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刺激余威叠加新旧能源转型阵痛，带来能源危机。
1）疫情后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导致流动性泛滥，能源等大宗商品容易受金融属性驱动而出现上涨。叠加本次疫后，居民储蓄大增，消费动能强而生产恢复慢以及供应链受阻，供需矛盾大，加剧涨价风险。
2）海外能源危机背后都有新能源转型后能源体系不稳定的因素。为实现脱碳，欧洲电力供应结构从煤电向天然气、海上风电、核能等转型，英国15%的电力来自于海上风电，由于英吉利海峡缺风导致风力发电不足，占发电量41%的天然气发电需要替补，而欧洲天然气也在碳中和下供给压缩，难以满足需求，触发天然气价格大涨。美国德州也有压缩煤炭机组导致电力供应不稳的问题，此外未建立容量市场和市场割裂缺乏调度能力也促成了大面积停电和电价飙涨。
3）在新能源供应体系难以快速变革且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周期性危机或仍将出现。
4）海外能源危机的启示：其一，逐步有序退出传统能源；其二，必须进一步从发电端、输送端、储能端等构建更加智能和具有弹性的供电体系；其三，建立更加广泛的电力大市场，加强区域电力调配能力。
5）全球能源危机下看好三条赛道：传统能源-煤炭；新能源—光伏运营、核电；电网——输电及储能
考虑到四季度欧洲天然气需求抬升、供给受限以及库存历史低位，我们认为欧洲缺气的局面至少持续到年底，带动能源价格维持强势。需求端主要由冬季取暖需求和经济复苏支撑，供给端无论是LNG还是管道天然气均难有改善，库存处于历史同期低位。考虑到拉尼娜气候或导致北半球冷冬概率增加，天然气价格还有进一步上行风险。欧洲天然气紧张的局面可能要到“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全面通气才能有所缓解，目前预计通气时间是年底或2022年初。
除了能源价格外，结构性因素也在助推通胀升温。芯片短缺、房租上行、工资上升等因素依旧是推动通胀的结构性因素。近期芯片涨价有所放缓，但供需缺口将持续到2022年中；房价的大幅上行正在向房租价格传导，低空置率说明租房需求旺盛，房租上行可能持续性较强；美国职位空缺数处于历史高位，将导致工资进一步上升。
全球增长回落，复苏不均，滞胀特征加剧，需要警惕外部政策超预期风险。新兴市场方面，虽然复苏并不充分，但部分国家迫于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已经“抢跑”。发达国家央行也陆续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挪威成为了疫情后第一个加息的传统发达国家央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也表态承认通胀压力。全球类滞胀接力，这将对外部政策环境带来新的扰动。
2021年年初，美国德州因为极寒天气，出现了大面积停电，居民不得不用木材取暖甚至出现人被冻死的现象，而天价的电力账单更让居民雪上加霜。时尤未远，2021年的秋天，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出现飙升，英国石油公司(BP)表示，在恐慌性抢购背景下，英国近三分之一BP加油站的主要品级燃油已经售罄。
2021年年初，美国德州因为极寒天气，出现了大面积停电，居民不得不用木材取暖甚至出现人被冻死的现象，而天价的电力账单更让居民雪上加霜。时尤未远，2021年的秋天，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出现飙升，英国石油公司(BP)表示，在恐慌性抢购背景下，英国近三分之一BP加油站的主要品级燃油已经售罄。
一场全球的能源危机正在蔓延……本文将探寻这些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及影响。随着能源危机的蔓延，我们认为海外经济体的滞胀接力的风险进一步加剧。
1.1 能源价格暴涨的宏观背景——疫后刺激余威
能源价格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危机后的刺激往往导致流动性泛滥，叠加财政刺激带来的需求增量，容易导致能源等大宗商品容易出现快速上涨。2008年后，欧美央行出现了一轮明显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对应的危机后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都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08年底的低点36.6美元/桶持续反弹到2011年4月，高点达到126.7美元/桶，涨幅高达2.5倍。本轮疫情后欧美央行的宽松力度大于2008年，财政刺激规模也空前，因此，能源等大宗商品有上涨的动能，剧情与历次危机类似。
1.2 从两次能源危机看海外能源危机的内在机理——能源转型的阵痛
1）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海上风电缺位
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的飙升，英国问题最为突出。英国的能源供应中大力提高了风力发电的比重，从2011年不足5%快速提升到了15%，同时快速压缩了煤炭发电所占的比例，从2011年的30%下降到2017年的7%。电力供应结构在脱碳的诉求下快速转变，加大了对风电的依赖。近期，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风力不足，海上发电不足，导致使用天然气发电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陆上最大气田之一的格罗宁根气田由于区域内多次地震及应对气候变化正在逐步关闭，预计将在2022年停产，而该产区此前可以供应整个德国的天然气需求。在碳中和的约束下，欧洲油气公司整体的产出都在减少，欧洲整体自给率大幅度下降对外进口依赖大，供需矛盾导致天然气价格暴涨。
