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如何化解老龄化

投资要点

“不够用”的老龄化标准。1956年联合国7%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已经严重过时了，2020年全球老龄化率已经到了9.3%。当前用的比较多的是WHO的老龄化标准，14 ~ 21%是已老龄化社会（aged society）。中国可能已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老龄化速度直逼日本最快阶段。

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老龄化可能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生产/消费结构变化、养老金压力等挑战。老龄化不是原因，它是现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伴随的一个变化。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带来了人类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一个表现就是老龄化率的上升，不应该把老龄化简单看作负面的变化，而且，老年人也是宝贵的社会资源。

化解老龄化也应关注延缓老龄化以及降低其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措施。应对老龄化的措施可以分为“接受型”和“挣扎型”。“接受型”措施是指正确认识到老龄化进程，接受它，针对变化做调整。“挣扎型”措施是指想办法去化解老龄化，去延缓、降低老龄化率以及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老龄化挑战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赶不上老龄化进度，化解老龄化，人口角度的“挣扎型”措施有：

• 找“外援”：引入移民、外部劳工，等。美国每年大约100万移民流入，给美国带来更多劳动力和偏慢的生育率下降。

• 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方便劳动力流动、提高教育，等。欧盟规定内部国家间劳动力自由流动，2019年欧盟内部国家间劳动力流动以及欧盟外部劳工占欧盟劳动力就业大约13.4%。

• 发掘自身劳动力：延迟退休、鼓励老年人就业创业、提高劳动参与率，等。日本推动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力，2020年日本就业中65岁及以上占比约13.6%。

• 改变自身人口结构：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等。

中国未来在化解老龄化上可能有移民流出减少、人口流动更方便、提高教育、延长退休年龄、鼓励生育等变化。通过移民流入延缓老龄化对中国不现实，但中国有大量的流出的移民。未来中国移民流出可能减少，而且可能有更多出国人士的回归。移民流出减少，边际上看，就相当于移民流入增加。另外，国内人口流动已非常普遍，人口流动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要素利用效率，未来可能更加方便。

风险提示：经济形势、政策超预期。

全球老龄化：标准都不够用了

“不够用”的老龄化标准。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The Aging of Populations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给出的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当时（1955年，联合国数据），全球老龄化率5.0%，中国4.1%，美国8.8%，日本5.2%，这个标准应该是合适的。但是，已经过去60多年了，这个老龄化标准已经严重过时了，2020年全球老龄化率已经到了9.3%。后来大家把老龄化标准做了扩充，14%高老龄化，21%超高老龄化，而日本2020年老龄化率28.4%，扩充后的标准也快不够用了。当前用的比较多的老龄化标准是WHO的标准。7 ~ 14%是老龄化中社会（ageing society），14 ~ 21%是已老龄化社会（aged society），21%以上是超高老龄化社会（super-aged society）。

老年人口抚养比已逐渐成为更主流的衡量老龄化的指标。衡量老龄化的重要的指标，一个是老龄化率，也就是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这是最早、也是最广泛接受的指标，一说起老龄化，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指标；一个是老年人口抚养比（抚老比，old age dependency ratio），也就是65岁及以上人口对15-64岁人口的比例，从联合国、世界银行的老龄化研究报告来看，抚老比指标被使用越来越多，已逐渐取代老龄化率成为主流的衡量老龄化的指标。在本报告中，我们主要使用老龄化率，同时也会给出抚老比数据。

为什么说老龄化是挑战

老龄化可能伴随经济增速放缓、生产/消费结构、养老金压力等变化。老龄化可能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些偏负面的变化：

• 经济增速放缓。从生产要素法角度来看，长期经济增长受到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减少，对长期经济增长可能是不利的。

• 生产/消费结构变化。老年人在医疗、看护、心理等方面的需求，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可能要向老年人倾斜。从消费者/生产者的比例来看，老龄化率高、抚老比高，意味着平均下来每个生产者对应的消费者就会多，也就是更多的生产要转向消费，相应投资可能会被挤占。而如果投资积累的资本的增速放缓，对于经济中长期的增速也是不利的。

• 养老金压力。劳动力缴纳的养老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期退休者拿到的养老金。如果退休的老年人相对越来越多，可能会很快耗尽养老金往年结余，甚至当期劳动力被迫面临更高的养老金税率。很多国家都在发展养老金三支柱，也是养老金压力的一个侧面反映。

老年人也是宝贵的社会资源。对老龄化的理论认识已经从健康老龄化上升到了积极老龄化。开始理论是从需求的角度去看待老龄化，更多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健康、幸福、长寿等问题，其实隐含的是将老年人看作社会的负担。在上世纪90年代末，理论开始充分意识到老年人即使退出劳动队伍，也可以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积极老龄化理论强调老年人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依然可以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者。

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

老龄化是现代社会进步一个结果。老龄化伴随者一些偏负面的经济社会上的变化，但不应该把老龄化简单看作负面的变化。老龄化不是原因，它是现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伴随的一个变化。

• 直接原因是寿命的延长、生育率的下降。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前人类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瘟疫等对人口的大幅冲击，人口结构的变化更多是体现长期生育率以及寿命的变化。老龄化，也就是老年人相对年轻人变得更多，直接原因就是“生的少、活的长”，生育率下降以及寿命的延长。

• 根本原因是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人类寿命延长，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的发展等。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的原因也是生活水平的提升。从全球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人均GDP的上升都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背后是生育意愿的下降、以及生育年龄的推迟。

