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机舱，生于中国北方的林栋感觉新加坡闷热潮湿得“像站在一个桑拿间里”。
今年2月，90后林栋应一家新加坡本地互联网公司的邀请，成为当地一名从事前端开发的程序员。因为疫情，入职的第一周，林栋没见过一位同事。在google meet、zoom上参加线上会议时，他听到有些同事说着中式英语。“9个人开会，里面最少有5个来自中国。”林栋说。
3年前，林栋所在国内公司从互联网巨头内拆分出去后，公司陷入了混乱。2021年年中，他决定跳槽。新加坡并非首选。林栋曾收到过北京一家互联网巨头的面试邀请，面试时间基本安排在晚上八九点。在经历四轮、每次1小时的面试后，HR在最后关头告诉他，你的工作经历与项目不符。他不认可这个回复，认为这是国内程序员内卷程度加剧的一种体现。
“2018~2019年，3~5年经验的开发岗位，算法题有50~100道的储备就可以应聘了。2020年开始，题量需要200~300道才可能应聘同样岗位。”林栋说，100分的工作，招400分的程序员，背后体现的是码农供需关系走向失衡。
2021年10月，一位新加坡猎头找到林栋，给他推荐了两个工作机会，分别是一家新加坡区块链公司和一家新加坡互联网公司。妻子鼓励他试一试。
区块链公司面试林栋的却是国内本地公司的成员。他收到的公司反馈邮件地址，也和招募公司的名称不同，这让他有些担心。相较而言，那家互联网公司的招聘流程更规范。
林栋接受的面试包括，一套题——一道算法题和十几道选择题，HR面试——一个印度人、三个华人先后进行技术面，整个过程“始终focus在技术点上”。最终，他顺利获得offer、EP（新加坡就业准证），前往新加坡工作。
大学刚毕业时，新加坡就是林栋和妻子想去生活工作的城市。去新加坡写代码，仿佛是他人生梦想的开始。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高，同时，非金融和IT行业从业者，从中国过去找工作难。林栋的妻子在国内任职于一家消费类外企，即将获得MBA学位。她和林栋同步寻找新加坡工作，在LinkedIn上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收到的回复都是模板拒信。她目前计划通过DP（家属签证）前往新加坡后，就地找工作。
去新加坡工作吸引了国内部分程序员的目光。想去的大致原因包括：大环境下，国内互联网在迅速发展后面临平台期，“内卷”程度加剧；个体层面，个人发展遭遇瓶颈，如晋升不畅；家庭因素，如出于对下一代教育的考虑，新加坡有不错的基础教育。
多年来，东南亚都被视为国内互联网企业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而新加坡又是东南亚的桥头堡。早在12年前，BAT就相继入驻了新加坡，而TikTok亚洲区（除中国）总部也在这里。
正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国际事业群（大中华区）副司长刘晋荣在接受《品玩》采访时所说，很多跨国公司以5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为国际化实验室或司令部，打造自己面向整个东南亚的产品和战略思路，竞逐6亿多人口的东南亚乃至79亿人口的地球村。
目前，新加坡已聚集了网约车平台Grab、印尼网约车和支付巨头Gojek、时尚电商Zalora、游戏公司Garena、加密货币巨头币安等新兴独角兽企业，同时谷歌、Facebook、Amazon、Apple、Microsoft等亚太区总部也在这里。另外，新加坡还是一些东南亚地区金融科技、游戏公司、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公司的聚集地。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统计，世界前100名高科技公司中，有80家已在新加坡开展业务。
对林栋而言，如能在新加坡稳定下来，他希望未来试一试去谷歌工作；即便留不下，他也不愿再回到国内程序员的“内卷”之中，为海外互联网公司提供远程外包IT服务，或许是另一种可能。
后端需求最多，抢人各有偏好
面向中国招揽有一定工作经验，又相对年轻的程序员，新加坡相比之前更慷慨了。
15年前，猎头Telma随父母从国内搬家到新加坡去读高中。在他看来，当时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发展较慢。