这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欧洲能源转型的阵痛。欧盟是最早参与碳中和国际进程和自身建设的地区。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原则，明确欧美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的责任，正式开启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进程。在欧盟碳中和的努力中，发电从煤炭到天然气，再逐步推广到清洁能源使用是其重要的降碳方式。据欧盟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NCC）汇报的《2019年度报告》披露，从1990年到2017年，欧盟地区电热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最多，占比达到30.3%。主要原因在于电力部门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化石燃料从煤到天然气及新能源的转换。
从欧盟各国内部能源转型看，各国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转型中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路径差异。例如，英国推广天然气发电，利用海上油气资源的优势，英国2000年天然气占比一次能源近40%，在欧洲处于领先低位。此外，英国于2017年发起煤碳淘汰计划，2016年起Rugeley、Ferrybridge和Longannet等燃煤电厂关闭，其他电厂目前正在转化为生物质和废物(Uskmouth和Lynemouth)。而法国在该轮能源转型过程中对核能的侧重则远高于天然气，而北欧国家则利用丰富的生物质与水力资源率先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更替。未来，欧盟还将更广泛利用风电及光伏发电，使得欧洲发电率先脱碳。在欧盟领导层的推动下，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过去十年来成本的大幅下降，尤其是在太阳能以及陆上和海上风能方面。到2050年，欧洲预计超过6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综上可见，由于欧洲的能源转型，导致欧洲对新能源的依赖较大，对天然气的需求较大。而另一方面，欧洲自身的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且部分天然气企业退出，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高，其中俄罗斯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地，2019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比达到44.7%（不包含欧盟内部进口）。当前英吉利海峡确风导致风力发电不足，欧洲自产能力有限，外部供给不足，最终导致了天然气价格的暴涨。
2）美国德州电价熔断，光伏发电缺位
受寒潮冲击，德州陷入黑暗与寒冷。受到罕见的寒潮的冲击，美国德州在2021年2月15日-21日这一周，大部分地区因为电力缺乏陷入黑暗和寒冷。由于供需不匹配导致电价连续80多个小时飙升至市场9000美元/兆瓦时的上限，出现价格熔断。
德州这次出现的能源危机，触发因素是天气极端寒冷，但是更根本的是能源供应体系的问题。由于极寒电气天然气供给出现短缺，叠加风机受冻无法发电。实则在10年前，也曾经出现过大面积停电事件。2011年的2月，极寒导致德州用电需求增多，当时火电厂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供给，于是德州实施了分区停电。具体而言，德州的能源危机受三大因素影响：
其一，德州的电力脱碳过程导致电力供应的不稳定性。依托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和风资源，德州开启电力脱碳进程。风电装机占比从2006年的2%提高到23%，相应的调节性能好的稳定电源(天然气发电+燃煤发电)占比从83%下降到64%。在2021年寒潮中，约5GW的风电发电不能出力，同时天然气机组也因严寒管道冻结等因素导致其发电量下降，最终导致约85GW的装机最终只能有55GW可用，严重供需不足。
其二，对自身资源禀赋的自信，没有建立容量市场和联通的大电力市场。德州从1999年开始电力市场改革，是完全市场化的电力州。同时，由于德州油气、风力等储量相对丰富没有建立电力容量市场，即是Energy-only市场。“Energy-only” vs “Capacity market”是电力市场中两个争论颇多的模式。“Energy-only”即没有电力容量市场，缺少除了买电卖电的能量市场以外的机制去保证电厂建足够多发电装机。Capacity market又称电力容量补偿机制，在该模式下这会通过政府补贴或者平时电价上中加入“容量费”来激励电厂建设更多装机以满足高峰需求，类似购买保险。德州没有建设这样的容量市场就缺乏了装机调节的空间。此外，德州的电力市场体系相对孤立，只通过一个345kV通道与西南电力池( SPP)互联，难以通过区域调配满足需求。
