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发生于2020年9月下旬的生产爆炸事故，导致3人受伤的同时，更夺去了2条人命。作为这场事故的责任主体，安徽久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久易股份）及其相关责任人均被当地有关部门采取了处罚。
距离这场事故发生不到2年，久易股份却选择发起上市冲刺——6月23日，该公司的创业板IPO申请获深交所受理。
作为一家农药厂，久易股份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植被保护。2021年，久易股份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录得9.28亿元、0.76亿元，两项指标分别同比增长39.34%、94.87%。
按照计划，久易股份拟发行不超过1792.50万股、募集9.38亿元，投向“5000吨/年新型广谱杀菌剂丙硫菌唑原药合成项目”。
这并非是久易股份首次踏入资本市场，早在2014年其便挂牌新三板，期间还因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及时，而遭到包括监管谈话在内的行政监管措施。2016年，久易股份曾向彼时持股比例达1.44%自然人股东孙宗辉借款1800万，用途居然是对自身股票进行增持。
在这场昔日“自己借钱给股东来增持自己”的游戏背后，孙宗辉的另一重被掩盖已久的身份，竟是实控人孙玉文的侄女（兄长的女儿），而无论是借款用途，还是借款人的真实身份，久易股份直到IPO前夕都未曾主动披露。
不仅如此，久易股份内部人员参与的一起农药伪劣案曾被最高检察院列入“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之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伪劣农药案”，而涉事员工王友定在案后的数年，还疑似升任了该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对于刚刚进入IPO排队状态的久易股份来说，这些历史问题是对其内控机制和诚信精神的拷问。
受累安全事故
主营农药原药及制剂生产销售的久易股份，旗下产品涵盖丙硫菌唑、环磺酮、烟嘧磺隆和苯磺隆等。
2019年至2020年，久易股份营业收入分别为5.29亿元、6.66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录得0.27亿元、0.39亿元。
但久易股份的业绩在2021年获得了大幅增长——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录得9.28亿元、0.76亿元。
在销售模式上，久易股份以直销、经销两种方式相结合。
直销客户主要是包括国内外农药生产厂商贸易商等，而经销客户则是涵盖县域内的农药经销商或农资服务站，其中全国范围内经销商数量为1000家左右，具有规模小、个体经营等特点。
仅以2021年为例，久易股份来自经销、直销的收入分别为7.23亿元、1.64亿元，占比分别为81.52%和18.48%。
可用于防治谷物、大豆等作物上多种病害的农药丙硫菌唑已成为其收入贡献的主力，例如2021年，丙硫菌唑原药及制剂的销售收入已达3.92亿，占比超过同期总收入的四成。
据介绍，丙硫菌唑目前是全球前十大杀菌剂品种，市场已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主要使用地区为美洲和欧洲农业发达的区域：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市场需求旺盛。
在2019年，久易股份的丙硫菌唑原药及其30%丙硫菌唑可分散油悬浮剂在国内获得登记，是目前国内丙硫菌唑原药和制剂的主要供应商。
丙硫菌唑原药的毛利率在久易股份的产品结构中也是佼佼者——2019年至2021年，丙硫菌唑原药的毛利率分别为20.11%、32.07%和33.89%。
相比之下，久易股份的另一代表性产品——苯磺隆原药毛利率仅为个位数。仅以2021年为例，苯磺隆原药的毛利率仅为7.36%。
苯磺隆原药及制剂的产品收入增速也在放缓——2020年至2021年，该产品收入分别为0.58亿元和0.64亿元，其中2021年的同比增幅仅为10.34%。
这一缓慢增长或许与久易股份此前负责生产苯磺隆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有关。
自该事故发生后，久易股份将该车间改为其他产品的生产车间，同时通过外购苯磺隆原药生产苯磺隆制剂以及对苯磺隆原药产能进行削减，从而减弱这一产品的销售。
据了解，这起发生于2020年9月的爆炸事故，共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根据合肥市应急管理局的调查，该事故属于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直接原因系久易股份的相关员工错误操作导致化合物喷出引发了静电爆炸，事后久易股份的实控人沈运河、副总经理余正莲等人均被处以行政处罚。
此次事故以及相关处罚，给久易股份的IPO带来了较大争议。
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其他涉及生产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但由于这场事故直接原因系员工误操作，相关责任人仅被处以行政处罚，因此并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在申报上市前夕的2022年3月，合肥市应急管理局出具相关证明，称久易股份的行政处罚均已执行完毕，所涉事项未被认定为重大事故，不属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处理也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造成3人及3人以上死亡的事故认定为较大事故，这意味着，久易股份的上述事故距离较大事故红线仅差1人。
信风（ID:TradeWind01）注意到，合肥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1年7月撤销了久易股份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等级。据了解，拥有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的企业可以享有相关补助等政策红利。
虽然久易股份的此次IPO中披露了上述事故及影响，但对上述安全等级撤销事项，并未做出相关陈述。
员工涉刑旧案疑云
信风（ID：TradeWind01）调查发现，久易股份在报告期之前还曾出现过公司员工为生产伪劣农药产品提供便利的情形。
