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复杂的金融迷宫里，“环境友好”正在被要求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尺规。
一边是追逐盈利的内在诉求，一边是政策驱动的绿色指引，银行业又会如何做好协调，算一笔绿账？
2022年6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下称《指引》），业内广泛认为，这是继2012年2月24日原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的一次升级。
现在，这项十年磨一剑的绿色信贷政策刚好“满月”，成为观察和预判落地效果的契机之一。
踌躇中的进化
早在2007年，原国家环保局、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中就首次提出了绿色信贷。
但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大背景，来自顶层的声音似乎更像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倡议。
到了2010年，或许是为了加强“倡议”的严肃性，中国人民银行和原银监会追加了政策，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试图为减少环境不友好的信贷投比戴上时间的紧箍咒。
尽管当时将2010 年 6 月底作为落后产能项目贷款排查的最后期限，并且规定银行不得对建设落后产能新增贷款，“两高一剩”（“两高”指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的行业；“一剩”即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额依然非降反升，政策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出台。较之以前的两个文件，这次是首度对银行的授信提出了更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比如要求银行制定专门的授信指引，将环境和社会表现不合规的客户剔除授信名单，设置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关卡，出现重大风险隐患的客户业应该中止甚至终止信贷资金的拨付等。
此次政策上的“进化”终于形成了具有约束力的管理办法的雏形。截至2021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比上年末高12.7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1.7个百分点，全年增加了3.86万亿元。
社会大环境忽然的加速节点则出现在2019年。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就通过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印发者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这份《意见》明确要求，到 2022 年基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科技发展的需要资金的大力支持，2022年的《指引》成了呼应了上述体系的金融里程碑。
绿色信贷政策是要求金融机构在发放信贷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贷款企业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实现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从本质上看是在要求银行充分考虑环境风险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绿天鹅和灰犀牛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对华尔街见闻分析，气候相关资产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性变化的风险敞口。
“如果全球温升，青藏高原的建设和投资成本可能要翻一番，这是来自环境的物理影响，更大的风险来自于政策变化，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技术进步、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将会使得大量高碳资产未来可能面临变成估值下降的搁置资产的风险。”柴麒敏如是说。
在他看来，盈利能力回报率会下降，若金融机构为这些资产提供长期融资，可能会形成大规模坏账，“国际清算银行把这种风险敞口叫做绿天鹅，我们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把它叫做灰犀牛。”
华尔街见闻从一位参与财经委调研的资深人士处了解到，银行在贷款时面临的环境风险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环境问题带来法律责任风险；
二是违约风险，贷款企业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或环境规制严格造成的监管成本上升，可能出现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的风险；
“第三就是声誉风险，银行有可能因为授信企业发生环境事故而损害到自身的声誉。从安全盈利和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环境风险已经成为银行需要综合考量风险因素。”上述人士对华尔街见闻强调。
“满月”以后
上个月初发布的《指引》体现出来自金融顶层设计的决心。
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殷红对华尔街见闻表示，这份《指引》是绿色金融发展新的一个引领性文件，和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并对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个是范围更广，以前主要是针对银行业的信贷业务，这次是扩展到了整个银行和保险业的相关金融业务；二是明确提出了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指引开篇的5条原则中有两条里面提到了五次环境、社会与治理，将ESG原则引入绿色金融理念和管理流程，奠定了ESG理念、风险识别与管理成为《指引》主线。后面的章节又从组织管理、政策制度、能力建设、投资流程管理和内控等方面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殷红还告诉华尔街见闻，《指引》在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方面的要求比较细致，包括创新风险管理的方法工具、ESG评估和分类等等。
“比如说对于重大风险，《指引》要求有名单制管理，要有预案和风险缓释，建立申诉机制等等。”
根据她的预判，尽管现在还仅仅是一个指引，日后会纳入银行内部自评价的体系。“银行会对照《指引》要求逐一落实。”
华尔街见闻获悉，随着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实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审计已从自愿性行为转变为强制性要求,而银行作为具有特殊监管要求的行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审计的要求也更为严格。
“接下来银行将在现有绿色金融体系架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流程，根据《指引》相关要求，进一步明确流程各环节的职责，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风险因素纳入审查、审批合同、签订资金拨付和管理各个环节。”殷红解释道。
成本与收益
然而，严格的环保审查背后无法忽视对商业银行成本的消耗。
从短期看，绿色信贷政策确实会增加一系列成本，这也成了之前掣肘政策落地效果的核心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风控人士对华尔街见闻坦言，即便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尚未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还无法为其他商业银行树立标杆。
“严格的环保达标审核和环境风险甄别本身就会提高贷前评估的成本，银行不仅需要开发相关的风险管理模块，还需要培训内部人员或者外聘第三方环评机构对贷款项目环境和社会问题进行识别。”该人士表示。
“这种调整还会影响到贷中和贷后环节，比如说绿色信贷项目回收周期较长，需要额外监测环境风险变化与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情况，所以会提高商业银行贷后监督成本。”
另有观点对华尔街见闻表示，这还不包括项目融资潜在客户流失造成的机会成本，“有些‘两高一剩’企业的短期显性利润比较高，客户比较稳定。”
在过去很多年，大型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执行效果相对要更好一些，也回应了这种对商业成本敏感度的不同。
不过，从长期来看，绿色信贷规模的逐步扩大势必减小单位成本，银行声誉机制带来的正效应也会逐步凸显，上述成本方面的负向波动仅仅是阵痛。
银行信贷决策的真正挑战也许在于信息尚不对称。
环境信息本身不仅专业，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银行作为债权人其实是处于信息的劣势地位，往往很难确切掌握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
绿色信贷，不只是一道金融题，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和评估标准恐怕还是建构其上的元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