其三，居民的电气化转型，用电需求增加，特别是供暖电气化。寒潮导致德州的用电需求激增，远远超出了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ot）的预估，导致供需严重错配。这背后重要的促发因素是电气化取暖设备的大量使用，提升了用电需求特别是极寒天气中需求弹性加大，冲击了整个供求市场的稳定性。
3）海外能源危机的内在机理——能源转型的阵痛，新型能源的不稳定与脆弱性
通过回顾2021年这两场能源危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新能源供应体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来自于相对稳定的发电机组（天然气+煤炭，特别是煤炭）的装机量占比下降，而风能、光伏等都受气候环境影响比较大，波动较大。另一方面，顺应整体脱碳的需求，居民端的电气化程度不断增加，由于居民需求受到天气等影响较大，可预测性较差，容易导致在极端天气下用电需求激增，引发危机性供需矛盾。
我们认为，这是在新旧能够体系转型变革中的阵痛，是我们在碳中和的过程中要面临的挑战，而极端天气的频发加剧了这种挑战的严重程度。
1.3 海外能源危机的影响与启示
1）短期冲击——加剧通胀风险，限制经济复苏
能源价格是广泛影响居民的生活成本，能源危机带来的价格飙升将推升通胀的压力。能源价格占欧洲的CPI的直接权重约为1%，但是通过下游传导，对广泛的生活价格产生影响，如运输服务等。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欧洲的能源CPI与整体CPI的波动基本同步。由于欧洲能源紧缺，当前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也出现暴涨，尽管美国在页岩气的支撑下，基本可以实现内部的供需平衡。总体看，能源危机的冲击将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
能源价格大涨不仅会影响居民消费，也有可能出现工业减产，冲击经济增长。居民部门消耗能源较多，以英国为例，英国居民部门消耗了2019年消耗了天然气总量的34%，其次是发电行业用了32%的天然气。对于居民而言，天然气涨价将会对其整体消费能力产生冲击，降低消费信心。而工业用户占天然气使用量的12%，能源价格的上涨如果不能及时传导到下游，部分小生产企业或难以承受冲击。也不排除能源极端缺乏下，对居民端保供，而对工业部门限产。总体看，能源价格的暴涨对欧洲的主要行业的影响或集中在工业部门（占GDP20%）、批发零售与运输行业（占GDP18%左右），长期能源紧张将会对增长产生较大压力。
2）长期启示——新能能源体系建设与完善
能源危机的出现根本是新旧能源体系转换的阵痛，短期而言或难以根本解决，能源危机或仍将周期性出现。无论是美国的德州还是欧洲，其新能源的转型已经进行了较长的时期，但是仍然难以面对突发的气候的极端变化，接连出现能源危机。而能源体系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各个部门，难以短期内有根本性的变化。而当前极端天气愈发增加，能源危机在短期内仍将周期性出现。
为了应对能源危机：
第一，传统能源的退出应该循序渐进，保障整体能源的安全。能源体系的安全运行关系经济发展，更关系民生。更具稳定性的传统能源，如燃煤发电，应该保持适当的规模，随着新型电力供应体系的建设完善而逐步退出，不可操之过急。
第二，必须进一步从发电端、输送端、储能端等构建更加智能和具有弹性的供电体系。能源体系的变革是一次系统性的变革，要通过三端发力协同推进，并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提高整个输配电体系的韧性。具体而言，需要建设更大规模的光伏发电、水上风电、核电等新能源生产设施，更加智能输配电系统（链接更多的新能源发电设施及储能设备）以及建设更大规模的储能设施。电网是是链接生产端和储能端的核心。未来电网发展需要重点解决长距离超大容量的电力输送、超大规模电网的安全稳定、电网电能质量与供电可靠性的保障以及电网与用电终端效率的提高等。整个电力供应系统要更加数字化，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提高整个供电体系的智能化，提高电力供应的韧性。
另外，应该建立更加广阔的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区域调配范围，增强电力供应稳定性。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地理和气候环境影响较大，加大区域调配范围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自然能源，同时加强能源的稳定性。我国地域辽阔，给建立大市场提供了空间，甚至可以探索建立国际能源大市场。
综上，全球能源危机下看好三条赛道：传统能源-煤炭；新能源—光伏运营、核电；电网——输电及储能。
1.4 四季度能源价格展望
考虑到四季度欧洲天然气需求抬升、供给受限以及库存历史低位，我们认为欧洲缺气的局面至少持续到年底，带动能源价格维持强势。欧洲天然气短缺是本轮全球能源涨价的源头，因此我们主要通过欧洲天然气的供需情况来判断整体能源价格的走势。需求端来看，一是取暖需求导致欧洲冬季用气量接近其他时间段的两倍，二是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PMI稳稳位于荣枯线以上，对能源的需求量仍在回升。供给端来看，北美的LNG被亚洲买家抢购，俄罗斯在“北溪2号”通气前也没有增加供给的动机，欧洲天然气供给在四季度内很难出现明显改善。库存方面，今年夏季补库节奏明显慢于往年，预计入冬前的库存将处于历史同期低位。需求抬升+供给受限+库存历史低位的组合下，我们认为欧洲天然气价格在四季度仍有上行可能，带动整体能源价格保持强势。
