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营良好的一、二线公募机构的股权，历来是备受关注的“热门货”，股权市场上竞逐激烈。
如华夏基金这样长期排名在行业前三名的公司股权，更是常常“有价无市”。
但在今年，华夏基金的公司股权已两度传出变动消息。
先是年初是加拿大的万信投资预计以11.5亿加元的价码受让13.9%的华夏基金股权。
日前，该公司第四大股东天津海鹏又传出了要出让华夏基金股权的消息，而且拟交易对价仅为4.9亿美元，估值比年初还要便宜许多。
稳定了几年的华夏基金股权“盘子”，为何突然又活动起来？
年内再现股权转让
华夏基金的控股股东中信证券日前公告，收到控股子公司华夏基金现股东天津海鹏来函：
天津海鹏就其拟以4.9亿美元交易对价，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夏基金全部10%股权，向华夏基金其余股东征询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包括中信证券在内的华夏基金老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但经综合考虑，中信证券公告拟放弃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暂不考虑增持华夏基金股权。
中信证券表示，拟放弃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华夏基金的持股比例及对华夏基金的实际控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但故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两次交易估值落差近百亿
根据相关公告，天津海鹏拟协议转让的10%华夏基金股权，对价为4.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7亿元，参考6月29日汇率）。
以此估算，在本次华夏基金交易中，天津海鹏与意向受让方确定的华夏基金估值为约327亿元。
这个价格比年初万信投资受让华夏基金股权的定价，要便宜的多！
当时，万信投资拟以11.5亿加元受让华夏基金13.9%的股权（尚需监管核准），折算后万信投资和出让者对华夏基金的估值在412亿人民币以上。
以此计算，天津海鹏拟定的出让价格约为加拿大万信投资的7.9折，几个月后估值回落了近百亿。
而以去年华夏基金利润来估算，此次转让的静态市盈率仅为14倍。
这么好而且便宜的价格，确实让人“馋涎欲滴”。
一线公募价值几何？
那么一线的公募价格究竟应该价值多少呢？
根据一家大型卖方机构在今年年中的最新分析，中性假设下，公募行业的估值为20XPE。
这个分析的关键假设包括：资金流入带来的自然增长率为5%，市场变动每年5%，费率和收入结构保持稳定等，相关假设并不苛刻。
另一个细节可以佐证一线基金公司股权的“热门”程度——近年，重大的基金公司股权转让，多数是在关联人之间进行。
今年3月，国泰君安证券获准受让8%的华安基金股权，出让者是同属上海国资体系的上海工业投资（集团）公司。
今年1月，加拿大投资机构万信投资公告拟受让华夏基金13.8%股权，出让者是母公司的关联机构加拿大鲍尔集团。
而非关联人之间的转让，价格方面往往更加“可观”。
具体案例可以参考，上国投出让上投摩根股权，挂牌底价明显高于当时的20倍市盈率。
也因此，当本轮华夏基金的股权出现14倍市盈率的转让“低价”后，老股东没有出手接盘，确实颇令人好奇。
股权变动从来“火花四溅”
虽然已经多年未有股权实质性变动，但历史上，华夏基金的股权一旦出现在市场上，每次都“火花四溅”。
出让者是满腹“故事”，接盘者亦多的实力深厚的“名门大族”机构。
一句话，仅仅有钱，是远不足以成为一线公募机构的股东的。
华夏基金成立于1998年4月9日，是国内最早成立的“老五家”公募基金公司之一，看这成立年份，也可以想见当年股东的身份“一时荣耀”。
华夏基金早期的股东足足有六家，牵头者华夏证券独掌30%，其余五家机构华泰证券、兴业证券、北京证券、西南证券、中科信分享其剩余股份。
华夏证券体系内的当时的“少壮派”范勇宏出任公司首任总经理，华夏证券时任董事长邵淳出任基金公司董事长。
此后，中国证券业进入行业性低迷，并由此引发了史称“券商综合治理”的行业整合。
在这场大变革中，华夏证券最终“消失”，它持有的华夏基金股权成为了各路实力机构的争夺对象。
2003年，在地方意志的强烈主导下，华夏基金的股权形成了新的股权架构，西南证券持股35.725%，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股35.725%，北京证券持股25%，科技证券持股3.55%。
这种相对分散的持股成为华夏基金其时高速发展的股权背景。
但这种结构也不是稳态。随着地方资本的萌生退意，各方实力机构又进入了新的一轮股权争夺，外资、民资、国资、金融机构纷纷粉墨登场，争抢华夏基金的股权。
2007年，经历长期的争夺，各路势力的持续角力后，中信证券入场受让了其余机构所有股份，成为华夏基金的百分百大股东。
2009年6月，华夏基金吸收合并中信基金，公募业内迄今唯一一次行业内机构合并就此完成。
虽然股权已经花落中信证券，但各方的角力继续，且愈演愈烈，这最终导致了华夏基金一系列变故发生。
2011年，中信证券将持有的51%华夏基金股权分成5份挂牌出让，各路“神仙”纷至沓来，掀起了又一轮股权竞逐。
最终，南方工业、山东农开、加拿大鲍尔集团、山东海丰、无锡国联于2011年末各自出资受让股份。中信证券仍然以持股49%维持华夏基金第一大股东身份。
其后，2012年王亚伟离职，2013年范勇宏、刘文动离职，2014年滕天鸣离职。初代华夏菁英大批离任。
接盘者从来不“轻松”
在2011年，初步形成华夏基金如今的“一控多参”格局后，华夏基金的股权继续变动。
2013年，无锡国联退出华夏基金，其的持股股权又由中信证券几乎原价“回购”。
2016年，山东农投和南方工业向外资万信投资出让了全部或部分股权。
在这前后，山东海丰则“变身”为青岛海鹏，日后又变身为天津海鹏，后者成为了如今最新一轮华夏基金股权的出让者。
当年10%的华夏基金股权价值约16亿，如今的出让价为30多亿，这笔投资海鹏究竟是否满意也颇令人好奇。
与此同时，华夏基金的管理班子也经历了数次更迭。
2014年，滕天鸣离任当年，监管机构工作经历的汤晓东加盟华夏基金成为督察长，2015年，他成为了华夏基金又一任总经理。
汤晓东在华夏基金4年，为华夏进一步拓展了养老、指数等业务线，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2018年，汤晓东离职奔赴广发证券，一年后又加盟贝莱德。
在汤晓东出任华夏基金总经理当年，一位女士李一梅成为公司分管市场副总经理，汤晓东离任后，她出任华夏基金总经理至今。
过去24年，华夏基金的股权变动从来“牵扯人心”，虽然它绝非业内最“激烈”，也不是最“戏剧性”的，但它确有相当的代表性。那些显露在幕前和隐身在幕后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折射着行业24年的生态进化与人心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