利率的上调或是结构性地产需求旺盛的客观结果，但后续全国范围内大幅调升利率、抑制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概率极低，政策主线思路仍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呵护好居民资产负债表以及连带着的生育意愿，最终促进制造业高级化有序推进的地产长效调控机制。
本文作者：秦泰、屠强、贾东旭，来源：申万宏源宏观，原文标题：《本周“七大政策”影响将及于长期｜宏观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