今年冷冬的概率增加，是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上行的主要风险来源。拉尼娜气候概率上升，或导致冷冬拉尼娜气候概率上升。近日，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拉尼娜重现”预警显示，概率从70%提升到了80%，同时WMO（气世界气象组织）也发出了警告，拉尼娜气候周期可能在 2021 年重新出现。拉尼娜可能会引起极地冷空气南下，导致北半球出现冷冬的情况，将进一步扩大欧洲天然气供需缺口并抬升气价。
“北溪2号”管道有望年底或2022年初通气，将一定程度上缓解2022年欧洲用气紧张的局面。为了回避给乌克兰缴纳的高额过境费，俄罗斯和德国等合作修建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年送气规模可达550亿立方米，占欧洲进口管道天然气总量的10%以上。近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有限公司宣布“北溪2号”已全面完工，目前正在等待德国审批，预计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开始通气，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2022年欧洲用气紧张的局面。
2. 能源价格助推，海外通胀压力加大
疫情后，海外经济体的通胀水平整体在偏高位置运行，多重因素或导致海外整体的高通胀或将延续。
其一，全球供应链问题迟迟难以解决。汽车缺芯是影响美国通胀的重要因素，美国新车供应不足，二手车价格飙涨，曾一个月涨幅超10%。根据AMD首席执行官苏姿丰在9月28日的最新表态，预计随着新工厂的落成，2022年下半年全球芯片短缺将会得到缓解，但是上半年还是处于供需紧张的状态。此外，海运的紧张也迟迟得不到缓解，这涉及到疫情常态化下，港口及船运公司人员组织效率的下降，短期扭转的可能性也偏低。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证词上也承认和强调了供应链问题的严重性超过了最初的预期。其二，房价大涨后居住成本仍有上涨压力。在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大宽松的背景下，全球房价快速上涨，租金压力加大。根据Apartment List数据，伴随房租上行的还有空置率的降低，说明租房需求旺盛，房租上行可能持续性较强，将成为未来通胀的重要推动之一。其三，疫情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冲击劳动力供给，加大工资上涨的压力。
此外，叠加当前全球的能源危机，冲击消费者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3. 海外增长放缓，类滞胀风险加剧
3.1 增长放缓，复苏不均
在通胀加剧的同时，海外经济增长却在放缓，导致整体海外经济的类滞胀风险加大。我们认为，本轮疫情后的经济增长的回落或相对缓和，不会产生类似2008年后的欧债危机那样的二次危机，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风险仍高。
发达经济经济快速恢复得益于类财政货币化操作，政策退出后经济增长向常态回落。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疫情后快速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刺激，规模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水平，从而使得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美国的居民商品消费在巨量补贴的支撑下出现增速飙升，远超过趋势水平。而新兴经济体相对而言，财政政策的力度是弱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的程度也相对较弱。随着政策的退出，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经济增长的动能将回落。
此外，叠加当前全球的能源危机，冲击消费者的通胀预期，进一步加剧通胀风险。
3. 海外增长放缓，类滞胀风险加剧
3.1 增长放缓，复苏不均
在通胀加剧的同时，海外经济增长却在放缓，导致整体海外经济的类滞胀风险加大。我们认为，本轮疫情后的经济增长的回落或相对缓和，不会产生类似2008年后的欧债危机那样的二次危机，但是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风险仍高。
发达经济经济快速恢复得益于类财政货币化操作，政策退出后经济增长向常态回落。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疫情后快速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刺激，规模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水平，从而使得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美国的居民商品消费在巨量补贴的支撑下出现增速飙升，远超过趋势水平。而新兴经济体相对而言，财政政策的力度是弱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的程度也相对较弱。随着政策的退出，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经济增长的动能将回落。
