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媛敲完报告的最后一个字，合上电脑，用“认可意愿”、“实际行动还显迟缓”这样的关键短语概述自己观察和评估的对象：国内头部的15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在气候方面的真实表现。
她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过去一年多，在参考国内和国际通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气候相关风险治理”和“实际气候行动”两个主题出发，尽力为这些公募基金公司的“绿化程度”打分。
“2021年初，我们关注到很多企业背后有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投资，于是意识到这些机构的资金支持、与企业的直接沟通对于中国实体行业企业应对气候变化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袁媛告诉华尔街见闻，可以撬动资金加速绿色转型，是这份于8月2日刚刚发布的《中国资产管理机构气候表现研究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当初立项的原因之一。
而吸引该国际组织介入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现有监管的思路。相比国内顶层设计针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债券等方面的措施不断，对公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产品的绿色监管还留有不窄的缝隙。
在ESG投资、责任投资的热潮之中，NGO更需要发挥监督作用，以冷静的态度分析公募基金管理行业是否可能存在“洗绿”风险。让“光”透过缝隙照进来，是《报告》积极回应这个问题的深层动机。
意愿
《报告》的评估对象均属于注册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在中国同行业公司中名列前茅。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信息，15家公司大部分机构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和/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管理机构。
“由于养老基金的长期属性和社会责任属性，为了履行其受托责任，养老基金必须充分考虑和管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而且在公共政策参与和资本市场脱碳向低碳经济转变中可以发挥作用。“袁媛如是说。
从直观感受来说，她觉得这些机构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低碳意愿，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纷纷自愿加入了一些国际倡议组织，比如UN PRI。UN PRI即“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是联合国支持的国际投资者网络。
一位熟悉PRI运营规则的业内人士告诉华尔街见闻，国内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是以投资管理人的类别签署。在内地107家签署方中，有78家属此类别。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PRI需要支付经济成本。PRI官网显示，一家资产管理规模大于500亿美元的机构现在的会费是14222英镑/年。
袁媛在梳理披露了相关信息的机构，还发现12家基金已经建立了ESG投资方法流程、数据库和评估工具指标等，并在构建投资组合时采用了一系列责任投资的策略，比如负面剔除、正面筛选、ESG 整合、主动沟通等，也可以算作积极意愿的体现。
“具体来看，目前有13家公司初步建立了基于ESG概念的内部治理架构，如董事会、高管层和专业团队等不同层级在ESG 方面的职责分工等，有5家在董事会、高管层和专业团队三个层级上都有相应分工、指责、流程方面的说明。”她对华尔街见闻解释道。
红榜
横向比较，这位报告撰写者眼中有几家可圈可点的资管机构。其中，华夏承诺2025年前完成投资组合碳排放方面的测算工作及目标设定，可以视作对碳足迹信息披露的重视。
而银华在主动管理的责任投资策略方面做得相对其他同行更好，制定并公布了专门的政策文件，以规范和引导其与被投资企业沟通及行使投票权的行为和流程。
此外，南方基金和汇添富基金发布了独立的 ESG 或社会责任报告（母 公司发布的报告不在计算在内），华夏基金、银华基金和博时基金则发布了责任投资政策文件。
“社会责任投资、ESG等相关概念是从国外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开始实践的，国外机构在这个议题上有着更长的发展时间和过程,中国金融机构对此的研究探索相对晚进，从评估结果来看，意愿层面还是有一定体现的，也可以看到资管机构未来做好这些工作的潜力。”袁媛表示。
但她同时也坦述，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战略、在义务层面做出改变等行动肯定需要知识积累和实际人力财力成本的投入，“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机构仍然抱有比较传统的观念，谋求短期利益，忽视了气候变化必将带来的长期不确定的系统性风险。”
华尔街见闻注意到，很多全球头部金融机构已经开展了全范围的碳核算工作。截止2022年5月底，已有273个签署方加入了“净零资产管理倡议”（Net-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承诺将于2050年前实现资产组合的净零排放，但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大陆地区的资管机构加入。
缺口