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点是速度快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直逼日本最快阶段。中国可能已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2015年到2020年，中国老龄化率升高了3.1个百分点；按照联合国的预测，2015年到2045年中国老龄化率将上升15.6个百分点。日本是当前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而在1970年日本老龄化率6.9%，还是成年型社会（1956年联合国老龄化标准），2020年已经到了28.4%。日本老龄化最快的阶段是1990年以后，30年上升了16.5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发展太快，老龄化也快速体现。老龄化是伴随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均预期寿命和总和生育率的快速变化，平均预期寿命从1982年67.8岁增长到2015年76.3岁，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2.6降到2021年1.3，导致中国的老龄化率也偏快显现出来。

计划生育可能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中国总和生育率的降低，除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加速了改革开放以来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也相当于加快了中国老龄化进程。这里要郑重说一下，计划生育在提高民众收入、提升民众素质、推进男女平等、保持女性劳动参与率等方面的积极成果是无法否认的，这里指出“计划生育可能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探讨。

应对老龄化：“接受型”措施与“挣扎型”措施

如何应对老龄化？有挑战就要抗争！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带来压力和挑战，而且对于中国，快速的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对于老龄化，应对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 “接受型”措施。正确认识到老龄化进程，接受它，针对变化做调整。比如消费结构调整，发展养老陪护、医疗保健等。

• “挣扎型”措施。既然老龄化伴随着一些负面变化，那为什么要平淡的接受呢？为什么不去抗争呢？这里说的 “挣扎型”措施，是指不甘心老龄化进程，想办法去化解老龄化，去延缓、降低老龄化率以及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如鼓励生育、引入移民等，试图放缓甚至扭转老龄化发展。但前面已经分析了，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些措施只可能延缓，很难去扭转大趋势。

下面本篇报告主要讨论 “挣扎型”措施，也就是如何化解老龄化，如何去延缓老龄化率以及降低其影响。

老龄化挑战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赶不上老龄化进度。最近几年国内对老龄化的担忧和讨论明显增多，一方面是老龄化率快速上升，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偏快的经济增长会对冲掉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但越高的老龄化率需要的经济增速就越高。对于老龄化伴随的经济社会的变化：

• 经济增速放缓：可以被科技、改革红利等拉动的经济增长所掩盖；

• 生产/消费结构变化：偏高的经济增速带来的经济增量，可能就足够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额外的消费需求增长，可能不需要进一步的生产/消费结构的调整；

• 养老金压力：劳动力人均收入增长足够快，可能就会避免养老金入不敷出的情况；保持住总人口人均产出增速，就会减轻退休后生活水平明显降低的压力。

化解老龄化，就是要想办法保持总人口人均产出增速。可以采用人口以外的措施，比如技术进步、改革红利、机器人等；也可以从人口角度去找措施：

• 找“外援”：引入移民、外部劳工，等；

• 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方便劳动力流动、提高教育，等；

• 发掘自身劳动力：延迟退休、鼓励老年人就业创业、提高劳动参与率，等；

• 改变自身人口结构：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等。

“挣扎型”措施的国际经验

引入移民：美国每年大约100万。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流入，2004年以来，每年大约100万移民流入。从人口角度看，移民流入给美国带来：（1）更多的劳动力，流入移民明显以年轻人为主；（2）偏慢的生育率下降，移民的生育率偏高，支撑美国的总和生育率，2019年美国总和生育率1.7。移民流入延缓了美国的老龄化率增长。

外部劳工、劳动力流动：占比欧盟劳动力就业大约13.4%。欧盟规定了欧盟内部国家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欧洲内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同时，由于地理位置、难民等原因，欧盟也吸纳了很多外部劳工。欧盟国家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就业中，按国籍来分，来自本国的人口占比86.5%，来自欧盟内部其他国家的人口占比4.9%，来自欧盟外国家人口占比8.5%。欧洲发达国家的外部劳工（欧盟其他国家以及欧盟外国家）占比要高一些，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老年人就业：日本就业中比例大约13.6%。老日本也逐渐放开了移民，但规模还没发跟美欧比。日本更大的特点是老年人就业。日本采取了延迟退休、构建鼓励老年人就业创业体系等方式，推动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力。2020年，日本就业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21.4%，65岁及以上占比约13.6%。日本发掘老年人就业潜力以应对老龄化冲击。

中国可能如何去化解老龄化？

具体到中国，未来在化解老龄化上可能有以下变化：

移民流出减少。通过移民流入延缓老龄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是不现实的，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要想起到延缓老龄化的作用，需要的移民量会很大；另一方面，中国在吸引移民上比较谨慎，移民可能带来文化认同等问题。但是，中国有大量的流出的移民，2019年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居住于中国以外的移民人数为1070万（联合国移民署数据）；2013-2017年，中国净流出移民174万人（联合国人口署数据）。未来中国移民流出可能减少，而且可能有更多出国人士的回归。移民流出减少，边际上看，就相当于移民流入增加。

人口流动更加方便。国内人口流动已非常普遍，2020年人口普查流动人口为3.76亿人，跨省流动人口1.25亿人。人口流动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要素利用效率。当然这可能带来地区发展差距加大，需要其他政策来平衡。

提高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

延长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就业；

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等。

风险提示：经济形势、政策超预期。

本文作者：兴业证券王涵等，文章来源：王涵论宏观，原文标题：《【兴证宏观】老骥伏枥：如何化解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