新兴经济体面临与发达经济体政策周期错位的风险，警惕脆弱国家的经济金融风险。如前提及，新兴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弱于发达经济体，整体的医疗卫生体系也相对较弱，疫苗的接种程度也落后于发达经济体，疫情的影响更为持续。当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还是不充分的。然而，此时欧美却要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导致了彼此的政策周期的错位，容易导致资本外流以及金融市场的风险，从而进一步冲击经济的恢复
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疫情后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高企，信贷扩张将逐步结束乃至收缩，带来经济下滑压力。政府的救助导致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飙升，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在疫情中受益于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增加了融资，导致杠杆率的提升。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包括政府、家庭、企业和金融部门债务在内的全球总债务水平在2021年第二季度增加了4.8万亿美元，达到29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新冠疫情爆发后的18个月里，全球总债务已经上升了的36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达到了353%。不同于上一轮金融危机后，非金融企业部门去杠杆，本轮危机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都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截至2021年一季度，发达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达到101.60%，新兴经济体达到100.40%，较疫情前提升近10个百分点。较高的债务负担限制了信贷的扩张，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甚至有可能出现收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3.2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逐步正常化，新兴经济体被迫收紧
虽然复苏并不充分，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迫于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已经“抢跑”。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未回到疫情前的轨道，不过受通胀高企的影响，部分新兴国家央行已经开启加息。巴西和俄罗斯最为典型，两国均在2021年3月就开始加息，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分别加息425和250个BP。但是由于本轮通胀的源头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国货币政策收紧对通胀的抑制有限，开始加息后两国的通胀水平反而继续走高，8月巴西和俄罗斯的通胀水平已经分别达到10.42%和6.68%。
发达国家央行也陆续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9月23日，挪威央行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0.25%，成为疫情后第一个加息的传统发达国家央行。而如果把视角投向更广泛的发达国家阵营，韩国在8月25日就已经加息。英国央行也在9月23日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开始押注英国央行在2022年3月首次加息。相对而言，美联储和欧央行的动作稍慢，但欧央行已经宣布在四季度放缓PEPP购买步伐，美联储预计也将在11月宣布taper。
鲍威尔承认通胀压力在未来几个月仍将持续，物价上涨或引发联储在2022年底开始加息。今年以来，美联储一直维持暂时性通胀的论调，认为通胀在2022年将回落。但是鲍威尔在9月28日的听证会上承认，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可能会比预期更久。我们认为如果2022年通胀压力持续，联储很有可能在2022年底首次加息。
4. 总结——全球类滞胀接力，警惕政策超预期
综上，我们认为在能源危机的助推下，疫情后的全球类滞胀将接替全球复苏的主旋律，成为2021年四季度以及2022年的核心矛盾。当前，美联储的政策退出的节奏还相对温和，但是需要警惕因通胀因素导致加快收紧的风险，同时警惕美国货币政策加快收紧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
本文作者： 国君宏观董琦团队，来源：国泰君安证券，原文标题：《能源危机之下的全球类滞胀接力——能源与能耗观察系列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