据最高检发布的“第十六批指导性案例之生产销售伪劣种子案、伪劣农药案”相关信息显示，昔日担任久易股份市场运营部经理的王友定曾于2014年5月将该公司的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质量标准证（下称“三证”）出借给南京百分百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百分百化学）进行农药产品吡蚜酮的生产。
根据双方约定，王友定提供“三证”及电子标签，并对百分百化学设计的产品外包装进行审定，而百分百化学则按照久易股份的标准生产并对产品质量负责。这批农药的去向之一便是泰州市姜堰区农户。
然而不幸的是，在农户使用该产品后，导致5800余亩的水稻面积遭遇药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70余万元。后经调查，出借“三证”属于王友定的擅自决定，久易股份并未从中牟利。
最终王友定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虽然该案件发生时间较为久远，但最高检仍在2020年3月时将该案列入指导性案例，负面影响可见一斑。
事实上，此案仍然有诸多疑点。
信风（ID:TradeWind01）注意到，彼时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为了确定水稻受损原因，采用“七种配方，八块试验田”的试验方法，对不同的试验田采取不同的剂量对比研究水稻受损情况，最终得出受损情况的直接原因正是吡呀酮中含有烟嘧磺隆成分，而该成分正是久易股份的拳头产品之一。
“涉案农药为何混入烟嘧磺隆，被告人无法给出解释，且农药生产涉及原料收购、加工、分装等一系列流程，客观上亦无法查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表示。
这意味着，由于无法获取农药具体生产过程的证据，因此这一案件是否与久易股份之间存在联系或无从考证，而这起发生在报告期之外的事故也并未被披露在招股书中。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作为案件直接责任人并一度遭遇刑事追责的王友定，后来仍然在久易股份担任要职。
据江苏省农药协会2021年1月发布的一篇文章《久易股份：“久幺久”（丙硫菌唑）实现单品销售3亿元》显示，王友定彼时身份正是久易股份总经理助理。
涉事员工擅自借出“三证”并遭遇刑事追责的数年后，却“身负前科”摇身一变成为了久易股份的总经理助理，这不但让市场对上述药害事件与久易股份之间的关系产生疑惑，更给久易股份的内控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适当性画上了一个问号。
信披事故频发
2014年挂牌新三板至今的阶段，久易股份频繁暴露信披瑕疵。
例如久易股份多年来一度以第一大股东身份持有福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福泉科技）40%的股份，但是福泉科技始终未在久易股份的相关财报中被并表披露。
对此久易股份也给出相应解释:“福泉科技为了开发烟草作物的灭牙签农药产品，希望借助本公司在农药行业的资源优势，方便其后续业务开展，将本公司登记为福泉科技股东。”
久易股份表示:“发行人未向福泉科技实际出资，未向其派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不参与福泉科技的实际运营，亦未取得任何分红”。
不但如此，福泉科技最终也在2019年遭到注销，而这挂牌历史中的信披瑕疵的谜底最终也随之石沉大海。
此外，久易股份还曾因为未及时披露上市进展遭到股转公司的口头警示。
由于久易股份在2021年年底向安徽证监局报送其上市的辅导备案材料的同时，并未及时将该事项进行公开披露，事后股转公司对该公司集齐董事长沈运河、董事会秘书杨欢欢均采取了口头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久易股份挂牌阶段的信披瑕疵不止于此，其还一度出现“向关联方借款用于购买自身股票”的情况。
2016年1月，久易股份与该公司个人股东孙宗辉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孙宗辉以10%的借款利率向公司借款1800万，彼时该事项不仅并未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未被披露。
后来经过主办券商自查，久易股份才在事后补充解释道：“约定借款时，孙宗辉仅持有公司股份1.44%，且其不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未将该笔借款认定为关联方借款”。
对此，久易股份将该问题归咎为公司高管的疏忽以及信息披露意识不健全。
“在主办券商对自查工作的督导过程中，公司管理层意识到该笔借款为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应尽快归还，且该事项应该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久易股份表示。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不止于此——在监管部门的现场检查下，上述借款的实际用途才得以浮出水面。
检查发现，上述1800万元借款被孙宗辉用于协议受让久易股份另一自然人股东程立松持有的5%股权，此次交易完成后孙宗辉持股比例也随之提升至6.44%。
正因如此，久易股份董事长沈运河、董事会秘书杨欢欢事后也被监管部门采取了监管谈话的措施。
关键问题在于，持股比一度超过举牌线的孙宗辉还有另一身份——即久易股份实控人之一孙玉文的侄女，信风（ID:TradeWind01）查阅久易股份挂牌新三板的多份资料发现，其均未披露这层关系，甚至在久易股份2014年登陆新三板时，还曾明确表示孙宗辉与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并无关联关系。
招股书显示，沈运河及其配偶孙玉文合计掌握久易股份67.52%的股份，二人为公司共同实控人。其中沈运河为公司的董事长，而孙玉文则一直未在公司任职。
而直到此次申报IPO后，这一关系才得见天日。
截至2022年5月31日，孙宗辉的持股比例经过多次股权变动后已降至1.42%，位居第十大股东，并同实际控制人一道做出了36个月的股份锁定起承诺。
尽管如此，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此前的诸多交易以及潜在的亲属关系，可能也会给久易股份的实控人认定或一致行动关系的披露带来一定挑战。
“对于这种亲属关系的持股，以及和公司之间发生借款往来的问题，是否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甚至影响到实控人的认定，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判断的。”北京一位投行人士指出。
层出不穷的信披问题，似乎正在给已踏上IPO排队之旅的久易股份带来更多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