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英国自然杂志《Nature》文章《金融和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很容易被武器化》（Weak links in finance and supply chains are easily weaponized）
当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时，没人预料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将俄罗斯多家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冻结其643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大部分美元资产，并禁止向俄罗斯技术和国防部门出口高端半导体，以及软件、石油和天然气精炼设备等项目。
正如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所言，如今在知情的情况下向一家偶尔帮助维修俄罗斯军事设备的公司供应牙刷都是违法的。
这再一次将全球经济“供应链节点”武器化的后果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供应链节点”有针对性的攻击可以迅速破坏整个网络
全球金融和实体网络存在许多阻塞点，强大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阻塞点来惩罚个人、企业甚至国家。
我们知道，全球化带来了非凡的经济效率：资金转移在纳秒内发生，而不是几天或几周；全球供应链能够使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家供应商共同制造复杂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这些联系使全球经济更加相互依存。
但有一些供应链由一个国家主导，不同国家的企业可能会为了提高效率而依赖单一供应商——如果该供应商中断，就会产生风险。这次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汽车工厂陷入了停滞，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乌克兰供应商生产的电缆、线束。
正如传统观点所设想的那样，全球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当一条供应路线关闭时，它会提供许多替代路线。但它不是对称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依赖于数量相对较少的枢纽或节点。对这些中心的控制使一国可以阻止对手进入全球经济网络的关键部分。
例如，2019年，日本宣布对韩国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限制出口的三种材料分别是用于制造手机萤幕、OLED面板的氟聚酰亚胺、用于半导体制造的核心材料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韩国三星等公司依靠这些材料来生产产品，“禁运”措施使得它们在面对日本的压力时很脆弱，因为日本氟聚酰亚胺和光刻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90%，全球半导体企业70%的氟化氢需从日本进口。
少数国家或公司在全球金融和贸易领域拥有超出比例的影响力。例如，SWIFT总部位于欧盟，但由依赖美国金融体系的银行运营。非美国方之间的交易往往依赖美元，这意味着它们必须通过少数受美国监管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加州的硅谷控制着世界上许多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
对这些枢纽或节点的有针对性攻击可以迅速破坏整个网络。2012年，美国和欧盟通过拒绝伊朗的银行使用SWIFT系统进行美元清算，将伊朗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伊朗公司发现很难获得石油买家的付款，导致石油出口急剧下降。于是，复杂的易货交易出现了，比如用石油换茶叶。
类似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其影响可能比一般冲击更大。
现在，美国拒绝一些俄罗斯银行使用美元结算，实际上是将它们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美国还控制着半导体的关键知识产权和设计软件。并藉由这些优势对其他国家构成制裁威胁。
有些“供应链节点”是已知的 但其他则很模糊
无论实体还是金融领域，有一些“供应链节点”是众所周知的。
比如许多汽车、手机和手表都依赖美国的GPS来确定其地理位置。GPS起源于军事领域并受美国政府控制，这导致俄罗斯、欧盟等国耗资数十亿美元开发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其他的“供应链节点”则更加模糊。只有企业自己知道他们的供应链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甚至他们掌握的供应链信息也是不完善的。他们通常了解他们的一级供应商（与他们有直接关系的供应商），也可能了解他们的二级供应商（他们的一级供应商所依赖的那些）。在那之后，就不是很了解了。
只有当另一场战争、灾难或疫情偶然暴露它们时，才可能发现更多的薄弱环节。
例如，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少有人关心或注意到，用于加工高质量医用口罩所需面料的机器中，约75%是由一家德国制造商生产的。疫苗生产被一个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小俱乐部所主导。尽管没有明确武器化，但这种生产能力的集中使富裕国家走在了新冠疫苗接种的前沿，而较贫穷的国家仍在等待充足的供应。
全球金融体系的关键方面既难以理解，也难以监管。隐藏在避税天堂的资金数量只能间接衡量，而离岸美元更是难以评估或控制。交易大量复杂金融工具的“暗池”对外人来说是不透明的。
由于掌握的信息有限，金融武器化的影响很难预测。但即使是局部经济武器化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些“供应链节点”一旦被利用，将可能引起更大的连锁反应。
俄乌冲突和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制裁将导致全球贸易萎缩，推动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受制裁影响，土耳其安塔利亚的果蔬出口商无法收到数千万美元的货款，当地农民承受巨大经济损失；波兰热舒夫市天然气价格暴涨导致低收入家庭只得关闭供暖，选择砍柴取暖做饭。
而制裁引起的反弹可能使局面陷入恶性循环。2018年，在美国将伊朗从全球金融体系中孤立出去后，伊朗据称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该海峡是全球能源流动的地理咽喉。
经济胁迫和军事胁迫带来的经济后果可能在全球互联的世界中造成严重破坏，并可能使各国政府难以或不可能共同努力解决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全球卫生等国际问题。
政府和企业需要为有意而非随机的冲击做好准备
显然，政府和企业需要为有意而非随机的冲击做好准备。
然而，对这些压力点的学术研究太少了。决策者缺乏必要的数据来做出明智的决定。企业的供应链信息是处于关闭状态，政府和公众对此并不了解。有关金融和信息网络及其弱点的数据也同样不完整。
如何绘制这些网络地图，以发现构成最大威胁和风险的点，是第一步。
目前，美国已经开始调查供应关系。拜登政府已经将缺乏供应链数据确定为一项紧迫的政策重点，然而这其中关于共享数据的安全风险，也引起了广泛质疑。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初步测绘工作强调了广泛的依赖领域，包括电池生产。
研究人员应该探测网络中的漏洞。网络分析算法可以识别瓶颈。经济模型可以测试网络对外部冲击或攻击的稳健性。必须建立一种定性的理解，包括对联盟和全球金融政治的理解。网络之间的依赖关系需要研究。例如，石油运输依赖于金融网络和航运保险，而这两者都存在瓶颈。
政策制定者需要评估如何在这些压力点被利用之前，最大程度地减轻存在的漏洞。有时，漏洞是无法消除的。解决这些漏洞将涉及经济进步与国家安全之间艰难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权衡。
在金融领域，研究人员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美国和欧盟武器化的网络结构可能开始瓦解，被替代网络或更分散的全球经济所取代？
答案将需要探索经济学、政治学和宏观金融史之间的腹地，以及网络科学、复杂性研究、地理、材料科学和其他学科。社会科学家需要建立综合模型来理解这些经济和政治战略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收集数据进行测试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