6年前的2016年，Telma大学毕业时，程序员更愿意去新加坡的投行和银行工作。当时，金融公司给刚毕业的程序员开4000新币（即新加坡元）到5000新币（约1.8万元~2.3万元）的月薪。而现在，互联网公司甚至能给应届生开7000新币到8000新币的月薪，“（虽然）月薪在5000多（新币）的更多”。
薪资增长的背后，也与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公司以新加坡作为桥头堡进攻东南亚的趋势密切相关。2016年，阿里收购了东南亚跨境电商平台Lazada。2018年，一批原阿里中层干部来到Lazada位于新加坡的总部；2017年12月，腾讯成为新加坡互联网公司SEA的大股东。2018年，Grab合并了Uber东南亚业务，而Grab的第三大股东是滴滴。这一年开始，新加坡的互联网行业，被摁下了加速键。
Telma所供职的机构也为新加坡的阿里、腾讯、字节跳动提供人才服务，近期也接到了小米在当地招募程序员的需求。在他看来，阿里会固定招聘前后端开发和测试岗；腾讯针对云端和外汇业务不同团队的招聘职位在增加。而字节跳动在新加坡的团队体系比腾讯更大，人才招聘需求量最广，团队也较多元化，“职位基本上向各个国家开放”。另外，腾讯倾向于招新加坡公民或已在本地拿到相应签证的程序员，也偏向带有中文背景的人才，因为需要与深圳团队沟通。
就Telma本人经手的招聘需求来看，新加坡互联网行业，目前后端人才的需求最多，其次是前端和QA测试。
至于工作年限，要求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更多。“阿里P8来新加坡会比较困难，因为他在国内可能不怎么亲自写代码。如果他来接受代码测试，通过的概率相对较低。所以一般招P6、P7级别的较多。”Telma表示，新加坡互联网公司更扁平化，技术管理层也需要亲自上阵写代码。
“最常遇到的情况是，在国内月薪两三万元，来新加坡可能能开到四五万元。”Telma称，新加坡互联网公司的薪酬包主要由12薪、2~3个月薪水奖金构成；区块链公司则一般是12薪、0~8个月薪水奖金包。此外，有的新加坡互联网公司、区块链公司会提供期权。一位字节跳动程序员对记者表示，在国内一线大厂，3~5年工作经验的程序员对应年薪是60万~80万元。
除国内互联网巨头外，新加坡本土互联网企业也在抢人。据《燃财经》报道，在新加坡三大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校招上，Shopee为从Lazada抢人，开出5500新币（约2.6万元，职位：数据分析师）和6500新币（约3万元，职位：数据科学家）的薪水，而新加坡普通应届毕业生的薪水在3500~4000新币（约1.6万~1.9万元）之间。
生活成本高，配偶就业难
Glassdoor是一家做企业点评与职位搜索的职场社区公司。记者查询Glassdoor了解到，Shopee、TikTok位于新加坡的软件工程师月薪为6500~7775新币，亦有程序员向记者表示，其月薪超过8000新币。
来源：Glassdoor截图
但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高。一位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华人研究生Bryce给《中国企业家》算了一笔账。由于EP持有者不用像本国公民那样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保，假设一位新加坡程序员月薪为6000新币（约3万元），他合租一个单间的租房成本平均每月1500新币，每餐平均10新币。算下来，每月的食宿费用总共约2500新币，再加上其他浮动开销1000新币，每月只能结余约2500新币。
“从中国过来工作，（收入）只能说是平移。”Bryce称。林栋也基本赞同他的观点，“薪资方面，和国内比，（新加坡）确实是下限高，上限低。”
近两年，疫情也冲击了新加坡经济。新加坡政府近期提高了工作签证的薪资门槛，这被视为对本地人就业的一种政策保护。
今年2月，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发表2022财年政府预算案声明时宣布：2022年9月起，新的就业准证申请者的最低月薪将从4500新币提高到5000新币；收入门槛较高的金融服务业，就业准证也调高500新币到5500新币。就业准证一般发给专业人员或经理级员工。黄循财指出，政府目标是确保新的就业准证持有者在素质上，可媲美新加坡最顶尖的三分之一的白领员工。