“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即使是最基本的信息披露质量也不够好，”在回忆耗时一年的研究过程时，她告诉华尔街见闻，“这就导致收集到的公开信息质量不够高， 原本设想的很多采用国际通用方法的量化分析也是无法实现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准确、真实和公平核算是评估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起点和前提。投融资活动的碳排放测算结果可以成为金融机构进行气候情景分析、设定气候相关目标、落实行动和信息披露的基础。
然而，15家资管公司都没有对GHG protocol范围三中与投融资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测算并披露数据，仅有华夏基金披露了部分范围三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范围也局限于员工差旅、废弃物处理和用水相关的碳排放。
披露范围一和二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也仅有南方基金、海富通基金和广发基金三家。
袁媛解读称，如果资管公司不能衡量和披露其投资组合的气候影响，很难了解其投资组合中的哪些部分正在推动减排、应该优先考虑哪些资产的气候风险，进而无法规划其长期低碳转型战略。
在15家公司中，还有11家公司均未披露“气候风险的实际和潜在影响”指标下的任何内容，剩余 4 家已披露的资管公司也仅采用了十分模糊笼统的语言，信息质量较低。
“整体来看，资管机构极度缺乏对气候相关风险影响的定量描述。”袁媛坦言，按照打分指标的描述，比较理想的情况下需要包括识别出的可能产生重大财务影响的气候风险类型（比如分部门或分地域的短、中、长期风险，以及对短中长期范围的定义描述、区分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类型等信息)，气候相关风险将如何影响业务、战略、财务规划，以及基于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等方法的风险量化分析结果。
“这意味着目前金融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可能存在缺口。”
责任
国内公募基金的行动或许应该策马扬鞭。根据 2022 年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Report），环境风险是对世界最严重的5个长期威胁，也是对人类和地球最具潜在破坏性的威胁，其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风险最为严重。
全球已经没有任何角落可以幸免于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在 2019 年正式提出，气候变化风险已成为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照全球头部金融机构，国内对可持续投资和投资组合净零排放的承诺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而这种空间也许可以依据《报告》设计的两个维度来跟踪：“气候相关风险治理”和“实际气候行动”。
前者是从气候风险治理结构、管理方法及实际影响三个方面评估资管公司对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的认知理解和信息披露现状，主要参考了 TCFD《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实施建议》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首个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行业推荐性标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后者则是从设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实施执行计划、监测追踪进度、披露沟通等六个维度评估资管公司在将气候问题纳入公司决策运营和投资活动方面的实际行动进展，参考了“2度投资倡议”(2DII) 的金融机构气候影响管理系统 (CIMS)，以及欧盟委员会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工具――生态管理和审计计划(The EU 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EMAS) 。
“最初设计两大主题和具体指标的考量是通过对比公司自主发布的非财务信息（通过ESG、CSR报告等）和我们认为真正重要的信息（气候目标及行动计划、投资组合和产品层面的相关财务信息）来研究资管机构在可持续投资议题上是否存在‘洗绿’问题的。”袁媛对华尔街见闻解释道，“结果显示，在责任投资或ESG报告中披露较多内容的公司，不见得在落实这些理念概念方面做得很好，导致同一公司两个主题得分差异较大。”
完成了《报告》的袁媛对华尔街见闻总结，近年来尽管金融机构在长期气候目标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雄心，但在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上，金融机构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分析的重要问题。
她也强调，希望《报告》可以呼吁更多针对性的政策的落地，“可能因为国内债务投融资的比例比较高，对于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层面的投资使用绿债标准或者气候债券标准来引导监管更合适。在政策方面目前还没有兼顾公募基金，但实际上，企业的业务构成更复杂多样，比如汽车企业可能同时有燃油车和电动车业务，判断公司是不是‘绿色’难度更大，如果从基金产品层面看，就需要披露更多信息，比如标的信息、持股比例、产品收益、产品环境气候影响等，如此才能帮助判断基金产品是否真的‘绿’。”
