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特斯拉被踢出标普ESG指数，马斯克怒斥称，ESG就是骗局，被那些伪装成社会正义斗士的家伙当成枪使。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列为今年的重点关注领域之一，ESG基金面临挑战。
前两天，美国最大的公共退休基金CalPERS 前负责人、ESG运动的倡导者 Anne Simpson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发言称，是时候进行“撕毁”ESG（RIP ESG）了。
关于ESG的争议声愈发响亮，ESG已经“不合时宜”了吗？
ESG时代的终结？
在过去的几年里，可持续性和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ESG投资”概念变得流行起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Greta Thunberg等气候活动家的崛起，她通过演讲等方式，成功地向许多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投资官灌输了ESG等概念。
其次，ESG的流行也得益于社交媒体和数字透明度不断提高，维权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监控公司的行为，“新冠疫情”和“黑命贵”（Black Lifes Matter）等社会事件使得公司董事们很难忽视社会福利。
或者换一种说法，ESG概念已经从一个狭隘的行动主义领域转变为企业董事会的风险管理领域。在这个领域，忽视ESG问题的公司可能面临声誉受损和客户、投资者和员工损失。
与此同时，ESG基金蓬勃发展，数量激增，贝莱德等投资集团去年辩称，与同行业公司相比，不符合ESG的公司表现不佳。
然而，历史表明，趋势总是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摆：当一项创新火热时，其发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走向极端，从而引发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历史重演：在经历了一场令人兴奋的繁荣之后，当前流行的ESG出现了问题。
“漂绿”问题频现，“E、S、G”难以协调
引发反思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漂绿”行为频现，如德意志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Desire Fixler，去年指控她的雇主进行了大规模的“漂绿”，但该公司否认了这一说法。
另一位来自贝莱德前可持续发展专家Tariq Fancy，他猛烈抨击这家资产管理巨头，认为其倡导的ESG实际上正在破坏为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因为它减轻了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并没有像它所声称的那样真正将资本引导到绿色事业中。
此外，汇丰财富部门可持续投资主管Stuart Kirk则认为，ESG倡导者和央行行长（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卡尼）夸大了投资者面临的气候风险。
俄乌冲突则突出了另一点，“E”、“S”和“G”的问题难以协调。一些俄罗斯公司，如水电巨头En+，以前受到ESG活动家的欢迎，因为其试图拥抱绿色技术，现在却被回避。
再如，马斯克领导的特斯拉因其高“E”认证而备受赞誉，该公司去年在美国制造了四分之三的新型电动汽车。 然而，用于制造这些汽车的矿物有时来自肮脏的矿山，劳动条件恶劣，该公司因种族歧视和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而受到批评，难以满足“S”的标准。
重新思考规则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ESG背后的动力已死，或正在消亡？可能不会。相反，用一个更好的方式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现在的问题表明，面对更多的审查，市场正在成熟和发展。这种挑战实际上可能会使“可持续性”的概念更具可持续性，而不是更少，并消除一些泡沫。
Fixler指出，我认为我所做的（打击“漂绿”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一个泡沫，从长远来看，这将更有利于ESG发展。在21世纪初，围绕信用衍生品出现了一场金融创新热潮，但这种繁荣并没有受到太多的监督或挑战，直到为时已晚。这一次，她认为挑战来得如此之早，将有助于应对泡沫。
其看法可能是正确的，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监管机构已经在加强对其审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与纽约梅隆银行达成和解，指控其营销文案夸大了其ESG的主张，其他监管机构也在效仿，其监管范围不仅包括卖方银行，还包括评级机构。
二是随着更多的监管进入这一领域，会计界也正出现一系列改革，规则也会更加精确和清晰。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投资者在创建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时，需要将“E”与“S”和“G”分开，而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个评级中可能会导致混淆。
在格拉斯哥COP26气候变化峰会上，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承诺创建一套新的综合会计准则来衡量可持续性。
第三个因素是数字透明度，早在20世纪中叶，当弗里德曼创造了股东资本主义愿景时，大多数投资者很难确切知道公司在做什么，唯一的基准是季度财报。
然而，如今，投资者拥有大量工具，可以跟踪公司，从Glassdoor等社交媒体平台，到能够监测排放的卫星服务，更不用说一系列可以查看供应链信息的数字工具了。
正如Anne Simpson指出的，RIP ESG并不是放弃转向“可持续”的努力了。而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ESG的含义，我们需要一种更广泛、以人为中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