调高就业准证的最低月薪，是否会对“进口”程序员造成冲击？Telma告诉记者，这一新政对程序员影响并不大，“‘进口’的工作年限较短的程序员，薪资也会高于5000新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独身前往的程序员，举家前往新加坡的程序员面临更大的生活挑战。比如配偶的工作问题，尤其配偶并非从事金融或IT业的人士。豆瓣上有帖子为新加坡幼儿园招募华语教师，要求本科学历，但薪资大多在2000新币上下。
此外，如果打算在新加坡长居，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在拿到EP就业准证后，还需要获得绿卡PR（新加坡永居身份）。它意味着可以参与HDB（类似香港公屋）摇号，或以更低的税率购买私人公寓，住房对应着学区。“新加坡教育从小学就开始考试分流了。”Bryce说。
尽管，工作六个月后就可以申请新加坡永居身份，但相比北京上海的积分落户政策，“新加坡的评分体系不透明”。Telma说，新加坡永居身份考量教育背景、与社会的融合度，最重要的是薪资。他估计，程序员能在2~4年内拿到永居身份。
在Bryce看来，新加坡宜居，但也很无聊——城市小，没有太多娱乐活动，且律法严格，禁止涂鸦、禁止街边随意卖唱。
“综合来说，新加坡还是不错的。”Bryce说，前提是新加坡能够保持住现在的发展势头。
逃离内卷，码农们寻出路
林栋公司为员工安排的隔离酒店位于中区CBD，落地窗外有蓝色泳池。隔离的第二天，林栋按照第五位HR的线上指示，在网上完成了入职手续。次日，也就是开工第一天，他来到自己提前预订好的合租房，同时收到了一个同城快递寄来的纸袋，其中装有2020年版Macbook Pro、员工手册、手机卡和文化衫。随后，他登录公司内部通讯软件，获得了项目组周会、技术分享会的开会信息。
从最初接触，到最终入职，林栋一共和这家新加坡公司的5位HR打过交道。第一位和第二位分别进行的是HR面试、入职意向和薪资讨论，第三位、第四位负责入境相关材料办理，第五位则是安排入职。
目前新加坡的疫情形势严峻。居家办公模式下，林栋实现了work-life balance，每天9:30开始上班，晚上7点下班，中午休息90分钟，中午和下午会出门去餐馆打包饭菜回家。
与林栋主动跳槽去新加坡有所不同，许弋所在的部门，因为在公司内部担着出海重任，因此得到了一个为期半年的外派机会。该机会名额紧俏，他有一位同事，因为家人都在新加坡，同样抓住了机遇，选择从公司离职，到新加坡公司重新入职。
过去4年，许弋以平均1年多的速度，在这家快速崛起的互联网公司最核心业务板块中顺利晋升。但到了2021年，拿到外派机会时，他正处于“职位变动”概率较大的状态，如果不去新加坡，“可能我就要换一个业务方向”。
“新加坡公司的HR提前给我们打好招呼了，每天晚上6点必须下班，不能在公司加班。所以work-life balance比之前在北京要好很多。”许弋说，工作后，他的业余时间都被工作占满了，如今也许可以去学点东西或玩点什么。
与林栋、许弋相比，也有程序员对前去新加坡态度谨慎。
上述在字节跳动工作的程序员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的“双减”政策，让他所在的教育板块存在人员过剩的现象，上级会要求他们做一些没有明显产出价值的工作。这时，他收到了Shopee HR递来的橄榄枝。但他因为英语不好，前景不明，有些犹豫不决，目前正在收集关于去新加坡工作的相关信息。
但更多的码农们在等待去新加坡的机会。一位在杭州工作的程序员对《中国企业家》表达了职业上的困惑，产品版本已很完整了，但她的上级还会要求加班去增添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她曾留学于澳大利亚，但毕业时遇到了新冠疫情暴发，澳大利亚签证收紧。她不想为拿签证，去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妥协”2年，这样无益于她的职业发展。眼下，她同样也在关注新加坡的机会。
一对硕士毕业于北京知名高校、在江苏工作的程序员夫妇，苦恼于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他们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周围亲戚朋友家的小朋友每月休息半天，其他时间都在上课。他们担心，作为父母，要赚钱养家，买房买车，没有多少精力陪孩子。去新加坡的话，是否可以摆脱这种内卷？
本文作者：陈睿雅，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原文标题：《码农下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